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后，新型城市化概念也随之出现，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也就纳入政府的决策议程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但是近十年来，什么是新型城市化道路，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严格讲来并没有搞清楚，而城市化在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了不少问题，也就很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新型城市化，中国应走什么样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本文先引入了区域“城市性”新概念，对这个问题试作探讨。
一、区城的“城市性”:城市化涵义的新认识
我们知道，在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地表空间，总是存在着乡村和城市两大空间聚落，乡村与城市的特征完全不同，因而形成了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我们把乡村的综合特征概括为“乡村性”，城市的综合特征概括为“城市性”。城市是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高集聚地，城市在发展中既会不断提升自身的“城市性”程度，又会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农村地区会逐步退化“乡村性”、生长“城市性”。这样，整个区域就会具有“城市性”，城乡差距会逐步缩小，“二元”结构也会逐步消解。显然，“城市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以认为，所谓区域的“城市性”，是表示一个区域在发展中形成的综合特征巳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制度、管理及观念等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二元”结构走向消解。在这样的区域，人们在乡村生活，也会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这样的区域就是具有“城市性”的区域。
显然，“城市性”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引入“城市性”这个概念，可以从新的视角理解城市化的深刻涵义，给城市化定义作出这样的新表达:即所谓城市化，是在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城市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以区城“城市性”概念给城市化定义，突出了城市化的演变主线。中外城市化发展史表明，提升“城市性”是任何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演变主线，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城市性”都处于不断提高的发展状态。在农村地区，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重要的是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会逐渐转型，“乡村性”会逐步弱化乃至消失，“城市性”会逐渐生成乃至不断提升。在城市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发展，城市本身的“城市性”也会逐渐提升，这种提升既表现为城市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又表现为对周边区域带动力和辐射力的持续增强。这样，城市化的发展会不断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城市化地区。
以区城“城市性”反映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对更新城市化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所主张的，是城市的“单一”发展，由此而出现了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只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忽视农村地区提高“城市性”的可能性，有人甚至提出“农村消亡”的主张。实际上，只要有农业的存在，农村是不会消亡的，农村所消亡的是它的“乡村性”，成长的则是它的“城市性”。二是只强调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忽视了城市本身“城市性”的提升，有人甚至认为，当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很高程度，比如80%以后，城市化就会中止。实际上，即使到了这个程度，城市化还会持续的，因为“城市性”的提升是不会中止的，只要人类不停地追求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城市性”的提升就不会中止，中止的应该是追求城市“单一”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实际上，中外学界已经注意到城市化发展的这种特征，有些学者对城市化的解释，与提升区域的“城市性”很有相似之处。比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L·沃恩强调城市化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指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①。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拓展了城市化的涵义，把城市化分解为“形态的社会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②。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的见解更为深刻，提出城市化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即既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即物化的实体性城市化过程，又包括城市化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在农村地区的扩散过程，即抽象的、精神上的城市化过程。弗里德曼称前者为城市化Ⅰ，或狭义的城市化；后者是城市化Ⅱ，或广义的城市化。③在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强调城镇化，认为“城镇化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④；1999年我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指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⑤可以看出，上述这些对城市化涵义的经典性解释，都与区城“城市性”概念有着近似或相同的涵义。
二、两种城市化发展道路
将“城市性”引入城市化的内涵，对城市化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就会有新的认识。概括起来说，自城市化出现以来，人类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一)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反映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自1760年产业革命推进城市化的起步以来，世界城市化主要是走这种发展道路。
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普遍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城市规模快速扩展，城市数量逐步增加，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都发展很快。由表1可见，在1900-1980年间，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增长9.7倍，人口增长14.9倍，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数和人口数则增长更快，分别达到15.3倍和32.4倍!人口城市化虽然会推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却出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农村的衰退；二是“城市病”的普遍出现，发达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贫困问题。如今，这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促使人们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城市化发展道路也逐渐开始转型，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化道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二)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管理与空间布局等结构转型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反映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程度的核心标志是区域的“城市性”，即区域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向城市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当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人口城市化率达50%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就会大面积地出现。
显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过程中孕育的，如果说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么，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则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相对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则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城市化的发展由单一追求人口城市率化的提高转向区城“城市性”的提升。
考察率先进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发展史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过程中，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空间布局和区域管理等许多方面，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时，这些变化开始凸现。因为城市化发展到这个水平，城市在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已上升到主体地位，不仅是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区域，同时也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新阶段，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观念上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渐增强，从而不断提升区域的“城市性”，改造区域的“乡村性”，乡村地区开始逐步地向“城市性”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还会持续地向城市转移，但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开始减缓。特别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条件的革命性变化，铁路网、公路网乃至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的形成，大大地提高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可达性，城市的一些产业向区位更好的集镇转移，一些集镇乃至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观念上开始向城市转型，在城市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乡村的城市化，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也就进入了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新阶段。
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据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产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发展深刻地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是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⑥马克思在人类城市化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乡村城市化”，就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既是对英国这个时期城市化发展的概括，也是对城市化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意味着乡村乃至区域己具有较高的“城市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展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城市之间空间结构的变化，出现了都市区、城市群等城市化地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发生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是交通运输快速化、经济社会生活信息化的发展，以更便捷的方式密切了相邻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经济发展联系，形成了规模不等但“城市性”程度很高的城市群或城市化地区。特别是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有普遍发展。比如，地域广阔、人口流动自由度很高的美国，到1960年就形成了24个人口稠密的都市区或城市化地区，每个都市区都有一个核心城市、数十个中小城市，以及几十个在核心城市1小时行车距离范围内的郊区，覆盖了美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全部人口。由表2可见，在1960—1990年期间，除了匹兹堡和布法罗两个都市区的人口负增长外，其余22个都市区人口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无论增长快慢，中心城区人口比例都很低，最低的是亚特兰大，中心城区人口比例只有13.9%，最高的休斯顿，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也没有超过一半(49.4%)。人口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之外，说明美国的区域“城市性”程度高，是典型的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同美国一样，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的城市群、城市带或都市化地区，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已逐渐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普遍现象。
以上简要回望可以看出，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相比，结抅转换型城市化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具有向结构转换型城市转变的必然趋势。
区域“城市性”的提升是广域性的，是城市化的“泛化”发展，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极化”发展相比，这种特征反映了城市化的社会进步性，会逐渐缩小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淡化区域“二元”结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乃至管理体制，都会发生与以往不同的结构性变化，会实现如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从而提升国家和区域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是工业化，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不仅有工业化，还有信息化。因为信息化具有“压缩”时空的功能，可从快速、广域地通达要素的空间联系，比工业化更有力度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将呈上升趋势。
三、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为49.95%，已达到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走什么样的新型城市道路，就是一个必须作出科学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在我国，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还会大规模地持续，但将逐渐弱化，不再成为城市化的主流。
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在我国还会大规模地持续，首先是因为我国乡村人口比重还很高，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还会有大批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其次，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末完成，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大量劳动力，主要來自农村，对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仍有巨大的拉动力。第三，从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看，农业经营规模会不断发展，农业就业人口会大幅度减少，又会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要向城市转移，对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仍保持巨大的推力。因此，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在中国还会持续地走下去。
然而，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在中国会逐渐弱化，首先是因为农村人口过多、过快地向城市集中，会造成城市发展的新问题，为避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出现的“城市病”，有必要在规模和速度上适度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也就会逐渐弱化。其次，农村发展出现的新因素，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会产生“粘性”，一些已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出现了向农村的“回流”，也会导致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缓，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就会逐渐弱化。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也在发生，从而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减缓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势头。当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逐步上升到城市化的主流地位，相应地，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就会逐渐弱化，不再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流。
(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级形态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基本标志是区域“城市性”的提升。这种城市化已在我国局部地区出现且逐渐强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向。
一般地说来，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时，就会出现结抅转换型的城市化。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明显，城市化水平也同样存在着区域差距。如在2000年，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黑龙江、广东6省市的城市化率就超过50%，到2010年，又有吉林、浙江、内蒙古、江苏、福建、重庆、山东、海南等8省(市)区的人口城市化率超过或接近50%。很显然，尽管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在总体上未达到50%这个“转折点”，但局部地区早在2000年就进入或接近进入了这个“转折点”，开始出现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区域范围会逐渐扩展，发展水平会逐渐提升，从而会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流。
从对人口转移型和结构转换型两种城市化道路在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在今后乃至未来的较长时期内，两种城市化道路会在我国持续并存，显然，这是一种“双轨”并存或“二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相对于我国过去那种单一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这种“双轨”并存或“二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就是我国今后及未来时期应该走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走向“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化发展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发现，人类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三是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三种类型的城市化道路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出现的，并且具有不同的社会发展特征。表3是这三种类型城市化道路基本特征的比较，由表可见以下特征:
第一，从城市化的推动力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单一推动的；当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共同作用，推动着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发展，当然也是“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
第二，从人口流动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而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人口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会就地实现城市化转型，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会向郊区或农村地区流动；“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较为复杂，既有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又有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是人口转移和就地转型的并存。
第三，从城市的空间结构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空间分布是集中而“极化”，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空间分布是相对分散而“泛化”；“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空间结构则两者兼有，出现协调发展的空间新格局。
第四，从城市化率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生在城市化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城市化率一般在50%以下；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发生在城市化率比较高的情况下，50%的城市化率是这种城市化的起点；“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只有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生时才可能出现，一般也是出现在城市化率超过50%的发展阶段。
第五，从区域“城市性”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集中而“极化”的空间结构，区域“城市性”程度比较低；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相对“泛化”又相对均衡的空间结构，并且出现城市化地区，区域“城市性”程度比较高；“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因为具有两者的共同特征，区域“城市性”程度会高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但又低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总体上仍具有较高程度的“城市性”。
第六，从区域产业结构特征看，由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第二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产业结构大体上是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尚处于后进地位；由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会大幅度下降，产业结构大体呈现出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的结构特征；“双轨”发展型城市化也是工业化、信息化的共同推动，产业结构也会出现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相似特征。
第七，从就业结构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生在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占多数的情况下，就业结构也具有第一产业大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小于第三产业的特征；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发生在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会大幅度上升，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会大幅度下降，就业结构就会出现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大于第一产业的特征；“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就业结构虽然也保持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下的某些特征，但是以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为主，所以，就业结构大体上与后者相似，即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大于第一产业。
从以上比较可清楚地看出，“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是符合中国情、更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走出单一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积极发展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走向人口转移和结构转换并存的“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方向。
需要指出的，“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并不是“双轨”并重的城市化，而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逐渐弱化、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逐渐强化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在我国发达地区呈增强之势，并将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导；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正加快发展，将会逐次进入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所产生的对人口转移的吸纳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人口的就地城市化转型，对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这样，从总体趋势看，“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是以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为主导的，必然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
“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虽然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方向，但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城市化道路，演变方向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经验，当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时，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将会取代“双轨”发展型的城市化，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型形式。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将会出现逐步升级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第三阶段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从1949到2000年的50年间，是处于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阶段；从2000年开始向“双轨”发展型城市化转型，大体也要经过50年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即2050年前后，我国城市化率将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进入新的、更加高级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阶段。而现阶段所面临的，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向“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的转型。
注释:
①Wirth，Louis:Urbanisms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of sociology，1989，49V，PP，46-63。
②[日]矶村英一主编，王君健等译:《城市问题百科全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转引自宋俊等《中国城镇化知识15讲》，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④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61页。
⑤中国市长协会:《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西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国市长协会:《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西苑出版社2002年版。
3、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程必定:《论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8期。
5.张波:《中国城市成长管理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6.马春辉《中国城市化发展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7.胡彬:《区域城市化的演进机制与组织模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叶立梅:《城市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9.孙久文:《走向2020年的我国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国务院发展中心课题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对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
11.牛文元主编:《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报告﹙2010)》，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程必定:《从区域视角重思城市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建设部编:《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9)》，中国计划出版社2010年版。
1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1，2001，2011年，均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分年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