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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雪
北街是县城通向外境的渠道，人们若要去往远方，就要心绪复杂地踏上北街的水泥路去往汽车站和火车站。北街灰白色的路面像沉默的少年，常生出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来，街道两旁的广玉兰叶子肥厚得让人生厌。住在北街的人会感觉夏天特别长，这和一览无余的水泥街道不无关系。无遮无拦的北街，每一个行走的人都是主角，皆要承受来自街道上其他行人的目光，也要感受擦肩而过的缘分，尽管这相遇突如其来，但因为是在北街遇见，竟也生出了一种感念来。
以县城十字路口为中心，四个方向的街道就被直呼为东街，西街，北街，南街，这种漫不经心的取名方式和那些个家里叫老三，老四，老五的人一般，像是被风吹来的草籽，无所谓落在哪里，看似活得潦草，实际上却是有着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洒脱和淡然。问一个人去哪里，答曰“北街”，难道不比吐出“忠孝路”三个字来得更利落更有存在的痕迹？！
北街是整个县城最繁华的街道，电影院，文化宫，储蓄所，邮电局，公安局，法院，农机局，小学，新华书店，宾馆，连县委县政府也在北街一个深深的院落里，里面种着几十株高大参天的银杏。比起其他三个街道的人，北街的居民也显得阔大，生出的傲气常常是觉得县城有北街就可以了，而他们，也似乎不屑去往其他的街道，固守北街成了一辈子最大的满足。
北街是个庄严的地方，有一天你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不经意间就会看见法院的墙上贴着一张划有红勾的布告。那道红勾摄人心魄，雷霆万钧，胆大的人凑过去看个究竟，胆小的人缩着脖子走远了。北街只是宣告一个人的结束，但结束的地点往往会选择南街之上的下汶溪，或者西街城外的杨村，枪声从来不会传到北街来。
也有例外。一个小孩，我的同班同学，偷偷把玩在看守所工作的父亲的配枪，于除夕夜在家中将自己送离这个世界。那年新春，他的父亲既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接受来自单位的隔离审查。饮弹消逝的这名同学，曾经是个俊朗聪明的孩子，班上办灯展的时候，他把家里的灯罩反过来做了个花篮，各色皱纹纸折了花朵填充在花篮里，用一根竹棍挑着，满走廊跑。我脑海里全是这样的记忆。
北街中段有幢凹进去的建筑，楷体的“人民旅社”字样写在高大的马头墙上，尽管墙体斑驳，但丝毫不影响广告的力度，四个字大得横能挑起一担石，撇能吹起一树风，仿佛就是靠它们才撑起的这面墙。
人民旅社是县城的大使馆，门口不时有天南海北的人进进出出，装扮大体相同，白衬衫（有时是蓝衬衫），隐隐透出里面背心的轮廓，手腕上产自上海的手表记录着离家和准备归家的时间。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企业供销科的精英们，在弹丸的北街之地想着高明的对策或把钱要回去，或把货卸下来。来到这样的小县城进行生意上的对峙真是游刃有余，他们把话都往死里说，每个表情都是表白，每句话都是盟誓，一个坐落在山区里的城镇哪里抵挡得住这样狡黠，大多情况下都会宽衣解带入他帷帐。
完成任务的供销精英们会安逸地滞留一天，使命完成，剩下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于是趴在服务台鬼头鬼脑地问，这里有妹子不？
没有。“人民旅社”只有人民。老板娘织毛衣的手一刻也没停下。
北街的夜也长，是年轻人做梦的好地方。
文化宫后面有一间舞厅，天花板上挂几串廉价的塑料葡萄，几条红红绿绿的灯带一拉，置了几张卡座，就这么个简陋的地方竟是引得青年男女趋之若鹜。我的三十一步、十二步都是在那里学的。一溜排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音乐一起，全都整齐划一地跳同样的舞步，这种陌生人之间达到的高度默契，使得大家有一种莫名亢奋。
舞厅里还可以点歌，唱得最多的是“把根留住”“恋曲1990”“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段时期，台湾音乐人仿佛集体失恋，每首歌都在制造感伤。年轻人容易为赋新词强说愁，一曲唱罢，自艾自怜，又在夜市摊上喝下几瓶啤酒，愁就真来了。
愁绪笼罩的时候更需要冷静，“前生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能消散是好的，若不能，就会成为利刃。
北街斗殴事件太多……
有位姐姐，体型丰满，爱扮李铁梅一角，趴在奶奶跟前表演“痛说革命家史”，整个身形虎背熊腰容易叫人出戏，但胖铁梅唱腔婉转，一招一式认真端正，倒也叫人正视。那一年，就是这位“胖铁梅”帮人助威，跟对方口角干架，被刺要害，沉重地倒在北街的一棵玉兰树下，从此县里的人们再也听不到她唱“奶奶，你听我说”。一位小伙儿，相貌堂堂，家境殷实，却在酒酣耳热之际，与邻桌纷争，一酒瓶抡下去，把对方送到了天国，把自己送进了牢狱。
人心燥热，夏日更长。在北街，更需要静下来。
静下来的时光就很美。有一位朋友，住在北街末端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很深，曲径通幽，走了半天，出巷子，突然眼前一大片金灿灿的稻田。风从稻田里来，裹挟着泥土的气息，稻穗羞涩地低头——原来北街的秋天已经来了。
我也欢喜而羞涩地朝着他家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