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换糖咧！”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以红糖换取鸡毛等废品获取微利——这就是浙商的最初形象。
斗转星移，当“鸡毛换糖”换来连续3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当美轮美奂的西湖引得“G20峰会”嘉宾流连忘返；当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共同期待“中国方案”时……对浙江这块神奇的土地，人们更是平添了一份敬重和关注。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结束之际，对“浙江精神”的概括，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面貌发生巨变的真正动因！
不空谈，不浮夸，由里往外一起美
浙江，“块阜之山，营宇狭小”——是国土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满打满算，土地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1%，且“七山一水两分田”。
矿藏资源更是乏善可陈：缺油少煤，主要生产资料95%以上靠外来输入。新中国成立后，海防前线这一区位，又让国家投资远远绕开浙江……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压倒浙江人——对于不屈者来讲，困厄，是催人奋进的硎石。改革开放以来，凭着“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浙江人勇立时代潮头。
“义利并重、工商皆本”是浙江的“文化基因”——这一基因，让浙江人“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
凭着实干，浙江“无中生有”：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余姚不产塑料，却有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位于山旮旯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既不靠沿海，又非交通枢纽，却成了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批发市场，经销170多万种商品……
再看，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这些昔日的泥腿子，成了国内、甚至国际商海中威风八面的商界大亨。2016年8月25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发布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134家民营企业入围——这也是浙江连续18年名列第一。
不独耕耘故土，还有640多万浙江人在省外创业，“无浙不成商”“无浙不成市”成为新时期的流行语。以安徽、江西两省为例，浙江商人投资额占这两省吸引内资额的35%—40%。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经营的专业市场多达3000多家。
10多年以来，浙江更是进入了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忘不了推动这一发展的“顶层设计”——“八八战略”。2003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举行第十一届四次全体会议总结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绿色浙江、海洋经济、文化大省、机关效能建设……
这一切，总的落脚点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健康有序发展永远成为主旋律。
政风，决定着社会风气，也决定着经济走向。人们评论浙江，最常用的词是“藏富于民”。“藏”，离不开“执政为民”的胸襟和不计个人得失的气度，离不开“低调务实”“由里往外美”的执政理念。
长期以来，GDP是否增长，是衡量干部政绩的一个硬杠杠。在任期内，如果GDP没有大的增长，想评优？想升迁？难！这样的比赛，容易带来这样的结果：为了GDP增长，有些人便把环境保护抛在了脑后。于是，尽管三令五申保护环境，小造纸、小化工仍屡禁不止；本来秀丽的山水，被开山取石弄得千疮百孔……
地处浙江西部天目山区的安吉曾是浙江20个贫困县之一。改革开放后，急于丢掉“穷帽子”的安吉，把目光转向了工业，一时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财政确实是上去了，可代价呢？青山被毁，河流被污染……痛定思痛，粗放发展的老路不能再走了！安吉县人大通过了“生态立县”的新战略，毅然关闭了33家污染企业。
安吉的努力，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视，2005年8月15日，习书记冒着酷暑来到天荒坪镇余村调研，走村串户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高兴地说，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是高明之举。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时候，要知道放弃，一定不要再去迷恋过去那种发展模式，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浙江毅然停止了GDP竞赛，卸掉“政绩枷锁”——抓GDP增长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保护生态环境，同样是硬邦邦的政绩。
“两山理论”如一支神奇的画笔将浙江山水描绘得分外妖娆！“头枕欸乃听桨声，眼观杂花盈原野”的美境又敦敦实实地回到了浙江大地。
实践证明：“两山理论”让浙江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法国酒店大亨费舍先生结束了两个多月的中国之旅。此行，他是为了考察“洋家乐”在中国的选址。回程时费舍先生感慨：“中国繁华城市到处可见。但是，最适合建‘洋家乐’的还是浙江，这儿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一点儿也不比欧洲差。”
“由里往外美”的执政理念带来的岂止是山水的变化，他让浙江的施政者始终能将创业绩与守政策、现实性与长远性、计划性与规律性完美统一。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6.1%，而浙江只有3.4%。是为了面子、先保住GDP增长，还是继续推动转型升级？
浙江没有丝毫的犹豫，省委领导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环境保护的“硬杠杠”万万不能宽，节能减排的“紧箍咒”万万不能松，困境中更要咬定转型升级！有“南方五金城”之称的诸暨市店口镇，顶着“砸了店口人饭碗”的舆论压力，毅然关停了1304只土炉；拆解业是台州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些企业在为台州制造业提供源源不断原料的同时，也产生大量的油污、废水、废气……台州坚定不移地进行了“腾笼换鸟”。
转型升级，使浙江经济“顺利突围”，完成了从贴牌生产、蜷伏于价值链底端向设计、创新的产业链高端的攀升。
实干，是人们对浙江工作的一个中肯评价。
发展同步，服务同质，城乡前行肩并肩
2016年底，浙江省领导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向全省各界征询2017年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邀请全省人民投票选出10个实事项目，优先列入2017年省政府工作报告。
向群众征询政府来年要办的十件民生实事，是浙江执政为民的“传统项目”。此举，始于2005年，迄今已坚持不懈狠抓了12年。浙江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征询群众意见，并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向群众做出承诺。
由于项目来自群众，所以，政府的施政指向深得民心。问计群众，又件件狠抓落实，政府的执政效能大大提高。
过去有句民谚：“汽车跳，浙江到。”意思是，一到浙江，道路就成了“搓板”。
而今呢，这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道路整洁宽敞，即使偏远的乡村，也实现了“三头”——公共交通到村头，硬化路面修到地头，超市开到门头。
统筹城乡发展，一直是令执政者们挠头的事。浙江10多年来，根据群众的意愿，坚持不懈地狠抓“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加大农村政策创新力度，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向农村“下沉”。
江南镇的环溪村，是桐庐县的一个普通山村。这个溪流环抱的小山村，家家门前屋后遍植荷，村周围的田里也是荷。夏秋来到这里，菡萏半开，荷叶翠盖，整个村子宛若绿海中的一叶扁舟。漫步村中，所有溪沟清水淙淙，大街小巷干干净净。
村主任周忠莲把村容村貌的改变，归功于2003年以来，省里开始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她用两段顺口溜说明了前后的变化：“以前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溪沟就是垃圾污水的家。’而现在，‘污水有了家，垃圾有人拉，室内现代化，室外四季开鲜花，溪沟清澈见底有鱼虾。’”
如何改善农村住房条件？宁波北仑区吃了“第一只螃蟹”：该区新碶街道大同村的360多户农民，一直盼望建新村盖新房。但全村农房建设分散，每户占地面积很大。要建设新村，既少资金，又盘不出新土地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区、镇、村三级协商，决定在大同村试行宅基地集约利用。通过村宅基地出让，既省出了一半的土地，农民又获得了建设资金，农民的“死资产”变成了“活财源”。建成后，大同村村民每户平均能分到两套住宅，而村民的农民身份不变、村里的福利不变、土地承包权不变、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权不变。
宽敞的村道，崭新的楼房，地处浙西南的松阳县新兴镇外孟村，与两年前相比，翻天覆地。走进村民陈孟法的家，两间三层半的楼房，每层楼的卫生间都用上了抽水马桶，每个房间都有宽带和有线电视接口。陈孟法说：“我本来住在山上的自然村，今年搬进这幢新楼房。比起老房子，那是鸟枪换炮喽。”
嘉兴，还从社会保障方面把城乡统筹推进了一步——全国最早实行了养老城乡一体化，农村居民、城市无业者等人群全部纳入保险；全国最早建立了新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全省农民中看病负担最低、医院报销最多。
到目前为止，浙江已率先在全国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和初高中毕业生接受半年到一年的免费培训政策，率先建立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如何让农村跟得上城市发展的脚步，让城乡百姓共享发展成果？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方面，浙江推出诸多创新：发展同步，服务同质，管理同化。浙江城乡前行“肩并肩”。
嘉兴新塍镇西吴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大学生村官章金金每天都很忙碌。这个农家书屋藏书1万册，依托和市图书馆联网，西吴村农家书屋的图书更新很快。“每天借书还书的有几十上百人。”章金金说。闲暇之余到家门口的图书馆坐坐，已成为浙江农村新风尚。在杭州，当李金宝走进乡图书馆，轻轻一点鼠标，就能借阅到自己心仪的图书时，他发自内心地感慨：“城乡鸿沟正在填平！”
“同人不同命，同地不同价。”这是人们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诟病。这一结构在浙江也已经被打破。2015年9月8日，浙北德清县举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拍卖会，一宗面积20亩的土地使用权成功入市交易。这是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新探索。按改革前的征用、划拨，一亩村集体建设用地价格4.5万元；拍卖后每亩57.5万元，增值10倍以上。
社会管理架构延伸向农村，让浙江农村社会管理与城市实现了“无缝对接”，管理高度和精度大大提高。
“一根水管通城乡，一路公交跑城乡。”现在的浙江大地，城乡拥有同样的自来水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垃圾处理系统、超市和网路……
行走浙江，你会发现，无论是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还是居民生活，城乡分野已很小很小……
人们这样评价浙江：“在浙江，城与乡的边界，已经很模糊。农村是城市的后花园，城市是农村的CBD。”
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两个文明一起抓
台湾编舞家、“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先生一直记得这么一幕：
2010年9月3日晚，现代舞《白蛇传》在浙江杭州柳浪闻莺公园演出。演出之前，他很担心，2万多名观众在草坪上席地而坐，散场后该会是多么狼藉？
然而，演出之后，他惊呆了：草地上干干净净，竟然不见一片纸屑！
望着井然散去的人流，这位走南闯北的艺术家连声感叹：浙江民众文明素质如此之高，太难得了！
“高”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等“八项工程”。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说：“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物质富裕了，精神更要富有。”富裕起来的浙江，时刻不忘以文化人，把物质、精神“两翼齐振”作为浙江腾飞的关键。
——“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杭州许多马路的斑马线前，都竖着一块这样的牌子。每当有行人穿过斑马线的时候，后面的汽车就会自觉排起队伍。
——解决“最后一公里交通难题”。杭州率先在国内构建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办个简便的手续，就可以免费骑上一辆公共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随意穿行。
听音乐到西城广场、看杂技到吴山广场、看越剧到运河广场……每周一次的特色文化广场活动，已经成为杭州老百姓心中的品牌。“多一个广场，少一个赌场；多看名角，少些口角。”
这样去精心播种文明，“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均在这一城市出现，你还会觉得偶然吗？
其实，“最美现象”在浙江，早已从“盆景”蔚然成为“风景”——
衢州市人民医院护士林小娟，2011年7月底在庐山景区路遇病人，看到有人跪着在做胸外心脏按压，她没有任何犹豫便迅速加入救护。路人拍摄的“最美护士”的照片一度在互联网上热传。2011年的岁末寒冬，衢州的美名更是随着三位“最美教师”的事迹传遍中国。
而在嘉兴，红船精神影响着每个人。如今，嘉兴市区平均每10名市民就有1名志愿者。“有困难，有需要，说一声，我能办的肯定想办法。”这是私营业主姜宝祥的为民承诺；“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机器，那么我们要当润滑油，降低噪声，减少磨损；如果把社会比作人的肌体，那么我们就当益母菌，帮助消化，增强食欲。”这是年过七旬的“老娘舅”杜子鑫的人生格言……
长期以来，农村一直是现代文明相对滞后的地方。如何让精神文明的撒播没有任何死角？浙江的办法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千村工程”到“培育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培育乡贤文化”，美丽乡村建设不断走向深化。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载体。浙江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方面舍得花本钱。从2013年开始，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一直是浙江省政府的头等大事。
“文化礼堂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要想在乡村生根开花，前提是立足乡土接地气。”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尊重之上的引领，应该源于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应该伴有浓浓的泥土芳香。只有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农民的思想境界才能一步步提升起来。”
目前在浙江，集教学、礼仪、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村文化礼堂已建成3447家。
杜黄新村是诸暨的一个普通乡村。在村里走一走，墙上是村民自己画的“求知若渴”“卧冰求鲤”等宣扬尊师、孝道等美德的图画；每走几步就有一幅爱护生态的小标语竖在路旁……
的确是这样：提升村民素质，根本是要“文化化人”，使得人有书卷气，村有文化味。氛围形成了，文明也就随之而来。“多少年来，农村吃瓜子抽烟，垃圾都是随地一丢。现在我们像城里人一样，瓜子皮、烟蒂头自觉放进垃圾桶！”安吉县高家堂村村民陈水木自豪地说。
攀登高峰，驾好快车，创新创业永不歇
空间的逼仄，资源的不足，促使浙江人不断地创新：最早允许农民务工经商，最早允许农民长途贩运，最早允许对农民开放城乡市场……
浙江人在经营机制方面率先创新，“最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等诸多“第一”，在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中、在温州修鞋匠走街串巷的脚步声中，悄然诞生。
面对民间的创业创新热情，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一直予以支持和保护。“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表示：我们要大力倡导求真务实之风，坚决克服“骄娇”二气，谦虚谨慎，铆足干劲，攀登高峰，驾好快车。
要驾好快车，创新须臾不能停步。
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省市县”三级模式一直为各地遵从。而浙江是全国唯一保留“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份。不断创新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最终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有了增加财政的积极性后，很多有产业基础的市县选择了“集中力量把一锅水烧开”，集一县之生产要素发展特色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占据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与此不无关系。
2008年底，浙江省第五次提出“扩权强县”。第五轮改革中，浙江再次把原来很多属于地市甚至省一级的管理权限下放给了全省所有市县，目的是加强县级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此外，浙江对义乌进行了单独试点，除了一些规划管理、资源配置等重大社会管理权限以外，义乌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所有权限，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
一架无人遥控直升机在稻田上空扶摇穿梭，机身两侧喷出的水雾绢带般飘向绿毯似的原野……孙梅金正叉着腰站在田埂上看飞机洒药，眯着眼，一脸满足。
年过花甲的他，是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尹家圩村人。这位远近闻名的庄稼好把式一家6口人种了3300亩田。
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浙江因地制宜推动了“土地流转”，目标是：农业资源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村工业向功能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
由此带来什么结果？村民周桂江正坐在门前的凉亭里歇晌。77岁的他，这样评价眼下的生活：“连我这个岁数的人，随便帮人看看厂子一天都能挣70元。加上政府每个月发的养老金，钞票多得用不完咯。”
据悉，“土地流转”，浙江已远远走在了全国前面。业界这样评价：浙江悄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第三次革命”。
要想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环境优化、执政管理水平提高，必须三位一体。“经济发展是苗，社会环境是土，执政管理水平是水。只有土肥水活，才能根深叶茂。”这是浙江的经验和做法。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人均GDP达到l000—3000美元期间，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阶段，也是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的时期。而在浙江，尽管人均GDP已率先接近3000美元，但“平安浙江”带来的是社会的和谐。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营造和谐环境是我们执政的宗旨”……枫桥镇上的这些标语是对“安全感”的最好诠释。
还在10多年前，浙江便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平安浙江”概念。省委、省政府一方面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乡镇综治工作中心为平台，推进平安工作网络向基层延伸，让综治进村居、进社区、进民企。另一方面，强化宣传教育——通过提高群众素质，让群众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自己化解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为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连续10多年，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基层乡镇长，定期约访接待群众。省里坚持常年抓“三头”不松懈：抓基层源头，抓问题苗头，抓落实领导责任制的“头头”。
“三头”齐抓，尤其是“头头”带头，“下访制度”出成效便是必然的了。群众这样评价“领导干部下访接待制度”：“干部来下访，群众少上访；下访抓‘三头’，矛盾无出头。”
在“枫桥经验”带动下，浙江各地因地制宜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温州的“综治八大员”，苍南的“五站式工作法”……这些经验，让邻里的许多矛盾始发时就被化解。
浙江民营经济占“大半江山”。新时期浙江劳动关系出现新情况：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本能在涌动；另一方面，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大多分散在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也在增强。
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浙江又是率先行动。薪酬，往往是引发劳动纠纷的主因。在各级工会的努力下，“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已在浙江全省推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
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的劳资和谐度，明显走在了前面。
治庸治懒，砥砺作风，“夜考”激发新效能
近些年，尽管浙江发展总引来人们艳羡的目光，但全省上下并没有丝毫的懈怠。人们深深知道，近年来各项改革进入攻坚期、经济步入新常态，各类“硬骨头”已越来越难啃；人们深深知道，这些成绩“天上掉不来、大风刮不来”，必须靠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铁军”带领大家干出来。
怎样锻造一支“铁军”？效能建设方面，浙江始终没有放松。
2004年，浙江就制定了“效能建设‘四条禁令’”——严禁擅离岗位、严禁网上聊天炒股、严禁中餐饮酒、严禁在办事中接受当事人宴请。之后，进一步规范机关行为：在全省乡镇以上各级机关和有行政管理职能单位开展“整风”，强化监督机制、严格考核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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