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将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市区的黄浦江两岸举办，已有24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7000多万人次的参观者。这是迄今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博览会，对中国和世界都会产生影响，其中，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发展趋向，更应引起关注。
上海世博会的时代标志：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崛起
2008年我国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接着，2010年又举办上海世博会。如果说北京奥运会的时代标志，是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结束了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历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初级阶段的“门槛”，那么，上海世博会举办的时代标志，则是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国际地位已被全世界确认，世界级的长三角城市群已在崛起。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区域经济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城市化加快发展，而城市化又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0%时，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将会来临。可以说，这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4%，而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已达到51.8%，从这个年度起，发达国家已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阶段。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50%，世界经济发展已跨过这个“转折点”，城市群将会在全世界兴起。不过，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最快，城市群数量也最多。据OECD对其27个成员国的统计，自1950年到2002年，这些国家已形成 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城市群就有78个，其中，美国 23个，德国6个，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墨西哥各4个，法国、加拿大、韩国、西班牙和土耳其各3个，澳大利亚和波兰各2个，其他国家如奥地利、瑞典、挪威、比利时、芬兰、丹麦、瑞士、荷兰、新西兰、葡萄牙、爱尔兰、捷克、匈牙利、希腊等国各有一个这样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在所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韩国3个城市群GDP占全国GDP的比例最高，达70.9%，波兰最低，2个城市群GDP仅占全国GDP的21.8%（见表1）。
随着高速公路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一些相邻的城市群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产业分工合作逐步密切，城市之间形成“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城市群的界限很难分清，逐步形成了由若干个城市群组成的大型或巨型城市群，其经济发展已超过了国界，对世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大型或巨型城市群，被称之为世界级城市群。目前，被全世界公认的世界城市群有5个：一是美国波士华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北至波士顿，南至华盛顿，分布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平原，面积14万平方公里，有200多座城市；二是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跨美国与加拿大，以芝加哥、多伦多为核心，分布于北美五大湖沿岸，面积24.5万平方公里，有35座城市；三是日本东海道城市群，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面积10万平方公里，有城市310座；四是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面积约占全英面积的1/5,为4.5万平方公里，也有几十座城市；五是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核心，面积14.5万平方公里，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0多座。
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在哪里？自2000年以来，许多人认为应该在中国，而且是长三角城市群。认为是中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很快，2008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5.68%，已逼近50%的“转折点”，而早在2000年，沿海局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比如，2000年的城市化率，上海为88.35%，北京为77.5%，天津为71.99%，广东为55.0%，辽宁为54.2%，黑龙江为51.4%，浙江已接近50%，为48.7%，而到2008年，江苏、浙江、福建的城市化率均超过了50%，分别为54.3%、57.6%和50.0%。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全国已形成10多个地区性的城市群。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城市群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必然会出现在中国。认为是长三角城市群，是因为自199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政府就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自觉地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1%，人口只占全国的11%，但却创造出占全国21%的经济总量、25%的地方财政收入、24%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和3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区，具有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条件和可能。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但是，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和愿望，并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赞同和确认。
世界五大城市群的形成历史表明，一个世界级城市群被全世界的赞同和确认，除了在经济技术发展方面具有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之外，还应给世人以实际的感受，特别是政界、商界和学界对发展活力的体验。其中，举办世界博览会就是一个最佳的选项。世界博览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国际性大型展示会，邀请许多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以国家或地区为展示单位，不仅展示本国或本地区的先进技术和优质商品，而且还伴以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表演、本国风光的壮观布景和详细生动的现场解说；不仅展现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而且会凸显主办国家和主办城市的组织力、吸引力和发展活力，加深其与前来参展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情感融合，在长达180多天的参展体验中，增强对主办城市发展能力的认同。举办世博会可给主办城市带来巨大的声望。所以，许多国家的城市争相举办世博会。特别是已公认的世界五大城市群，都频频举办世博会。
比如，在美国波士华城市群，费城曾于1876、1926年举办过两次世博会，纽约曾于1939、1964年举办过两次世博会；在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芝加哥曾于1893、1933年举办过两次世博会，加拿大的温哥华、蒙特利尔分别于1966、1967年举办过世博会；在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伦敦不仅于1851年首创世博会，并于1862、1908年又连续举办过两次世博会；在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更多，比如，法国巴黎曾于1855、1867、1878、1889、1900、1925、1937年七次举办世博会，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于1935、1958年两次举办世博会，荷兰阿姆斯特丹于1883年、奥地利维也纳于1873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于1992年、葡萄牙里斯本于1998年、德国汉堡于2000年都分别成功地举办过世博会；在日本东海道城市群，大阪于1970年、筑波于1985年、爱知于2005年分别举办过世博会。特别是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也是在东京奥运会不久举办的，大阪世博会展示了继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成就，“日本奇迹”世界皆知，自此，日本进入了“二战”失败之后最辉煌的十年强劲发展阶段。据统计，在迄今已举办的40届世博会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就举办了28次，占70%。可见，世博会与世界级城市群的扬名与发展，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上海终于取得了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其意义绝不亚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新时代，对世界城市会更具有吸引力，也会对240多个参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7000多万人次的境外参观者，加深对上海及长三角城市群的感受与体验。因此可以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标志着长三角城市群会无可争辩确立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国际地位，世界级的长三角城市群正在崛起。
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提升：上海市的高端国际化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深度一体化
上海世博会虽然确立了长三角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地位，但是，与其他五个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外，国际竞争力较弱，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较低；对内，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发挥不够，对中部地区的辐射力也很有限。这些虽与我国的整体竞争力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关，但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缺陷更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按照世界级城市群的功能要求，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提升，应该是上海世博会后长三角城市群在内涵意义上的发展趋向。
世界级城市群至少有两个突出的功能：一是核心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具有高端国际化功能。如纽约、芝加哥、东京、伦敦、巴黎，五大世界级城市群的这些核心城市都是如此，区别只是这些城市高端国际化的特色或领域有所不同。二是城市群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功能很强，城市之间具有“群合性”，区域一体化功能使每个城市都具有国际性，整个城市群地区都是国际化地区。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和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都是跨国城市群，要素流动打破国境，分布于不同国家的相邻城市之间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同城效应”，城市之间具有很好的“群合性”，区域一体化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至于同处一个国家的美国波士华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情况更是如此。对照世界五大城市群的这两个突出功能，长三角城市群都明显不足。就前一个功能来讲，上海市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虽然已是一座国际都市，但国际化功能还很薄弱，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核心城市相比，差距还相当大；就后一个功能来讲，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他15个城市虽然构成了城市群，但更是一个地理上的城市延绵区，各市基本上是自顾发展，存在着习惯性的“群散性”倾向，城市之间“群合性”不足，区域一体化功能较弱。因此，上海世博会后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提升应突出两个重点，一是上海市要突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四大中心”建设，提升国际化功能，达到高端国际化水平；二是城市群要增强“群合性”，通过深化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提升区域一体化功能，城市群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应达到新的深度。
关于上海市“ 四大中心” 的功能培育， 上海市很早就着手规划，“十一五”期间更是着力推进，计划到2010年世博会时，构建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框架。为此，不仅在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而且在基础设施上突出“三港三网”建设，即空港、海港、信息港和面向全国的铁路网、公路网和水运网，目前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上海市应突出金融中心建设，将“三港三网”扩大为“四港四网”，增加“金港”和面向国内外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网，在金融中心国际化方面取得突破，带动其他三个中心的建设与发展，逐步培育上海市的高端国际化功能。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世人的深刻教训是，以单一**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而作为经济大国的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必然趋势。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第一步要实现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第二步要实现国际贸易交易的人民币计价，第三步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由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中央政府及中央银行的努力，我国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庭等国的央行和香港特区的金融管理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上海被国家确定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试点城市之一，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培育创造了难得的条件。上海市要抓住这个机遇，并充分运用“三港三网”的优势，在上海世博会后大力度地吸引与我国有关的国际贸易，以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为契机，加大“金港”和面向国内外的结算网建设，既能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发挥上海市的独特作用，又会强化上海的金融国际化功能，必然会推进其他方面的国际化发展，上海就会逐步形成具有高端国际化功能的全球城市。
上海世博会后长三角城市群地区提升区域一体化功能，达到更有深度的区域一体化，应深化区域合作，构建新的区域合作机制。关于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区域合作，各城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形成共识，并采取措施付诸实践。在新的时期，长三角城市群地区要克服城市之间的习惯性“群散”倾向，增强城市之间自觉性的“群合”力量，应在合作机制上有新的突破，将合作机制提升为“联动”机制，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才可能达到新的深度。
2008年12月，在宁波市召开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探索新的合作机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会议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政府层面要建立“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务实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三级运作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协调层即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执行层包括“联席会议办公室”、“重点合作专题组”以及“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合作组”，主要由各省（市）发改委负责。这样，在政府层面构建起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机制，可以克服各城市自顾发展的“群散性”倾向、增强城市地区共同发展的“群合性”力量，合作机制就会上升为联动机制，从而能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功能。但是，仅仅在政府层面构建“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机制还是不够的，应该将企业、中介组织引入，在政府、企业、中介组织之间构建更加完善的“统分结合”区域合作新机制，形成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在区域合作中的联动，才可能全面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功能。
企业是区域合作的市场主体，政府之间的合作是通过企业行为具体实现的。政府可以引导企业之间的合作，但不可替代企业合作，因此，政府与企业之间在区域合作中也要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所谓“统”，就是政府要为企业发挥区域合作的市场主体创造条件，通过政府之间的合作对企业合作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解决企业在合作中无力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所谓“分”，就是政府要尊重企业作为区域合作市场主体的地位与作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放手企业之间在投资、技术、销售及产业链分工等方面自主决策，自由合作，共同组织合作事项的实施，合作收益共享，合作风险共担，在合作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区域合作利益下移。这样，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就可以形成以企业为基础的、有活力的区域一体化功能。
中介组织主要指各行各业的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是政府之外的“第二合作平台”，又是企业合作的桥梁纽带，在区域合作中具有政府和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国际化的形势下，中介组织在区域合作中对贸易纠纷、事务协调、利益诉求、矛盾化解等方面的作用优势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中介组织的发育和作用程度，决定着长三角群城市群地区经济国际化、区域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政府与中介组织在区域合作中也要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所谓“统”，就是政府要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政策、优化环境、营造条件，使中介组织在区域合作中行为有序、透明公正，还要解决中介组织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所谓“分”，就是政府应转变职能，将相关的社会职能分离给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和支持中介组织的发展，放手让他们独立处理合作事务。中介组织也要承担自己的业务职能和社会责任，积极为政府与企业的区域合作服务。这样，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就可以形成以中介组织为支持、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功能。
在区域合作中，政府、企业、中介组织虽然承担不同的功能，但推进区域发展一体化应该具有共同性。长三角城市群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活力最强劲的地区，上海世博会又凸显出世界级城市群的地位和功能，有条件探索和建立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中介组织之间“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机制，并且通过三个层面的“统分结合”，将合作机制提升为联动机制，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中介组织为支持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扩展：江淮城市群的融入
长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地区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长三角地区本来是个自然地理概念，有特定的地理边界，现在已成为国家的战略规划区，根据国家对战略规划组织实施的行政需要，地理边界可以突破，现在已扩大到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全部范围，安徽的局部地区也纳入其中。但是，长三角城市群却非如此，这是三角洲周边及长江下游沿岸的城市连绵区，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群的地理边界也会扩大，但不会改变高城市密度、高城市化水平的城市连绵区特征。根据这个特征，长三角城市群的范围通常是“小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即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和南通市，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州、舟山和台州市，面积11万平方公里，2007年总人口9900多万人，地区生产总值42976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1%、7.5%和16.5%。
但是，按照世界级城市群的眼光看，长三角城市群的范围偏小，人口及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都偏低（见表2），与世界级城市群和我国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也不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提升和在全国战略作用的发挥。因此，扩展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应该是上海世博会后长三角城市群外延发展的必然趋向，而在长江下游浮现的江淮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相连绵，必然会融入长三角城市群，成为这个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淮城市群在安徽中部的江淮地区，包括省会合肥，沿江的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沿淮的蚌埠、淮南，以及巢湖、滁州、六安等11个地级市，以合肥为中心，构成蛛网状的“1+10”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均衡与紧凑程度在全国也是少见的（见图一）。
若在五年之前提出江淮城市群，即使是安徽人也不会相信，但是现在不同了，江淮城市群正在勃然浮现。其一是，省会合肥市近年来发展很快，作为一个城市群必备的核心城市，在江淮地区已经具备了。合肥市辖四区三县，面积7266平方公里，2008年总人口486.7万，占全省的7.2%，地区生产总值2001年363.4亿元，仅占全省的11.0%，2008年上升到1664.8亿元，已占全省的18.8%，七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1个百分点，在江淮城市群的11个城市中，合肥市的首位度都比较高（见表3），与武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武汉、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郑州都大体相当。其二是，城市之间有公、铁、水运相通，其中，高速公路通达各市，合肥、六安、蚌埠、滁州还通高速铁路，居中的合肥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车程都在1—2小时之内，具有城市群的交通便捷、快速通达的条件。其三是，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加快，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趋于密切，部分城市之间已出现了“同城效应”，如马鞍山与芜湖、铜陵与池州、蚌埠与滁州都有明显的“同城效应”；近两年来，合肥与淮南又推进了“合淮同城化”战略，已形成城市群地区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其四是，安徽省提出了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规划，以自主创新为主题，优化合肥、芜湖、蚌埠市的科技、教育资源配置，三市在“产、学、研”方面正融为一体，而合肥位居皖中，芜湖与蚌埠又分别是沿江和沿淮城市的“龙头”，这样，以合肥为中心，逐步将安徽的沿江、沿淮城市资源优化整合，又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的约束，城市之间发展的“群散性”减弱，“群合性”增强，会形成城市群的发展合力。正因为上述因素的孕育和成长，江淮城市群正由“虚”向“实”跨越，在安徽全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见表4），已成为安徽崛起的战略支撑，带动皖北、皖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江淮城市群的崛起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扩展相适应，在不长的时期内，江淮城市群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组成部分也具有必然性。一般地说来，根据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形成规律和空间结构特征，判断城市群形成和空间扩展的主要依据，是自然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联系，即“三维空间联系”。首先，从自然空间的联系看，江淮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都同属长江下游地区，在自然空间上是一个完整的空间地域体，自然条件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相连性，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完全可以形成有机联系的城市连绵区，而江淮城市群已与长三角城市相连绵，连接点在长三角城市群是南京市，在江淮城市群是马鞍山，两市相距只有40余公里，早已出现“同城效应”，为长三角城市群向安徽江淮地区的扩展起到了联接作用。其次，从经济空间的联系看，由于长江大动脉的哺育，安徽沿江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联系十分密切，已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大区域，加之现代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江淮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在整体上已构成一个大的物流区、人流区、资金流区和信息流区，资源互补与产业分工协作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国家支持安徽的皖江地区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些产业向江淮城市群转移，日立集团、联合利华集团、华谊集团总部也由上海迁往合肥，一些产业将在江淮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形成发展“共生圈”。第三，从社会空间的联系看，由于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的密切联系，安徽的江淮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也是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综合体。江淮地区号称“吴头楚尾”，安徽沿江和皖中地区在历史上与江苏中南部地区同属中国地方语言体系中的“吴语”体系；安徽与江苏在明代还同属江南省，有着很长的行政渊源关系；以桐城文派为代表的江淮文化在长三角地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回应；明清时期的徽商在长三角的城镇长期经营，也深刻影响江浙商人；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大批上海知识青年下放安徽的江淮地区，九十年代以来，江淮地区的大批城乡劳动者到长三角城市“打工”，都从不同方面加深了江淮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民间交往和社会联系，可以说，安徽江淮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不仅地相连、水相通，而且人相亲、习相近，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为长三角城市群向江淮城市群的空间扩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再从世界五大城市群看，每个大城市群都是若干个较小的城市群有机组成，构成了城市群的空间网络结构。比如，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就由波士顿城市群、纽约城市群、费城城市群、巴尔的摩城市群、华盛顿城市群等组成；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就由芝加哥城市群、底特律城市群、克利夫兰城市群、密尔汉基城市群、多伦多城市群、渥太华城市群、蒙特利尔城市群等组成；日本东海道城市群，就由东京城市群、大阪城市群、名古屋城市群、神户城市群等组成；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就由伦敦城市群、伯明翰城市群、利物浦城市群、曼彻斯特城市群组成；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就由巴黎城市群、布鲁塞尔城市群、汉堡城市群、法兰克福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阿姆斯特丹城市群等组成。根据世界五大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和空间结构特征，长三角城市群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也应包括若干个城市群，江淮城市群融入长三角城市群，也具有必然趋势。
世界级长三角城市群“ 一核、两群、四圈”的空间新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上海世博会后的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将具有内涵和外延上的两大发展趋向，内涵上的发展向是整体功能提升，上海市要迈向高端国际化，城市群地区要走向区域深度一体化；外延上的发展趋向是空间扩展，安徽中部正在崛起的江淮城市群，必然会成为世界级的长三角城市群的组成部分。这样，长三角城市的空间范围就扩大到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之间的广阔区域，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4亿，与世界级城市群的规模就大体相适应（见图二）。
必须指出，上海世博会后，长三角城市群在上述内涵与外延上的两种发展趋向是互为关联的：内涵上的功能提升必然会推进长三角地区的结构转型和产业转移，从而推进向江淮城市群的空间扩展；外延上的空间扩展必然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开拓新空间，从而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提升。上海世博会后加快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应该认识和适应这两种趋向，发挥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级城市群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
在功能提升和空间扩展的发展趋向下，作为世界级的长三角城市群，将会形成“一核、两群、四圈”的空间新格局。所谓“一核”，就是上海市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将会发挥“四港四网四个中心”的国际化功能，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所谓“两群”，即由三角洲周边的16个城市组成的“小长三角”城市群和安徽中部的“1+10”江淮城市群，后者既是前者的“腹地城市群”，又是中部地区“东向发展”的“门户城市群”，从而构成东、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空间衔接和战略支撑，更好地发挥长三角城市群对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龙头”作用；所谓“四圈”，就是分别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形成四个紧密型的城市经济圈，即上海经济圈、南京经济圈、杭州经济圈和合肥经济圈，更加完善经济发展的区域条件。因为“圈”比“群”的空间结构更为紧凑，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城市经济圈与城市群的最大区别不仅是范围较小，而且是打破行政界限，更加突出产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紧密性、地域开发和空间布局的紧凑性，可为城市群的成长提供具有发展活力的区域支撑。比如，安徽已在规划和建设合肥经济圈，其范围包括合肥市，淮南市、六安市、巢湖市和南部为安庆所辖的县级桐城市，后四市分居合肥周边，空间距离均在1小时车程范围内，合肥经济圈实际上是江淮城市群的紧密型核心圈。上海、南京、杭州周边地区也早就形成了类似的1小时城市经济圈，这些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将会支撑和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提升和空间扩展，真正形成对内具有辐射力、对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