1984年，我初中即将毕业时读到陈桥驿《绍兴史话》，对文史产生了兴趣，至今不辍。《浙江日报》2007年1月18日“凡人记录”报道《我白天换煤气晚上攻文史》，我一直以此种方式工作、学习与生活，不时有“豆腐干”见诸报端。独立承担《绍兴县志（1990-2013）》丛录中《明清绍兴科名录》课题，成稿10万余字。从2018年始，三次参加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回顾治学历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我的良师益友。
在农村，逢红白喜事请大厨，厨师不仅仅开菜单，还会亲自去选购食材，这样才会做出可口的大餐。撰写文史类文章，除了要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还要学会寻找史料、鉴别史料、利用史料的本领。我曾“啃读”何忠礼著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尝到不少甜头，略举数例如下。
《史料的检索和利用》一章中讲到“阅读史书是寻找史料的基础”。
我家附近的羊山，将是2022年杭州亚运会攀岩比赛场地，我欲探索羊山因何成此残山剩水，于是从《清实录》、雍正朝《浙江通志》等多种地方志及谱牒中挖掘史料，得知大量石材之去向，而后撰就《羊山与钱塘江海塘》。
高铁绍兴北站南广场有一个明代进士第牌坊，险遭拆毁，这与一直不见研究成果来证明其历史价值有关。我曾撰《维护国家“风宪”的历史遗存——西湾进士第牌坊及其主人陈毂》一文，考证出：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陈毂是其主人，初为庐陵县丞，擢监察御史。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宪宗去世，孝宗即位，改元弘治。孝宗继承的政治遗产，是大批恃宠骄纵的宦官和奸佞，决意清除这些人作为首务。《明孝宗实录》录存有陈毂的奏疏，弹劾、控告奸臣们诸多不法情状，孝宗即下强硬措施，局势转危为安，政治清明。为褒奖陈毂，朝廷于弘治二年（1489）建进士第牌坊并赐“内台风纪”匾。此文发表在2018年《越社》杂志后，得到市领导的重视，认为此坊有廉政教育意义，它因此得以保留。
《鉴别史料，正其讹误》一章强调“尽可能引用第一手史料”。柯桥古镇昔有古刹灵秘院，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易名为融光寺，但素无寺名含义之解释。我一路追踪，在浙江图书馆特藏部得见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山阴人祁熊佳所撰《融光寺修钟楼募疏》有言“镇有寺，旧额‘灵秘’，正统间侍郎王祐请敕大内，适日光映御袖，赐名‘融光’。”我戴白手套、用铅笔抄录此珍贵史料，庆幸之情，无以言表。市区道路桥梁名前缀以“官渡”讹误久矣，然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记载“官渎，勾践工官也”，系越国造船业的工场。于是，我撰文《“官渡”大桥还是“官渎”大桥》投以媒体以正视听，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桥名终得拨乱反正恢复为“官渎”。
《应用避讳学知识以正误》一章为我编纂《明清绍兴科名录》提供可靠依据。中华书局1999年版《绍兴县志》进士名录中诸如“张以宏”“沈宏道”“何宏仁”“任宏业”等等，实为避清乾隆帝弘历名而所改，当今书写古代人名，不必再避讳，应回归历史本来的面目，皆改回“弘”字。
后来，我从报上获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作者、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忠礼（1938年生）是绍兴人，原在绍兴第二中学教书，“想多读点书”，于40岁的“高龄”时考上研究生，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徐规教授，后留校任教，从事宋史、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史，以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规先生希望何忠礼能给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课程，因这门课已长期无人讲授了，“它能让人掌握寻找史料、鉴别史料的本领。”何忠礼知难而上写出专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许多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访谈录”中，何忠礼谈到导师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不要追求名利，不要写违心之作，不要写趋势的文章。”又说：“他非常强调考证，这对我影响很大。”“强调考证”也深深影响着我的治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增订本，我立即购藏，继续研读。
也许冥冥中的缘分，领我进入史学殿堂的陈桥驿教授，让我学步史坛的“法宝”《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著者何忠礼教授，均是绍兴人并执教浙江大学。“鉴湖越台名士乡”，名不虚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