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化地区。世界城市化发展史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率达到50%时，城市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按居住城镇半年以上的人口计算，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9．68%，说明我国城市群己基本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认识城市群的空间构成要素，培育城市群的要素功能，对优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群的合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群的边界及空间构成要素
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比较复杂，归根结底是培育城市群的空间构成要素功能。认识城市群的空间构成要素，首先有必要认识城市群的边界及其特征。
(一)城市群的边界
城市群是有边界的，但其边界又是模糊的、动态的。
城市群边界的模糊性，是因为城市群的边界不是地理边界，而是功能边界。所谓功能边界，是由城市在区域的作用功能所决定的空间范围，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比如经济区的边界，是由中心城市对区域的集聚和扩散辐射功能决定的空间范围，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城市群同经济区一样，其边界也是功能边界，不同的是，经济区一般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其范围由这个中心城市所决定，而城市群是数个相邻城市的集群，其范围是由这些相邻城市相互间的吸引与辐射功能所决定的，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因而其边界具有模糊性。
城市群边界的动态性，是因为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城市群是相邻城市的集群，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大多单个城市的辐射范围随着城市功能的增强会逐渐扩大，由相邻城市集群的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也就自然会随之扩大，城市群的边界也就是动态的、变化的。
从城市化发展的中外实践看，城市群按空间范围划分，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近邻城市群、相邻城市群、大城市群，每种类型城市群的城市数、空间范围、核心城市等级等都不相同(见表1)。近邻城市群是距离最近城市的集群，一般处于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城市数较少，地理范围、功能范围都较小，在我国，一般是单个省辖市(地级市)和若干县级市及镇构成，是省内市(县)范围的城市群，核心城市只是省内地市级的增长中心；相邻城市群是近邻城市群的扩大，是由几个相邻城市构成的，一般处于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地理范围、功能范围较大，在我国，一般是由几个省辖市(地级市)构成，是省区增长中心；大城市群是更多相邻城市构成的，一般处于城市群的成熟阶段，地理范围、功能范围都较大，在我国，一般是以若干跨省区意义的特大城市为中心，是国家经济中心。上述三种类型的城市群无论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其边界都是模糊的、动态的。
(二)城市群的构成要素
城市群也是一种类型的经济区域，有其边界，也有其空间构成要素。经济区有三大构成要素，即经济中心、经济腹地、经济网络。城市群同经济区一样，也有三大构成要素，但由于城市群是相邻城市的集群，“群”是构成要素的鲜明特征，与经济区相对应的三大要素就分别是群核、群集、群网。其中，群核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与经济区的经济中心相对应；群集是城市群的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与经济区的经济腹地相对应；群网是城市群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市场网络，与经济区的经济网络相对应。
同城市群的边界具有功能特征一样，城市群的构成要素不仅是一种形态，更体现着城市群的功能。城市群是相邻城市的集群，空间结构的显著特征是“群”，而“群”既是一种形态，更是一种功能。其中，群核在形态上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功能上又体现着城市群的“群核功能”；群集在形态上是城市群的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在功能上又体现着城市群的“群集功能”；群网在形态上是城市群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市场网络，在功能上又体现着城市群的“群网功能”。群核、群集、群网三大构成要素的功能发挥汇成合力，城市群也就会形成“群力功能”。“群力功能”体现一个城市群在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力、影响力，包括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群的综合性标志。
城市群无论规模大小，都有群核、群集、群网三大构成要素，但在近邻城市群、相邻城市群和大城市群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群，三大要素又有不同的特征(见表2)。各类城市群应该根据这些特征培育三大构成要素的作用功能，消除各种原因造成的“群散”倾向，增强“群合效应”，推进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本文的以下部分，便分别讨论三大构成要素的功能培育问题。
二、群核功能的培育———总部经济与卫星城镇
群核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城市群的核心区。群核功能的培育应突出两个重点:一是在城市经济形态上，是培育与发展总部经济；二是在城市空间结构上，是培育和发展卫星城镇。
(一)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的概念源于跨国公司的公司总部，公司总部比较集中的中心城市，会产生一种总部效应，人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总部经济”。可见，总部经济是先有现象再有概念的，是企业的高端部门与城市的优势区位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态，亦或是“城市经济和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才生成的经济形态”。①
总部经济作为大公司、大集团的集中地而产生的经济功能，对城市群核心城市群核功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公司总部作为大公司、大集团的高端部位，会提升城市的品质、智慧和影响力，推进核心城市的高端化发展，始终处于全球或地区价值链的高端，从而会孕育和发展城市的创新因素，提升核心城市的无形资产和在区域的战略地位。其次，大公司、大集团的生产、销售、研发体系的广域性布局，及其内部的密切联系和高效运作，对公司总部集中地的城市来说，既会增强集聚力，又会增强辐射力，通过公司的运作网络，会畅通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网络，增强城市的“群核”功能。再次，公司总部集中于核心城市，会产生产业乘数效应、消费拉动效应和税收倍增效应，促进城市第二产业升级、第三产业扩张、商品销售增长和政府财力的增加，更会提高核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因此，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增强“群核功能”，应成为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发展重点。
总部经济有不同的等级，跨国公司总部较多的可称为世界级总部经济，本国公司总部较多的可称为国家级总部经济，本地大公司总部较多的可称为区域性总部经济。不同等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有重点地吸引相应的大公司、大集团总部，建设不同等级的总部经济。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大量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培育和发展世界级的总部经济；跨省(市)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大量吸引国内著名的大公司、大集团总部，培育和发展国家级的总部经济；省内跨市县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大量吸引本地大公司、大集团总部，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总部经济。
(二)卫星城镇
卫星城(Satellite Town)是中心城市附近且承担主城区某些功能的城镇。中外卫星城镇的发展实践表明，城市群核心城市建设卫星城镇，对增强群核功能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通过分离核心城市的职能增强群核功能；二是通过优化核心城市地区的空间结构增强群核功能。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作用，是因为各具特色的卫星城镇可以分离核心城市的某些职能，从而释放核心城市的膨胀压力，增强核心城市的群核功能。早在1917年，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earinen)针对大城市过分膨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有机疏散”(Organic Decentralization)主张，是对卫星城镇这种作用的最早解释。②卫星城镇可能是工业基地，成为核心城市的“辅城”，可以分离核心城市的工业职能；卫星城镇可能是环境宜人的居住区，成为核心城市的“卧城”，可以分离核心城市的居住职能；卫星城镇可能具有工业、商业、文化、交通、居住、旅游等多种功能，成为核心城市的“副中心”或“新城”，可分离核心城市的多种职能。显然，卫星城镇对核心城市功能的分离，会减轻核心城市的膨胀压力，增强核心城市的群核功能。
关于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是因为卫星城镇“嵌入”了核心城市周边地区，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可以带动核心城市边缘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核心城市地区的“城市性”，增强核心城市的群核功能。提出“田园城市”理论的E·霍华德认为，城市具有吸引人口聚集的“磁性”，如果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区移植这种“磁性”，可以改变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与形态，形成“城乡磁体”，不仅吸纳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重要的是深度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向城市化的转型，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提升城市地区的“城市性”。因此，培育和发展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群核功能，应该科学规划和建设好卫星城镇。
至于核心城市卫星城镇的数量，要根据核心城市的规模、城市群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异。一般说来，在1小时通勤圈范围，以3～10个卫星城镇数为宜。如世界主要特大和超大城市规划或建设的卫星城数是:法国巴黎5个，日本东京7个，英国伦敦和俄罗斯莫斯科都是8个，韩国首尔10个。发展中国家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卫星城建设虽然相对滞后，但卫星城规划数与发达国家大体相仿，如埃及开罗是7个，印度孟买和巴西圣保罗都是8个。③
三、群集功能的培育———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
群集是城市群的基本实体，包括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两大类型。城市集群是城市布局的空间形态，反映城市群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特征；产业集群是产业布局的空间形态，反映城市群地区产业体系的联系特征。城市集群与产业集群具有“产城一体”的内在关联，城市集群是产业集群的空间依托，为产业集群的生成和发展提供支撑条件；产业集群是城市集群的经济链接，为城市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因此，群集功能的培育主要是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
(一)城市集群的培育与发展:城市体系
城市体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城市**，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具有密切关联的不同规模、不同职能的城市所构成的城市系统。城市群无论规模大小，都有这样的城市体系，城市集群的培育与发展也就是城市体系的培育与发展。
城市体系具有序位分布特征。序位分布最早是由地理学家贝利(B．J．L．Berry)提出的，是指城市体系中的城市随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呈现有规律的数量变化。有人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甚至提出了反映这种规律的数学模型。例如，Davis在研究10万人以上城市规模及其等级分布时，提出了“二倍数”规律，即城市规模按二进制规则由小到大而分成几个规模等级，各规模等级的城市数自大到小呈倍数增加，形成一个由规模序位构成的金字塔形结构。
例如，在由上海及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无锡、常州、泰州、南通、苏州和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共有县级以上城市63个，各类小城镇972个④，按城市人口规模可分成5级规模序位，也大体呈“二倍数”规律，并构成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见表3)。
城市群地区城市体系规模序位分布的空间集群特征，符合经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会提高城市群的集聚力，又会增强城市群的承载力；既会优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又会增强城市群的空间支撑力度。可以认为，城市群地区城市集群的优劣程度表现为城市群地区城市体系的合理程度，城市呈规模序位分布也就是城市体系合理程度的标志。这样，在一个城市群地区，核心城市的发展是攸关重要的，但规模不宜过大甚至超大，还要积极发展次级规模城市，形成规模序位分布的城市体系，城市群的发展才具有合理性。如果规模序位中某个等级的城市(镇)发展不足，应该注重发展这类规模的城市(镇)。比如，前面提到的长三角城市群既然呈5级规模序位分布，但第5级的小城市只有17个，显然是个明显的缺陷，应将一些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以消除这个缺陷。因此，无论是处于成熟期或成长期的城市群，都应该重视城市体系的培育与发展，以城市体系为依托形成城市集群，优化城市群地区的城市(镇)空间布局。
(二)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产业共生圈
产业集群又称产业簇群、产业群，大都落脚于城市，以及城市近郊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或工业集聚区。由于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上的复杂关联性，城市之间的产业集群也会出现分工与合作关系，相邻或相近城市之间会逐渐形成产业共生圈。
“产业共生”(indusrial symbiosis)概念是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共生”概念演化而成的。1976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办的“无废物技术和生产”会议，提出了产业共生的最初构想，主要讨论工业领域的产业共生，认为在工业生态系统中，可以使“能量和物质消耗被优化，一个过程的输出品成为另一个过程的原材料”，将产业共生在工业领域具体化，具有开创性价值。⑤1997年，《工业生态学》杂志总编Reid Lifget考察了丹麦卡伦堡市(Kalundbory)⑥生态工业园不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物质交换而出现的工业共生现象，在当年的首刊上撰文指出，“工业共生并不仅仅是关于共处的企业之间的废物交换，而是一种全面的合作”⑦，强调了企业全面合作的重要性，丰富了产业共生的涵义。后来，为促进城市和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共生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广泛出现。在我国，从发展的眼光看，城市群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应穾出“产业共生圈”的培育和发展。
所谓产业共生圈，是指相邻或相近城市的企业在相同或相关产业领域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关系的分工与合作圈。显然，产业共生圈是单个城市的产业共生向相邻或相近城市的空间扩展，是产业集群的“空间链”，城市集群的“经济链”。因为只有在产业集群发展要求下，企业为了节省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而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仅在本市范围内寻找分工与合作者，还会到相邻或相近城市寻找分工与合作者，产业集群也就成为产业共生圈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城市集群在地理上的相近性、基础设施的共享性和信息处理的便捷性，使企业之间的深度分工和广泛合作具有可能性，城市集群也就成为产业共生圈形成和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产业共生圈应该成为城市群地区产业布局的主导方向，以培育产业共生圈增强城市群的“群集”力度，是城市群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群网功能的培育———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市场网络
城市群具有网络化功能，承担这种网络功能的主要是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市场网络。三大网络共同构成城市群的群网，其中，交通网络是群网的基础或骨架，信息网络是群网的头脑或灵魂，市场网络是群网的肌体或血肉。这些网络虽然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相互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城市群“群网”功能的培育也就是培育和发展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市场网络。
(一)交通网络
城市群地区交通网络是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网络体系，包括各种交通线路和站、场、港口。交通网络是城市群形成的关键，也是“群网”功能的基础或骨架。是否形成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城市群形成的最基本标识。
交通网络的基本功能不仅是集散物流、人流，更重要的是提高城市之间和城市与区域之间的通达性，对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首先，交通网络所形成的通达性，决定城市群的内部紧凑性和凝聚力。因为交通网络可以把空间距离转化为“时间距离”，通达而便捷的交通网络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及边缘地区的空间距离。最远地区到核心城市的行车时间越短，城市群的内部紧凑性就越好，核心城市的凝聚力就越强。其次，交通网络所形成的通达性，决定城市群的外部关联性和发展力。因为城市群是开放的经济社会综合体，与外部地区的关联性越高，城市群就越有发展力，而这种关联性完全取决于交通网络的对外通达程度，城市群的对外交通网络越通达，对外关联性就越高，城市群的发展力就越强。再次，交通网络所形成的通达性，会优化城市群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在更大范围提高地区“城市性”。因为交通网络会改变区位特征，提升区位价值，能使边缘地区成为“前沿地区”，在交通网络达及的腹地乡村，会逐渐发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民不一定要向城市转移，可就地实现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型，农村地区就会逐渐淡化落后的“农村性”，生成先进的“城市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显然，交通网络的覆盖面越广，就会在越广的范围提升“城市性”，推进城市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交通运输经历了以铁路运输为主———以铁运、水运为主———以铁运、高速公路、航空为主———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运为主的发展阶段，每进入一个发展阶段都显著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推进了城市化和城市群的发展。今后，高速交通对城市群的发展影响会进一步加大，积极发展高速交通，充分利用高速交通提升通达性，应该是城市群交通网络建设的方向。
(二)信息网络
城市群地区的信息网络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之间构建的信息采集、传达、运用的空间网络体系，它将虚拟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的物质空间有机结合，全面作用于现实的物质空间，使物质空间数字化、扁平化、柔性化，大幅度地降低物质空间运行成本，提高城市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正因如此，信息网络是城市群“群网”的头脑或灵魂。
自电话问世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与信网载体的发展，城市群地区的信息网络经历了电信、电视、电脑三个阶段，目前已进入“三网融合”阶段。1996年，格罗姆(Graham)和马拉文(Marvin)曾指出，信息技术对城市作用有四种效应，即协作效应、替代效应、衍生效应和增值效应⑧，以“三网融合”为特征的城市群地区信息网络的出现，扩大了这四种效应，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有效率地提升城市群的“群网”功能，增强城市群的“群合”力量。
城市群信息网络的基础是每个城市的信息化程度，培育和发展城市群的信息网络，关键是建设信息城市。信息城市又称数字城市或智能城市，是综合运用GIS、遥感、遥测、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机制、经济运作、社会管理等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利用、人口、经济和社会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⑨信息城市或数字城市的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的社会化使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市化、管理现代化、企业运行高效化和居民生活便捷化，城市也就更有“磁性”，更有智慧。信息城市目前已在世界兴起，我国城市也普遍进入信息城市时代。
信息网络是无边界的，城市信息网络向相邻或相近城市延伸，构建信息城市群，是城市群建设的全新模式。培育和发展城市群信息网络，增强城市群“群网”的张力和“磁性”程度，从而增强城市群的“群合”力量，对于群核和群集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就群核的作用来说，城市群信息网络既会加快核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形成和作用发挥，又会推进卫星城镇的发育和成长，从而会增强核心城市的“群核”功能；就群集的作用来说，城市群信息网络既会畅通城市之间的物质循环，从城市集群方面促进城市体系的发展，又会开拓城市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从产业集群方面促进产业共生圈的成长，从而会增强城市群的“群集”功能。因此，信息网络不仅是城市群“群网”的头脑与灵魂，也是城市群“群核”和“群集”的传导系统和依存经络，城市群信息网络的培育和发展对城市群建设来说，不仅具有基础性，而且具有前瞻性。
(三)市场网络
城市群地区的市场网络是“商业中心—商业腹地”的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与所辐射的商业腹地相对应，形成不同等级的商圈。一般而言，城市群地区的商业中心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形成覆盖城市群地区四个层次的商圈(见表4)。
一级商圈的中心是中央商务中心，腹地是城市群地区，有的可能会超越这个范围，标志是中央商务区(CBD)，主要功能是商务办公、金融、会展以及服务于整个腹地的专业化和生产性服务等。近几十年间，中央商务区在全世界发展很快，功能也不断扩充和完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群都有CBD，服务于整个城市群地区，是城市群最高层次的地区性商圈。我国城市群也应该建设CBD，构建服务于整个城市群的大商圈。二级商圈的中心是城市的商业中心，腹地是本市城区及近郊，主要功能是批发、零售及物流等。对单一城市来说，商业中心覆盖全市及其近郊地区，是市场网络的最高商圈，但对城市群市场网络来说，则是受CBD辐射的二级商圈。三级商圈的中心是综合市场，腹地是所在的城区，主要功能是零售兼有批发和物流配送。四级商圈是社区市场，主要是面向社区居民的商品零售和某些生活性服务，是城市和城市群市场网络的末梢网点。
城市群地区的四级商圈呈等级分布结构，每个层级的商圈虽与相应的“中心—腹地”相对应，但辐射和服务功能都有“上扩下沉”的特征，即上一个层次商圈的中心，服务范围往往扩展到所对应的腹地之外，具有“上扩”趋势；下一个层次商圈中心，服务范围主要是在本区域，具有“下沉”特征。最为典型的是一级商圈的CBD和四级商圈的社区市场。中外CBD的发展实践表明，当某个CBD的功能达到成熟阶段，其辐射和服务地域不仅是所在的城市群，还会达到其他城市群，因此也就出现了国家级的CBD乃至跨国CBD；而最基层的社区市场，就很难突破本社区范围，尤其是农村社区市场。二、三级商圈的商业中心和综合市场介于两者之间，其辐射和服务范围有的较大，有的较小，不同的城市情况各异。应根据商圈功能的这些特征，培育和发展城市群的市场网络。
五、群合效应:群核、群集、群网的联动与融合
群核、群集、群网作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三大构成要素，既是物质要素，又是功能要素。作为物质要素，三者都是具体的物质形态，有相应的物质载体，是城市群的“体”；作为功能要素，三者都承担相应的功能，是抽象的虚拟形态，是城市群的“神”。功能附着于载体，载体发挥功能，如同人一样，“神”、“体”一身，形成了生命与活力。无论是物质要素还是功能要素，群核、群集、群网的形成和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功能作用的发挥更是有机联系的，会从不同层面促进相邻城市的融合，产生城市群的“群合效应”，形成和增强“群力”。
群核、群集、群网形成发展的高度相关及功能发展的有机联系，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共生性，二是依存性，三是增效性。
所谓共生性，即群核、群集、群网的形成与功能是共生的。在相邻城市之间，当一个规模与经济首位度都最高的城市发展成为核心城市，即群核形成时，其与其他城市之间构成的群集、群网也会生成、发育；同样，当相邻城市之间在空间上逐步形成城市体系，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即形成群集时，与之相匹配的核心城市以及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市场网络也会生成和发展，即群核与群网也在形成；也是同样，如果没有群核和群集，群网也就不会形成，群网也是与群核、群集共生的。
所谓依存性，即群核、群集、群网在形成与功能发挥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的，三者不可能独立存在，相互之间又会有制衡与促进。比如，群核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要有群集和群网，其功能发挥也是依托群集的承载和群网的传递，如果群集或群网在形态和功能上能承担这种作用，群核就会自然形成，功能作用也会正常发挥；如果群集或群网存在着形态或功能上的缺陷，群核的形成和功能就会受到限制。同样，群集的形成与功能发挥与群核及群网相依存，群网的形成与功能也与群核及群集相依存。
所谓增效性，即群核、群集、群网相互之间在物态形态上可以扩体或扩容，在功能形态上可以增力或增效，形成更大的“群力”。比如，如果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技术发达，总部经济集聚较多，就会增强“群核效应”，促进群集和群网的成长和功能发挥，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会“扩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市场网络会“扩容”，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增强核心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进一步扩大“增核效应”。同样，群集对群网和群核而言，群网对群核与群集而言，也会出现扩体、扩容和增力、增效。显然，群核、群集、群网之间互促的扩体扩容和互动的增力增效，会产生更大的增效性，促进城市群的成长发展。
群核、群集、群网的共生性、依存性和增效性特征，体现了城市群三大构成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的联动与融合，必然会克服相邻城市之间因多种缘故造成的“群散”倾向，产生更有利于城市群成长和发展的“群合效应”，形成越来越大的“群力”，推进城市群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史表明，城市群一旦形成，会逐步形成“群合效应”而发展壮大，有的区域性城市群会发展为国家级城市群，有的国家级城市群会发展为世界级城市群。因此，城市群的培育和发展，归根到底是对群核、群集、群网这三大构成要素的培育与发展，城市群无论规模大小，培育路径大体都是如此。
注释:
①魏达忠编著:《中心城市总部经济成长论》，第19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年1月版。
②王圣学主编:《大城市卫星镇研究》，第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③侯景新:《卫星城相对中心城市的优化规划研究》，载《中国城市经济》2010年第2期。
④见方创琳等著:《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第41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参见王兆华著:《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及应用》，第1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卡伦堡，丹麦的一个工业小城市，位于哥本哈根以西100公里，2万居民。1975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生
态工业园区，有丹麦最大的燃煤火力发电厂、炼油厂、制约厂和石膏墙板厂。
⑦Reid Lifest:1997．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Boston:MIP press．
⑧参见姚士谋等著:《中国城市群》(第二版)，第41～43页，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曹雷:《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及关键技术》，载《交通科技与经济》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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