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的本质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上,建立经济、社会、自然间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在理念上,生态经济的价值理念是生态文明;在实践上,生态经济可以形成后发优势。由于理念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有效性,发展生态经济是后发地区经济腾飞的战略途径,后发地区可以通过发展生态经济改变面貌,甚至成为发达地区。在全国战略格局下,淮河流域的发展方向应是建成中国大陆最大的生态经济区。
一、淮河流域建设生态经济区的可能性
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2007年党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2015年4月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全国化”的社会行动阶段。以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建设生态经济区,理念上的先导会带动全社会的思想进步和观念更新——这正是淮河流域最需要的,可为建设生态经济区提供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支撑。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是有次序优势的,先动者形成先发优势,后动者可积聚后发优势。相对于先动者的先发优势,后动者有三个突出的后发优势:一是可从先动者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免费搭车”效应而受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二是先动者锁定了错误的决策与行为,后动者可吸取教训、不走弯路而受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三是先动者的路径依赖往往会束缚创新,后动者没有这种依赖往往会激发创新，从而形成后发优势。
淮河流域虽然是后进地区,但在发展生态经济方面是有可能形成后发优势的。其一，淮河流域的后进局面是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而在久远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代,淮河流域都曾是我国的先发地区。在如今生态文明时代,淮河流域率先建设生态经济区,是后发地区先行培育新型区域经济板块优势,完全有可能形成区域经济后发优势。其二，淮河流域的工业化、城镇化虽然落后了,但也避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先发地区生态环境受损的弯路。淮河流域率先建设生态经济区,没有路径依赖的束缚,有利于创新驱动,也完全有可能在发展生态经济方面形成后发优势。其三，生态经济区是新型的区域经济板块,需要吸纳区域经济、城市经济、产业经济、技术经济乃至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成功经验,淮河流域建设生态经济区,可以学习、引进乃至直接运用这些成功经验,“免费搭车”效应会充分体现,可能形成巨大的复合型后发优势。由于在实践上有可能形成如此之多的后发优势,在“全国化”趋势下,淮河流域有可能建成中国大陆最大的生态经济区。
二、淮河流域建设生态经济区新的可行性
一方面,淮河流域的资源和产业基础奠定了建设生态经济区的客观可行性;另一方面,在全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格局下,淮河流域区域特征的三大根本性新变化为淮河流域建成中国大陆最大的生态经济区提供了新的可行性。
从资源和产业对建设生态经济区的客观可行性而言,淮河流域的资源和产业至少有五个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是不可替代的农业功能。农业是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础,又有吃、用、游、工业原料、就业与社会稳定等重大作用。淮河流域耕地面积1.9亿亩,占全国11.3%,粮食总产9870万吨,占全国17.4%,商品粮占全国25%,在全国具有不可替代的农业功能,发展生态农业的潜力很大。二是不可替代的能源供应功能。能源是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保障。淮河流域煤炭、石油、天然气、风能和光能新能源资源等能源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炭资源储量大,全流域煤炭储量700亿吨，不仅可以保障流域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能源供应,对长三角地区发展也有不可替代的能源供应功能。三是不可替代的工业基础功能。工业是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支柱。淮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品种繁多，基于丰富矿产与农业资源而发展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对流域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工业基础功能。而且,工业领域发展生态经济的空间大、前途广,可以为流域生态经济区建设扩大工业支撑。四是不可替代的淡水供应功能。水是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命脉。淮河流域水资源总量854亿立方米,只占全国的3%,人均488立方米,只占全国人均的18%,在人口密集的淮河流域,这些水资源对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用水极为珍贵,如何保护好、利用好水资源对流域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五是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功能。生态状况是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标志。淮河流域多样的水、山、林、田及丰富的物种资源,构成了独特生态系统,对流域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功能。如淮河水系对流域水的调蓄及减灾功能,大别山、桐柏山森林及农田植被对流域气候的调节功能,生物多样性对流域物种的保护功能等,由于淮河流域位于中国的南北过渡地带,其生态屏障功能在流域内和流域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另一方面,淮河流域区域特征的三大根本性新变化为率先建成中国大陆最大的生态经济区提供了新的可行性。第一,全国战略格局调整使淮河流域区域地位由边缘转变为前沿,为淮河流域发展生态经济走在全国的前沿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淮河流域尽管资源丰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处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边缘地区,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湖北五省的淮河流域也是本省的边缘地区,经济发展也处于落后地位。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淮河流域则处于前沿。全流域定位为生态经济区,五省40个地市，160个县（市）都能以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为引导改革创新,从各自的特征出发培育生态经济的后发优势,就会积小成大、由弱变强,由产品到产业到产业链到产业集群的递级发展,淮河流域的生态经济发展就可以走在全国的前沿。第二,淮河流域交通功能由东西南北的“大通道”转变为全国化的“大枢纽”,为淮河流域开拓生态经济的广阔市场提供了新的可行性。在市场起决定性调节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市场有多大,产业就可以做多大。过去,淮河流域交通功能由东西南北的“大通道”,丰富的物产大多作为廉价的资源从几条交通线散流出去,没有加工为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产品,很难开拓市场。淮河流域走上全国的“大枢纽”,交通节点城市就可以成为资源的加工中心,提升加工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就能开拓大市场,为生态经济区开拓市场提供了新的可行性。第三,淮河流域区域功能由区域性的“四出之地”转变为全国化的“四入之地”,为淮河流域集聚生态经济的发展要素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淮河流域成为全国的“大枢纽”虽然可以发展资源加工业,但并不意味着加工能力和加工水平可以随之提高,而淮河流域地区的人才不足、技术落后是普遍存在的,而“四出之地”出现的“人口流向工作”状况又会加快人才、资金等优质资源的流失,淮河流域加工业总是处于落后局面。在“全国化”的趋势下,淮河流域走上“四入之地”,不仅“人口流向工作”转变为“工作流向人口”,而且会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这里集聚,就从发展要素的集聚上为生态经济提供了新的可行性。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淮河流域建设生态经济区具有理念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有效性,在资源和产业上具有客观可行性,在“全国化”趋势下流域区情特征的三大根本性变化还提供了新的可行性。因此,建设中国大陆最大的生态经济区,应该成为我国区域布局战略升级新形势下淮河流域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