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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新生
狄苹是我老婆。
我很想她。
我俩恋爱时，她16岁，我18岁。
那时，我是县剧团的穷演员，她爸爸是县汽车队的安全干事，生活富裕，衣食无忧。
很明显，我和她门不当户不对，她爸爸一直反对她和我过苦日子。狄苹很有主见，经常顶风作案，和我来往不断。时间长了，她爸爸也无可奈何，对她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那时社会上汽车很少，全县只有汽车队有客车，狄苹爸爸的职责专门处理事故，哪个司机也不敢保证在一生的驾驶中方向盘不会把偏。因此，狄苹搭顺便车比较方便。那时，我们剧团经常到江西省、福建省演出，每次出去都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时间长了，那些家属总想找机会和亲人们聚一下。狄苹还是我女朋友阶段，她居然像大嫂一样，带着剧团家属们浩浩荡荡到演出地慰问我们。由于狄苹有主见，坐汽车又方便，无论是职工，还是家属，都和她处得像朋友一般。就是团长也对她热情三分，因为，有时剧团“开把”找不到客车和货车，只要狄苹跟她爸爸说一下，汽车都会提前到达目的地。
我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但我却喜欢写剧本，当剧团演职员听说我想当剧作家，都人前人后讥讽我，挖苦我，说我文化低，就是写到头发白也不会写出一个像样的剧本，当我非常痛苦时，狄苹鼓励我，说我是写戏的“料”，日后一定是个大作家。她是高中生，写一手漂亮字，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剧本全靠人工复写。她常常利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帮我抄印剧本；我外出演出时，还帮我将剧本送到安庆地区文化局创作室。有一年，著名剧作家张亚非先生到东至县泥溪写剧本，狄苹将我创作的《夫人误》请张老修改。张老感动了，把自己的剧本丢到一边，专心地修改《夫人误》，这事被时任安庆地区文化局局长方博闻知道了，在一次创作会上说：“日后邓新生的剧本获奖了，地区文化局也要给狄苹发一个‘夫人误’。”结婚后，剧团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狄苹也拿不到全工资。一年后，添丁加口，我们没钱给儿子买奶粉。儿子上幼儿园了，许多同事都住上了三室一厅的房子，而我们仍然住在16平米的单间里，吃喝拉撒都不方便，生活向我拉响了警报，我不得不到处接活儿。那时，许多效益好的单位，钱用不了，就想用剩余的钱自娱自乐一下。于是，银行、学校，这个局，那个局纷纷请我给他们写小品、小戏，他们用这些节目参加本系统文艺汇演。给我稿费三百元五百元不等。这些钱虽然不多，但解决了我的一些实际困难。狄苹知道我不愿意写这些戏，因为这些戏一味说好。没有矛盾，不艺术，千篇一律。只是为了钱，才接这些活儿。狄苹下定决心，随着南下大军到广州打工去了。
狄苹在东莞一家纺织厂当仓库保管员，她不懂纺织，但她聪明、刻苦，哪个有技术就向哪个学习，她大气，将工资一分不剩地请这方面的专家喝茶。从不同的线纱入手，再去认识成品牛仔布的“三片”、“四片”，一年下来，她居然成了纺织牛仔布的专家。有一次，布行送纱到纺织厂，出布时，狄苹算出少出两万码布，于是，她找到了厂长，厂长在一角落里发现还有几吨纱没有上机。时间长了，狄苹出名了，她当上了主管。有位女老板竟聘她当厂长，工资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生活走上了正轨，狄苹就叫我写想写的剧本，并提醒我，不要成天想着写剧本赚钱。在我家，我和她角色互换，她是丈夫，我是老婆。只要有时间，她都开车带我到处见世面，她说，创作人员要多见世面，下笔才有情节。后来，她生病了，我到广州服侍她，她知道我心在安庆，并丢不掉黄梅戏剧本，她说：“我已经生病了，你可不能为我耽误了事业。你还是到安庆写剧本吧。”在她的坚持下，我大多住在安庆，写了很多反映时代变化的小戏。去年三月，当我在石牌普济村写《扶贫记》时，接到儿子电话，说他妈妈又住院了。在我服侍她时，她经常问我创作情况，并叫我不要悲伤，要劳逸结合，写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作品。
我和狄苹从谈恋爱到她去世，整整40年，这40年也是创作剧本的40年。后来养成了习惯，有她在身边我写剧本就顺畅，就是我在安庆，她在广州，相隔千里，在写作途中我也和她通电话，讲笑话。如今她走了，我还能写剧本吗？由于天天想她，我天天都梦见她。前几天，一个老爷爷100岁日子，我要为他写个小品做百岁大寿。面对老寿星，我幻想，要是狄苹能活100岁多好啊。我心情愉悦，只一个晚上就圆满画上句号。
我想老婆。
想到她我就有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