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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凤
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400份，《东方杂志》征求的的问题是：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新年征梦活动反应强烈，最终有142人发表了244个梦想，其中有柳亚子、胡适、林语堂、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顾颉刚、周作人、郁达夫、杨杏佛、张申府等诸多社会名流。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以“新年特大号”的形式刊发了这些名人的新年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的新年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认为未来之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总之一句话，前途光明，美梦不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征文中说：“我梦想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后因政见不同而退党，他的梦在当时显得很大胆：“我理想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我理想的中国人都是能纯客观，都懂得唯物辩证法，并都是能实践唯物辩证法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五花八门，很有意思。作家巴金这样写道：“我有一个先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假如这就是他的梦想，那么我的也是这个。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不开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之可言。”罗文干的梦想很实在：“能戒酒，能涵养，无疾病，勿懒惰，一直到死的一天，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胡适的梦特别奇怪，他想要一个监狱，他可以在里面坐十年或十五年的牢，不许见客，没有应酬，在里面可以读书，可以借阅图书，还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每天有人督促进行体育锻炼，或者体力劳动。胡适最后说：“我想，我如果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对于1933年元旦的这次梦想征集活动，《东方杂志》编辑事后做了一个分析和统计，发现应征者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其中上海最多，有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其他内地城市很少或者没有。而应征者的性别则出乎人们的预料，男士占了大多数，有138人，女士只有4人，编辑在《读后感》中非常惋惜：“很可惜我们接的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我们相信许多太太小姐们都有一些美妙的幻想。至少女子做梦，决不少于男子，这应当是别有原因。或许女子比男子更矜持一些，不愿意把她们的神圣的秘密随便告人，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至于应征者的职业，则以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居多，其中大部分是大学教授、编辑、作家以及新闻记者，都是所谓的“文化贵族”，这些人占了总人数的75%以上。《东方杂志》在发出征梦启事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性，但征求的结果却让他们有点小小的失望——看来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连做梦的心思和条件都没有。
在当时外敌入侵、国运凋零的大背景下，这些应征者的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希望未来的国家繁荣、富强，希望人们都能在一个和平、安宁、温暖的环境中幸福生活，这也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正如《东方杂志》编辑在《读后感》所说：“这244个‘梦’，虽然不能代表4.5亿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