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绍兴府山阴城里出了两位家弦户诵的“传奇”式人物：一位是全能“圣人”王阳明，一位是狂狷“畸人”徐渭。
前者，不仅以其震耳发聩的“心学”开创了儒学新天地，而且，这位文弱书生抚南赣兵事，擒宁王宸濠，征西南边夷……以从未打过败仗的“儒将”风范而威震朝野。其文治武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三不朽”之典范。而后者，是水墨大写意花卉画的开山鼻祖，是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与解缙、杨慎并称“明朝三才子”。他的诗文、书画、戏曲成就不同凡响。
刘孟达
一
这位晚年自称“畸人”的徐渭，曾经为自己编撰过一部卓诡不伦的年谱，叫《畸谱》。他七十岁生日时，在《答沈嘉则二首次韵》中又有“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的诗句。“畸”即不规则的耕地；“畸人”语出《庄子·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郭象注曰“方外而不耦（偶）于俗者”，司马彪云“不耦（偶）也，不（偶）于人，谓阕于礼教也。”说白了，“畸人”是指那些特立独行、不拘礼教却能“顺天道合自然”的人。正如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所说“疏纵不为儒缚”。
如果说徐渭生平境遇之坎坷和艺术成就之奇绝，在明代文坛上的确是无出其右的。再则，徐渭命运多蹇，其身世也不同寻常。他是其父亲小老婆苗氏的丫环所生。出生不到一百天，他父亲就抛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作为比庶出还庶出的徐渭，却偏偏是个天纵奇才，四岁能送客，九岁擅为文，是亲邻街坊眼中的“神童”。自幼受到歧视颇感屈辱，使他逐渐养成了狂傲不羁的古怪性格。无论是入幕之宾还是白丁布衣，这位“畸人”都会表现出绝对的自尊，乃至佯狂以处。于是，身后留给民间的，是他背时乖俗、不拘礼法和诡异怪诞的“畸人”之形象。
徐渭与王阳明这两位生活在差不多年代的绍兴人，是否有过交集？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两人相隔不过七八里地，但他俩却“擦肩而过”，一生无缘谋面。据《徐渭年谱》载，正德十六年（1521），徐渭出生的时候，年近半百的王阳明刚刚结束了刀光剑影的“宁藩之乱”，度过了吞声饮气的“忠泰之难”。这段艰难时日，令他身心俱疲。于是，就在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即位之际，王阳明以照顾体弱多病的老父为由，上书请归，幸得恩准。而此时的徐渭，还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等到徐渭稍大些时，二十多岁就患有“咯血病”（肺结核）的王阳明则步入了人生暮年。
嘉靖七年（1529）初冬的某一天，57岁的王阳明在远征西南边陲凯旋之后，拖着孱弱的病体跋涉在北归的旅途。当船行至江西南安府青龙浦时，病情急剧恶化，心力交瘁的王阳明在弥留之际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最后遗言，溘然而逝。江西赣州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成了他生命的最后驿站。那一年，徐渭刚满8岁，正在跟着陆文望先生识字读文，稍解经义。也许，从那时起，两位未曾谋面、阴阳相隔的“奇人”，却已心照神交。往后，常以“王学传人”自居的徐渭好像一直生活在王阳明身后的光环里。只要打开《徐渭集》，就会发现，在字行里、纸墨间，无不浸润着徐渭对“先哲”王阳明的敬仰之情。
从徐渭的师承谱系看，徐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在《畸谱》中列为“师类”的人物，一共有五位：季本、王畿、萧鸣凤、钱鲠和唐顺之。前三位，均为心学传人。其中，对徐渭个性及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季本。据徐渭《畸谱·纪师》记载：“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师事季先生。”“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那年，徐渭27岁拜季本为师，即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位“季先生”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徐渭在《师长沙公行状》中云：“先生于渭，悯其志，启其蒙，而悲其直道而不遇，若有取其人者。而诸子又谓渭之为人，颇亦为先生所知也。”足见徐渭对这位“季先生”的推崇和感念。
另一位与徐渭有着特殊关系的“王学门人”便是萧鸣凤。萧鸣凤是徐渭的表姐夫。据《明史》及《王阳明年谱》记载，萧鸣凤15岁时，便“从守仁游”。萧鸣凤17岁时，举浙江乡试解元，后考中进士。他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是一位以学行闻名的“铁笔御史”。在广东学政任上，因愤挞肇庆知府郑璋而被降级调离,之后不再担任官职。归越后，家徒四壁，只好结庐于瓜渚湖畔，隐居庄园40余年。后举家迁至祖居地柳溪(今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柳家村)。有人考证，《金瓶梅》里许多写人叙事的背景都是萧氏的居住地，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是萧鸣凤。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逻辑推演，不作定论。话说当年，回归故里的萧鸣凤初见聪颖伶俐的徐渭，便介绍好友、辞官归乡的汪应轸给徐渭当老师，教授徐渭作“举业”之文。尔后，在帮助徐渭入县学以及营救背负杀妻案的徐渭出狱等事件中，萧鸣凤真可谓是对徐渭恩重如山的“贵人”。
如果打开徐渭的朋友圈，还会发现，徐渭与王阳明的两位高足王畿（号龙溪）和钱德洪（号绪山）交往也很密切。钱、王都是王阳明晚年居越讲学左膀右臂的“教授师”，深受先生器重。先说王畿，他与徐渭是同乡，也是亲戚——王为徐的远房表兄，两人相差二十三岁，志同道合，交往频繁。在《畸谱》中，徐渭把王畿归入“师类”，并尊称他为“龙溪师”，足见他对王畿的敬重和钦佩。他在《答龙溪师书》《送王先生云迈全椒》《洗心亭》《次王先生偈四首》《继溪篇》等诗文中，对“龙溪之学”大为点赞。徐渭在《继溪篇》中有诗云：“龙溪吾师继溪子，点也之狂师所喜。自家溪畔有波澜，不用远寻濂洛水”，诗中以“濂洛水”暗指程朱理学，“自家溪畔”暗指阳明心学，两种学说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一目了然。王畿也非常欣赏徐渭“点也之狂”的狂狷气派，这与他所宣扬的“天机自然”的学说不谋而合，对成年后的徐渭为了抒发“真我”所表现出来的或抑或扬、或张或显，以及肆意地宣泄、愤懑地控诉、真情地赞美、辛辣地讽刺，具有一定的催化和助推作用。徐渭与钱德洪是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徐渭在《送钱君绪山》中有“文成旧发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线悬”的诗句，对钱氏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看来，钱德洪是王门诸子中最能够严守阳明心学真传的人物，身担赓续“文成”“道脉”之重任。
不仅如此，徐渭在对钱、王两位心学“大咖”的博学精深而心悦诚服的同时，对他们为阳明心学抱诚守真、舍己芸人的高尚品质，更是景仰不已。
三
有人说，徐渭一辈子践行着作为一个彻底的阳明心学信奉者的坚定信仰。我深以为然。
徐渭出生之时，王阳明正居越讲学。而此时，阳明心学已日臻圆熟且在大半个中国呈现如火燎原、蒸蒸日上之势。徐渭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到岁齿渐长、拜师求学，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在把王阳明当作神一样供奉着的山阴城，真可谓满城尽是“王”金甲。在这样的氛围下，徐渭对王阳明及其所创立的心学，自然是崇敬之极。
记得徐渭在《送王新建赴召序》中，说过：“孔子以圣道师天下……周公以圣道相天下……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之道也。”在这里，徐渭把阳明心学上升到“圣学”的高度，并且把王阳明和孔子、周公相提并论，足见王阳明在他心目中的尊贵。有一次，当徐渭游览王阳明赴谪时所投寓居时，逸兴遄飞，即兴赋诗一首，叫《水帘洞》，诗中有“投荒犹自闻先哲，避迹来从此地居”之句，把王阳明称为“先哲”，说明徐渭认为王阳明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有独冠千秋的魅力。
也许，出于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加之爱屋及乌的晕轮效应，徐渭对王阳明的嗣子王正亿特别轸恤和顾念。王正亿是王阳明的遗孤，系晚年王阳明与侧室张氏所生，比徐渭小5岁。自幼因其父被朝廷“停爵禁学”而遭受磨难，其学问也极为平庸。即便如此，他的头上毕竟顶着王阳明亲生儿子的光环，况且，在王阳明去世39年之后（1568），隆庆帝为王阳明平反昭雪，让已过不惑之年的王正亿世袭新建伯爵位，世称“王新建”。徐渭在入狱之前，与王正亿有过一些来往。在《送新建赴召序》中，他以“我阳明先生”及“吾党”而称，表达了对王守仁的崇敬之情。徐渭还为王正亿写过一首七律诗《送王君入监读书》，诗云：“绣裳赤舄事征东，麟阁曾经论武功。圣主何心收印绶，遗孤今日大山中。过辞家庙貂蝉在，独上关河雨雪融。寄语伯禽多自爱，成王原不忘周公。”其中“寄语伯禽多自爱，成王原不忘周公”之句，表达了徐渭作为“长者”对王正亿的真切关爱。
不过，正因为阳明心学所倡导的个人自由意志和人的自我尊严，恰好与卓尔不群的徐渭对现实愤懑不平的叛逆个性高度契合，才使他终生成为阳明心学的铁杆“死粉”。当然，“圣人”也好，“畸人”也罢，五百多年前山阴城里的那两位“奇人”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然而，在时光的苍茫里，他们俩的心照神交却终将生生不息，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