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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杰
四十年前，未来学研究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曾以一本《增长的极限》给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第一声警钟，从而掀起世界性环境保护热潮。如今，曾参与撰写《增长的极限》的挪威管理学家乔根·兰德斯带来了罗马俱乐部最新的一份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乍看书名，会以为作者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特别关注中国未来发展和走向。翻看内容之后，才会觉得这样的书名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将名字换作《2052：未来四十年的XX与世界》而不会有任何违碍。因为从全书来看，《2052》中涉及的信息容量比《增长的极限》扩张了数倍，聚合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与未来学研究者，就经济、能源、自然资源、气候、食品、城市化、养老金等问题，对未来四十年进行趋势预测。在这里，气候问题不再是讨论的核心，而只是其中的议题之一。然而，更宏大的《2052》却更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了罗马俱乐部的“将全球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理念。
正是因为“将全球看作一个整体”，所以作者要探讨的未来，绝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未来，而是全人类的未来。所以统观全书，有关中国的篇幅并非像书名那样醒目和特别，可见作者以全球视野来思考人类命运和未来发展。从所有讨论的领域那些迫在眉睫的焦虑中，似乎可以窥见对未来的严肃预判。
悲观的人喜欢回首过去，乐观的人则倾向于展望未来，不论这本书里对未来的预测是否过于乐观或悲观，在当下这一刻去思考未来，本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阅读本书的意义即在于此，作者并不想告诉读者未来四十年将会有那些具体的变化，而只是一个基于现实情况的合理畅想。是以如果将本书作为未来的“卦象”，显然有违作者意愿。正如作者所说：“但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预测。我们并没有试图告诉大家，在今后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真正能够发生些什么事情。”
在序言中，作者还专门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蛊惑性的问题：世界会崩溃吗？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短短的四十年间，我们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地球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因此，作者的基调在一开始就已奠定：他无疑坚信“增长的极限”那条隐隐约约的红线、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存在。大体而言，他的预见仍相信在很多方面会有临界点：即一旦我们越过某个极限，随之而来的就将是耗竭和崩溃。在1970年代关注“增长的极限”后，1980年代曾开始关注“极限的增长”，即相信“极限”本身并非没有弹性，一如新的石油资源不断被勘探出来。“增长的极限”所包含的系统稳定模型确实也有缺陷，它是某种不能学习、不能成长、也不能变化的静止的模型，但变化中的生命模型通常都必备有这三个复杂性。不可再生的资源或许会耗竭，但作为系统的一部分，至少应信任人类本身的学习、成长、变化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在抛出问题之后便完全站在批判者的角度置身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面对未来四十年的全人类的一分子，且提出了相当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有些看起来是相当具有戏谑意味的。作者兰德斯和他的同事们曾在《增长的极限》中，号召人类社会掀起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与人类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遥相呼应，被称为第三次革命—它就是“可持续发展”革命。到了《2052》中，兰德斯进一步将这场“革命”具体化为针对个人的“20条建议”，这些建议有些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行不悖。例如“选择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工作”、“不再相信所有的增长都是好事”等等，有些则是“趋利避害”地帮助我们规避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例如“投资那些对社会动荡不敏感的事物”、“生活在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的地方”等等。
总体来说，《2052》勾勒的那个“未来世界”并没有像罗马俱乐部惯常的那样“悲观”，作者在警示世人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其中暗藏的机会。兰德斯同样认为，未来学的预测并非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这正如兰德斯在结语中所说，“请帮助证明我的预测是错误的。我们一起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以，乔根·兰德斯2052年的预言，并不仅是一份报告，而是召唤行动。
作者简介：刘英杰，男，笔名东甫、小才，编剧，《文化收藏》副主编，博士研究生，擅长鉴藏、文史、影评、书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