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源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在工业社会时代，因为工业化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我国后发地区的崛起，归根到底是要推进工业化，提高地区工业化水平。而以“新型工业化”为标志的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来临，为后发地区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后发地区应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崛起。安徽省自2003年以来与全国发展差距的逐年缩小，就是后发地区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加快崛起的一个成功实证。
一、中国工业化的前四次高潮
世界工业化起步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比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晚100年，因而长期处于落后地区。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地位，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也在努力推进，至20世纪末的140多年间，中国工业化已出现了四次高潮。
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861-1894年间的洋务运动时期。接受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晚清朝廷一些比较开明的大臣们发起了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以图“自强”，中国形成了工业化的第一次高潮。这次工业化高潮的特征是办起了一批近代工矿业和军事工业，如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到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先后由湘军、淮军官僚军阀及一些省的督抚办了19个规模较大的军火厂，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封建军阀官僚资本主义，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民营民用工业，但大多是“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受封建军阀官僚资本的控制，且规模小，常有倒闭。地区布局上，主要分布在北方的京津唐地区、长江中下游的无锡、南京、上海、武汉及东南沿海的福州一带，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先发地区。
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20世纪前20余年，主要特征是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此时晚清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直至垮台，资本主义的新生因素蓬勃发展，加之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东方，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如到1913年，全国现代工矿企业549家，资本12029.7万元，其中商办的企业及资本分别占84.3%和75.0%，行业涉及到矿业、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水泥业、造纸业、印刷业、卷烟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发电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银行业等。进入20年代，民族工业又进一步发展，如民族工业的棉纺织工业，1921年的棉纱产量为51万件、90万匹，1927年增加到120万件、420万匹，年递增率分别为14.5%和29.3%，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这次工业化高潮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进一步成为先发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除了少数区域性中心外，工业化尚未起步，成为工业化的后发地区。
上个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国工业化形成了第三次高潮。这次工业化高潮的规模与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初步建成了独立的大国工业体系。这次工业化高潮的特点是，在高度集中且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一盘棋”，地方服从中央，重点是建设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在地区布局上，出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考虑，国家工业化布局的重点是在京广线以西的“内地”，沿海地区很少布局重大工业项目，后来人们称之为“重内地、轻沿海”的区域发展战略。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在讲到“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关系”时，也特别强调内地工业的发展。进入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时期，出于“备战”的考虑，不仅更加突出内地工业的发展，而且还将沿海城市的一些工厂和先进设备分散到内地的后发地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发地区的工业发展，但却限制了沿海先发地区的工业发展，严重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落后国家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如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379元人民币。
改革开放初期的80-90年代，中国工业化形成了规模更大、水平更高的第四次高潮。这次工业化高潮的特点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推行外向带动战略，采取优惠鼓励政策，积极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为实施这种战略，国家对工业化的地区布局也作了调整，将50-70年代把全国划分为沿海与内地的两大地区，调整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地区是东部地区，在新的体制机制下，给东部地区很多优惠政策，目的是支持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以辐射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发展，到2000年，全国人均GDP达7858元人民币，约为950美元，基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也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由于区域不平衡发展，区域发展差距被拉大了，如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1978年为1：0.6737：0.4736，2000年为1：0.5248：0.1801（见表1）。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广大西部地区乃至中部地区都成为后发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更成为落后地区。
二、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特征及后发地区机遇
进入21世纪后，以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为起点，中国工业化进入了第五次高潮。核心标志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表明中国要告别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积极主动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新道路，必然会出现工业化的新高潮。
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简要解释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这样的工业化道路必将推动中国工业化的更新发展，从而形成工业化的第五次高潮。与前四次工业化高潮相比，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核心标志的第五次工业化高潮具有以下六大特征，为后发地区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一，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产业的科技含量高，将会出现一批新兴产业，形成新兴产业的发展浪潮，这是不同于以往工业化高潮最显著的产业特征。新兴产业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起点是大体相同的，欠发达地区只要战略得当、行动及时、措施有力，可与发达地区同时、同水平地发展某些具有地区优势的新兴产业，形成某些新兴产业率先崛起的新局面，从而有利于在总体上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际上，每个后发地区都有独特的地区优势，如果科学地开发这些优势率先发展某些新兴产业，其优势一旦形成，就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领先地位。显然，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产业特征，会为后发地区崛起带来难得的机遇。
第二，面对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显现的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强调“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从而会形成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环境友好”特征。欠发达地区在资源与环境上本来就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因为更加强调资源环境的约束，会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会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相对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又会拥有新的竞争优势，也就有利于改变“塌陷”，加快崛起，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特别是在快速交通发展的新时代，后发地区的区位条件会明显改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更易于形成。显然，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环境友好”特征，会为后发地区的崛起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第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突出科技进步，强调环境友好，而且更重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重视并平等对待各阶层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以人为本”的鲜明特征。一般而言，欠发达地区人口较多，“二元结构”突出，剩余劳动力显现不了人力资源优势，社会再生产的积累率低，有的欠发达地区积累率甚至为零，从而导致“贫困的循环”。走新型下业化道路会改变欠发达地区的这种局面，特别是通过产业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充分就业条件，城市化的发展又会提升人口素质，更有利于培育和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从而会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且，由于后发地区的城市化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人力资源优势发挥的空间和余地都很大。显然，中国下业化第五次高潮的“以人为本”特征，又为后发地区的崛起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第四，中国工业化每一次高潮在空间上的特征是产业的转移与承接，而第五次工业化高潮产业转移与承接的特征与以往的四次高潮会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国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将居于主流，即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地区的产业转移会持续推进。因为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已到了向中西部地区发挥“扇面”辐射与带动作用的时候，而且，由于资源环境压力和结构调整提升的动力，也会推进向中西部欠发地区转移产业；另一方面，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又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产业发展由“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一些转移出去的资本和产业将会出现“回归”，从而又凸显了国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在空间上的产业转移与承接特征，十分有利于中西部欠发地区的产业发展，从而逐渐提高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显然，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产业转移与承接的空间特征，也为后发地区的崛起带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第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仅能发展现代工业，而且会带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特征。工业化固然要发展工业，但更要发挥工业生产力和工业文明对其他产业和其他领域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辐射与带动作用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更明显。而新型工业化是在前四次工业化高潮的基础上推进的，工业的发展不仅不依赖农业提供的积累，不会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化的发展，而且会反哺农业走向现代化，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从而出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局面，这是与前四次工业化高潮不同的新特征。后发地区传统农业比重大，城镇化水平低，走新型下业化道路会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广度与深度上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更为后发地区的崛起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第六，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伟大创举，不仅会推进中国的长期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走这样的工业化道路，必然要有广泛的创新，包括技术上的自主创新、产业上的转型创新、空间上的结构创新，更有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创新，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综合创新特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根本差距，正是在创新方面的差距，欠发地区的崛起，从根本上讲是要在创新上崛起，而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所具有的综合创新特征，正是在创新方面为欠发达地区的崛起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可以激发欠发达地区的活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力，加快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更何况后发地区已积累了改革创新的深厚因素，有改革创新的良好条件，更有改革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显然，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综合创新特征，更为后发地区的崛起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基于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为后发地区的崛起带来多方面、可持续的发展机遇，后发地区应该抓住这些机遇，在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中加快崛起。
三、后发地区抓住机遇加快崛起的实证：以安徽为例
安徽作为中部省份，在近代以前曾是我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省份，但近代以后渐渐落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更逐步拉大了与全国的发展差距，成为我国的一个后发省份，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过了中国工业化前四次高潮的历史机遇。2003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全国的发展差距逐年缩小，一个重要原因是抓住了工业化第五次工业化的机遇，走上了加快崛起的发展道路。安徽近10年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我国后发地区抓住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历史机遇而逐渐崛起的一个生动实证。
由表2可以看出，自1950年到2002年，安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与全国人均水平的差距呈扩大趋势，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程度，由1950年的0.8333，下降到2002年的0.6104，主要原因是，安徽不是国家工业化的重点省份，在错过了中国工业化第一、第二次高潮的机遇之后，又错过了中国工业化第三、第四次高潮的机遇。只是在1978-1986年期间略有上升，那是因为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工业化发展滞后，与全国发展水平的差距又持续拉大，2002年进入了“锅底”。党的十六大以后，由于抓住了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历史机遇，安徽加快了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程度，上升到2011年的0.7216，9年缩小了11.12个百分点，特别是2008-2011年的3年间缩小了8.34个百分点，年均缩小2.78个百分点，成为安徽发展的黄金时期。按照这样的节奏和全国发展大势，再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安徽可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脱掉后发地区落后省份的“帽子”。
2003年以来，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标志的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所具有的六个方面特征，安徽都注重了恰当把握，特别是突出了承接产业转移这个空间特征，积极承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又带动了其他特征在安徽的实现。
由于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紧邻，又有长江大动脉与长三角贯通，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安徽开始重视发挥长江的作用；1990年上海开始开发浦东，安徽很快提出“开发皖江、呼应浦东、迎接辐射”的发展战略；2000年，与苏淅接壤的宣城市率先提出“融入苏淅沪”的发展思路，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深入到毗邻地区的县乡层面；2003年，安徽又进一步提出“东向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面向长三角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开展广泛的区域合作；2008年元月，时任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安徽时提出，“安徽要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不仅肯定了安徽的“东向发展”，而且推动了在皖江城市带设立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研究、论证和申报工作。2010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标志着安徽第一次成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地区，为安徽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历史机遇创造了条件。仅2011年，安徽全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而引进的亿元以上项目达4517个，投资总额超万亿元，当年实际到位资金4181.2亿元，年增长56.5%。其中，实际到位资金：合肥市719.9亿元，芜湖市579亿元，其他各省辖市都超过200亿元，一些县区如芜湖县、当涂县、广德县、宣州区还超过100亿元。外来投资者普遍看好安徽的投资条件和发展前景，放心地到安徽投资，皖江城市带的外来投资一度出现“抢滩效应”，。外来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显著增强了安徽产业发展，尤其是增强了工业发展能力，加快了安徽“后来者”崛起的进程。
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最为显著的产业特征，安徽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突出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显著提升了“后来者”崛起的水平。安徽的办法是，将过去缺乏选择的“招商引资”，提升为有选择的“挑商选资”，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重点发展新兴产业，加之合肥、芜湖、蚌埠三个城市组成的“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争取到享受中关村科技人员股权期权激励政策，更有利于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这样，通过“挑商选资”引进了省外的资本因素，通过科技创新培育了内生发展因素，加之着力优化发展环境，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安徽已在电子信息、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化工、现代中药等新兴产业的某些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有的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从而在量与质两个方面，不断提升安徽作为“后来者”的崛起水平，这种效应在2012年得到了生动体现。受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影响，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下行”阶段，而安徽则仍呈“上行”态势。比如，2012年前三季度，全国GDP增长率为7.7%，安徽是11.5%，规模以上工业GDP增长率全国为9.2%，安徽是16.0%，其中新兴产业增长率高达35.3%。市场消费规模也较快扩大，如2012年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全国为14.2%，安徽是15.8%，增幅居全国第一。安徽的实践表明，突出新兴产业发展，是后发地区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加快崛起的重大机遇。
四、展望：后发地区的崛起力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实际上，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重大机遇加快崛起的后发地区，不仅有安徽省，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欠发达地区，也都发挥各自的优势，从不同方面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重大机遇而加快发展。特别是2000年全面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起组织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6年又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更为后发地区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重大机遇创造了条件，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表3可见，2011年与2005年相比，我国四大地区工业GDP占全国的比重，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说明这些地区都抓住了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重大机遇，加快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既缩小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更显示出作为中国新的增长地区的潜能。显然，后发地区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重大机遇加快崛起，会加快我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进程。
一个国家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不仅是经济总量大，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水平高，人民生活真正达到世界强国的程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将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作为2020年的奋斗目标之一。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在世界仅居100位左右，是大而不强的突出表现。因此，提高人均GDP水平，是我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核心标志。提高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关键是提高中西部后发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在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中加快发展，是中西部后发地区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重大机遇，这在近年来的发展实践中已得到了证明。由表4可见，在2005-2011年期间，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86、3.35和0.65个百分点，超过东部地区分别为3.98、5.47和2.77个百分点，我国出现了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的可喜现象，而区域差距的逐步缩小是在后发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大幅度地超过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实现的。大量的实践表明，出现这种可喜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后发地区近年来抓住了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发达地区。据预测，中国工业化的第五次高潮至少还会持续20年，后发地区通过20年的持续发展会更大幅度地提高人均水平，我国就能在整体上逐步提高人均水平，从而真正达到世界强国的程度。展望未来，后发地区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机遇加快崛起，会力推我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Bifkin）指出，以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这两项21世纪出现的新技术为支撑，以智能制造、新材料等为特征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会给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实际上，欧美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初已开始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这些国家更加积极地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已落后于发达国家，第三次工业革命一定要迎头赶上，有的领域还要争取走在世界的前列。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两大支撑可以看出，我国后发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非常丰富，而互联网可以打破地域界限进入后发地区，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我国的后发地区可以同样发展、同时发展。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还要历经40年，这与我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在时间上至少有20年的重合。显然，我国后发地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又抓住中国工业化第五次高潮的重大机遇，加快崛起的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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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必定，男，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安徽省政府参事，研究员（合肥 2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