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必定：从“三农”到“四就”再造的新农村建设思路

        【内容提要】 从区域“城市性”的角度，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人口转移型和结构转换型两种类型，针对新老“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应与结构转换型的城镇化相结合，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的就地产业化、农民的就地职业化、农村的就地城镇化和户籍的就近镇( 市) 民化，简称新农村建设的“四就”思路。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结构转换

        中图分类号: F320.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0670( 2016) 06 －0058 －07

        一、区域的城市性: 城市化涵义的新认识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凡是存在着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地表空间，都存在着乡村和城市两大空间聚落，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乡村与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制度与观念等结构上完全不同，乡村的这些结构特征可以高度概括为“乡村性”，城市的这些结构特征可以高度概括为“城市性”。城市是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集聚高地，城市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 城市在对广大区域农村不断地发挥集聚和辐射作用的过程中，既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城市性”程度，同时又改造农村地区的“乡村性”，农村也就向“城市性”跟进，一方面退化“乡村性”，另一方面又生长出“城市性”。这样，整个区域就具有“城市性”。

        进一步分折可以看出，“乡村性”是以乡村为主导的，“城市性”是以城市为主导的，而城市是区域的经济、技术、文化、政治中心，一个区域“城市性”程度的提高，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区域城市性的形成和提高，并不是无限地扩大城市规模，而是不断地提高“城市性”的带动力; 也不是完全地消除乡村，而是不断地更新农村，渗进并提高其“城市性”。由于“城市性”是以城市为主导的，并且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向，可以说，“城市性”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

        显然，引入城市性这个概念，就可以从新的视角理解城市化的深刻涵义，给城市化定义作出新的表达: 所谓城市化，是在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城市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根据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城市化具有“二元”发展的基本特征，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城市性”都处于不断提高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重要的是还会发生乡村结构的转型，“乡村性”逐步弱化乃至消失，“城市性”逐渐生成乃至发展，乡村不仅具有“城市性”，“城市性”程度还会逐步提高，这是农村地区“城市性”形成和提升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在城市地区，有了城市并不意味着就是城市化，城市本身的“城市性”也会逐渐提升，这种提升既表现为城市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又表现为对周边区域带动力和辐射力的持续增强，这是城市地区“城市性”提升和扩展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城市化的“二元”发展格局会不断提高区域的“城市性”，从而形成包括乡村和城市在内的城市化地区。

        以“城市性”反映城市化的特征，对更新城市化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所主张的，是城市“单一”发展的城市化理论，由此而出现了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只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忽视农村地区提高“城市性”的可能性，有人甚至提出“农村消亡”的主张。实际上，只要有农业的存在，农村是不会消亡的，农村所消亡的是它的“乡村性”，成长的则是它的“城市性”。二是只强调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忽视了城市本身“城市性”的提升，有人甚至认为，当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很高程度，比如80%以后，城市化就会中止。实际上，即使到了这个程度，城市化还会持续的，因为“城市性”的提升是不会中止的，只要人类不停地追求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城市性”的提升就不会中止，中止的应该是城市人口占比的增长和追求城市“单一”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实际上，中外学界已经注意到城市化的“二元”发展，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或是强调农村向城市的转型，或是强调城市的持续发展，与提升“区域的城市性”很有相似之处。比如，日本地理学家山鹿域次对城市化强调的“四个方面特征”，美国社会学家L． 沃恩强调的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要发生质变”，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广义城市化”即“城市化Ⅱ”，苏联学者库采夫对城市化所强调的“社会形态转变”，以及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所强调的“乡村变成城镇的复杂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所强调的“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和“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等等，都与这里提出的“城市性”概念有相同的涵义。

        二、两种城市化发展道路

        将“城市性”引入城市化的内涵，对城市化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就会有新的认识。概括起来说，自城市化出现以来，人类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 一)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自1760 年产业革命推进城市化的起步以来，世界城市化主要是走这种发展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又称人口城市化，是原发型的城市化道路，工业化是这种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因为工业化有两个外延，一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高度化，二是人口的城市化。由于工业化催生了工业，而工业布局又是集聚在城市，城市工业的逐步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需求的逐步增加; 又由于农村劳动力比较利益低于城市工业，农民出于对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追求而向城市转移，成为工业劳动者，并且将家庭人口也带进城市而成为城市居民，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逐步上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产业结构逐步地多元化、高度化，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条件也不断改进，对人口与劳动力的承载能力也不断提高; 而在农村方面，工业化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村劳动力会出现大量的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力和人口也就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从而形成持续推进的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起源于18 世纪中期的英国。英国是世界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化推进了英国城市化的兴起，从1760 年到1900 年的140 年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65 个百分点，己进入城市化高度发达阶段，成为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国家。由于人口的大转移，英国涌现了一大批工业城市，其中，首都伦敦在1851 年前后人口就达到250 万人，恩格斯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象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250 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 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 倍”。恩格斯的这段描述，深刻反映了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巨大力量。

        继英国之后，工业化向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扩展，这些国家也走上了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20 世纪下半叶以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开始兴起，工业在城市集聚，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走的也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尽管发展差异很大，但反映了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又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农村的衰退; 二是“城市病”的普遍出现，发达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环境问题，尤其是造成大气、土壤和水的污染; 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贫困问题，尤其是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大片的“贫民窟”。随着城市化的加快，这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而促使人们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城市化发展道路也逐渐开始转型，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化道路: 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 二) 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管理与空间布局等结构向城市转型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是提升区域城市性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过程中孕育的，如果说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么，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则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率先进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发展史可以发现，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时，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空间布局等许多方面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 时，这些变化开始显现。因为城市化发展到这个水平，城市在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的地位会不断上升，不仅是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区域，同时也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新阶段，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观念上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渐增强，从而不断提升区域的“城市性”，改造区域的“乡村性”，乡村地区开始逐步地向“城市性”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还会持续地向城市转移，但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开始减缓。特别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条件的革命性变化，大大地提高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可达性，城市的一些产业向区位更好的集镇转移，一些集镇乃至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观念上开始向城市转型，在城市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乡村的城市化，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也就进入了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新阶段。

        作为世界城市化起源地的英国， 1851 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0%上升到50%，正好达到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起点，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走上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的国家。这个时候英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甚至成为“世界城市”，不仅伦敦人口达到195 万，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而且还涌现了一批有专业化分工的新兴工业城市，英国铁路通车里1870 年就达21720 公里，密集的铁路网将全国的城市联系起来，又扩大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马克思在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根据英国自18 世纪60 年代以来产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发展深刻地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 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 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是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 ; 中世纪( 日耳曼时代) 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 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在人类城市化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乡村城市化”，就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既是对英国这个时期城市化发展的概括，也是对城市化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欧州其他国家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在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时，开始走上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展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出现了城市群，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发生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是交通运输快速化、经济社会生活信息化，以更便捷的方式密切了相邻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推进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性”程度很高的城市化地区。特别是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自20 世纪50 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有普遍发展。比如，地域广阔、人口流动自由度很高的美国，到1960 年就形成了24 个人口稠密的都市区或城市化地区，每个都市区都有一个核心城市，数十个中小城市，以及几十个在核心城市1 小时行车距离范围内的郊区，覆盖了美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全部人口。由下表可见，在1960—1990 年期间，除了匹兹堡和布法罗两个都市区外，其余22个城市区的人口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中心城区的人口比重都不高，最低的是亚特兰只有13． 9%，最高的休斯顿也没有超过一半( 49． 4%) 。人口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之外，说明美国的区域城市性程度高，是典型的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同美国一样，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的城市群、城市带或都市化地区，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已逐渐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普遍现象。

美国24个都市区人口分布变化（1960-1990）（个，%）

资料来源:Willian Luey，Darid Phillips，Confunting Surburban Dcelin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Metropvlitan Renelrnllsland Press，2000，169

        三、两个“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局限性

        农业、农村、农民，是人们熟知的中国“三农”问题，当政府、农民以及理论界、经济界和社会各界还在致力于解决和研究这个“三农”问题时，又出现了新的“三农”问题，即农民工、“老人农业”和空心村。农民工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自上世纪80 年代末以来数量逐年增长，目前全国大体有2 亿多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5% 以上;“老人农业”是农业劳动力以老人为主，因为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经商，土地大多由他们年老的父母耕种;“空心村”是由于大量农民转移出去而导致农村人口减少，不少农民全家进城而人去屋空，出现村庄“空心化”的衰落现象。这样，中国不止存在一个“三农”问题，而是两个“三农”问题，老的“三农”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又出现了新的“三农”问题，而且，新“三农”问题比老“三农”问题更有加剧趋势，使得中国的“三农”问题更复杂了。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是推进新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从统筹解决两个“三农”问题的角度看，目前我国推行的新农村建设又有明显的局限性。

        ( 一) 从统筹解决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的角度看，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存在着局限性

        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仍处于持续发展阶段，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农民和农村人口还会向城市流动。但是，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对农村人口存在着“固化”的局限性，既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又不能减少农民工对城市的压力。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问题是密切关联的，农民会涉及到农民工，农民工又涉及到农民，只有联系起来统筹解决，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 二) 从统筹解决农业和“老人农业”问题的角度看，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存在着局限性

        尽管国家对农业发展给予很多实质性的扶持，但与工业、服务业相比，分户经营“小农业”的低比较效益局面不会根本改变，很难吸引进城农民返回农业，“老人农业”的局面就很难扭转。更何况，未来二、三十年间，还有2 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和农民向城市转移，这样，“老人农业”还要维持下去，很难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从而又限制了农业的发展。由于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不能解决“老人农业”问题，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就存在着局限性。

        ( 三) 从统筹解决农村和空心村问题的角度看，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存在着局限性

        中国农民很重视房舍建设，农民工的大部分现金收入用于农村建房。将会出现三个后果: 一是农家获得可贵而不多的现金“沉淀”于房屋，成了没有任何资本回报的“沉没资产”，大大降低了现金使用效率; 二是很多农民工在老家农村盖了新房又进城务工，有的还带着全家在城市租房居住，农村新房的空置率很高，以至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三是农民工主要是在自家的宅基地或承包耕地盖新房，没有规划，村庄新房“七零八落”，难免今后会被拆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现在各地虽然注意新农村规划，并且由政府资助示范村的规划和建设，但是，在中国农民还处于大流动的趋势下，当前的村庄规划很难预料到今后几十年的农民流动去向，即使有了规划，建好了新房，但也难约束农民向城市转移，新农村就会出现新的空心村，新农村的过早规划和建设都会有局限性。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符合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但面临在解决新老“三农”问题上存在的局限性，应该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高度，探索再造新农村的新思路。

        四、“四就”: 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2014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4． 8%，己超过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转变的“拐点”50%，应该大力的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新型城镇化。反映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是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通过结构转换型的城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我国农村的差异很大，不同地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的新农村建设会千差万异、各具特色，但是，无论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都存在着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思路，那就是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的就地产业化、农民的就地职业化、农村的就地城镇化和户籍的就近镇( 市)民化，简称新农村建设的“四就”思路。

        ( 一) 农业就地产业化

        所谓农业就地产业化，就是每个村的农业都要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拉长农业产业链，在提高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产量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改变农业的弱质地位，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发展繁荣农村经济。

        农业就地产业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农村是因为农业而存在的，没有农业就不会有农村，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天然法则都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传统农业的最大问题是比较效益低。在自然经济时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的这个问题被掩盖了，在市场经济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时期，农业的这个问题也就显露出来，而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以现代工业理念办农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推进农业的就地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可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的经济收入，在气候变化趋势下还可以提高农业的减灾、防灾、抗灾能力，而农业的就地产业化更能直接提高每个村庄农业的比较效益和每个农民的经济收入，从事农业也可以富裕起来，农村就能留住农民，新农村建设就有了产业基础、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甚至会吸引进城农民返回农村、返回农业，新农村建设才有前途。

        农业就地产业化是有可能的。发达地区的许多农村早己走上农业产业化道路，农业就地产业化在那里己被证明是可能的，即使在不发达地区或不发达的农村，农业就地产业化也同样是可能的。因为对每一个村庄来说，农业就地产业化并不是对那里的所有农业门类都要产业化，可以选择某类具有特色又有市场需求的种养农产品发展产业化，或是水稻、小麦、玉米，或是家禽、家畜、水产，或是蔬菜、苗木、花卉，每一类种养产品都有广泛的市场，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相对比较优势，如果选择某类最具比较优势的种养农产品发展产业化，是会获得成功的。比如，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广西，资源和地理气候因素具有发展花卉的比较优势， 2009 年，广西种植100 亩以上的花卉大户达2000 多家，花农100 多万户，上千村庄有了花卉产业化，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开始走上新农村建设道路。

        ( 二) 农民就地职业化

        所谓农民就地职业化，就是在农业产业化中，农民成为农业的投资者、管理者、产业工人，以及为农业服务的经营者。其中，农业投资和管理者是农业产业化的组织者，他们人数较少，但却是农业产业化的骨干; 农业产业工人是将承包耕地有偿出让又受雇于农业投资者和管理者，从而获得土地的租金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农民，他们人数较多，是现代农业的产业大军; 为农业服务的经营者包括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农业生产资料、技术、农产品收购、销售的经营者，农业产业化越发达，这些经营者人数就越多，他们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忽缺的服务者，对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和拉长农业产业链具有关键作用。

        农民应该是个职业的概念，农民只能是职业农民，但在我国，农民概念却“双重化”了，既是职业的概念，又是身份的概念。长期以来，由于受“二元”体制的分割和户籍制度的约束，凡是出生在农村而没有转变户籍关系的人，无论他到哪里，终身都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一个典型例子是广泛流行的“农民工”称谓。他们很多人进城务工已有很长时间，出生在城市的孩子也被称之为“第二代农民工”，农民的身份也被他们的后代所继承。而在农村，真正的职业农民却很少。所以，农民的就地职业化非常重要。农民就地职业化的实质就是改变“双重化”的农民概念，一方面，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努力使进城农民工转变“农民”身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 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仍在农村的农民大分化，一部分转化为职业农民，一部分向非农产业转移，或转移到城市，或转移到小城镇。

        农民就地职业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农村的主人是农民，新农村的主人是职业农民，没有职业农业，新农村是无法建设的，因为职业农民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而且会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不用说农业投资者、管理者和为农业服务的经营者，即使是没有资本的农业产业工人，也有稳定的耕地租金和劳动报酬“双重收入”，有的还可以在农闲季节就近到城市或小城镇务工经商，更可获得经营性收入，这样，他们就有了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等三个—收入来源，大大高于小农经济下传统农民的收入。而且，农业产业工人会专门从事于某方面的农业生产，种养技术会达到较高水平，也有增加劳动报酬的空间。职业农民以农业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依托，并且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不仅不会轻易离开农村，而且有建设新农村的理念、技术和组织能力与适应能力，可以推进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从而又会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和职业农民的收入，新农村建设更有充分的保障。因此，推进农民就地职业化，培育和发展浩浩荡荡的职业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 三) 农村就地城镇化

        所谓农村就地城镇化，就是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因地制宜地密切啮合，有机融入新市镇发展。对外，新农村在与相邻城镇组团的空间关系上，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上的有机衔接、基础设施上的共建共享、社会事业上的全面融入、文化观念上的深度辐射; 对内，新农村在村庄建设上，逐步形成产业发展园区化、农户住宅成套化、村容村貌街面化，村务管理民主化的新形态。而且，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影响，以镇带乡，镇乡一体，城镇边界扩大到村庄，不断提升村庄的“城市性”。那些建设水平较高的新农村，将会形成村的建制、镇的水平、市的品质，成为农民美好幸福的家园。

        农村就地城镇化并不是村庄原地城镇化，而是根据各村庄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与周边城镇和村庄的空间关系，打破自然村、行政村的界限，改造旧村，合村并点，形成更便于生产生活的乡村“大社区”，农村会实现就地城镇化。我国许多新农村建设较好的地区，就是根据农民自愿、便于发展的原则，将几个自然村合村并点为“大社区”，这些“大社区”居民较多，类似小集镇，具有不同程度的“城市性”，走的正是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如经济发达的苏州市就是以新市镇理念建设新农村，推进农民向“大社区”集中居住，把全市2． 1 万个自然村规划调整为2517 个农村居民点，大体上是7—9 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居民点，大多超过1000 人，每个居民点就是一个“大社区”，这些集中居住点都是具有较强“城市性”的新农村。又如，山东省淄博市的马桥镇打破原有村庄区划界限，将22 个行政村调整为4 个“大社区”，按小城镇的标准规划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具有一定“城市性”的新农村。

        农村就地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标志。因为这样的村庄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村容村貌上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城市性”，是农民向往的家园，已经达到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境界，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就地城镇化是在农业就地产业化、农民就地职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农业就地产业化是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必要条件，而农民就地职业化则是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充分条件。比如前述的苏州市和山东淄博市的马桥镇，都是农业产业化比较发达，已涌现出一大批职业农民的地区，政府有财力扶持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有能力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在现阶段，这些地区都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就地城镇化是逐渐推进的过程，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周边地区会率先出现农村就地城镇化，其他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会逐渐出现农村就地城镇化。从当前看来，农村就地城镇化现象还比较少，但却是中国新农村的发展方向，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标志。

        ( 四) 户籍就近镇( 市) 民化

        所谓户籍就近镇( 市) 民化，就是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基础上，农民不需要向大中城市转移，不仅能实现职业的转变，而且还会实现身份的转换，其农村户籍就近转变为具有城市意义的镇民户籍。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升华，也是具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进入“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发展新阶段，新农村建设会受到城镇越来越大的带动，新型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因素，而新农村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也是人口转移与结构转换并存的，但人口转移是局域的，结构转换是就地的。新型城镇化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在县域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随着小城镇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型，会吸引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农村人口转移的局域性就表现为就近性，并会实现职业和身份的双重转变，其户籍也便就近转变为具有城市意义的镇民，一些小城镇会发展为小城市，其户籍也便随之转变为市民。另一种情况是，随着城镇对农村辐射作用的增强，一些规模大、条件好、发展快的农村“大社区”或中心村，经济社会结构逐渐向城镇化深度转型，逐渐发展为新的小城镇，农民不需要转移，便有可能就地实现职业和身份的双重转变，其户籍也有可能转变为镇民。因此，新农村发展到一定程度，一部分农民的户籍就近实现镇( 市) 民化是必然趋势。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发达县城与城市郊县，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新农村建设中，户籍就近实现镇( 市) 民化的农民不一定很多，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农民不需要长途颠波、拖家带口向城市转移，就近、就地实现职业与身份的双重转变，不仅节约转移成本、降低转移风险，而且可以改善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农民的“现代性”; 另一方面，城市也可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的承接压力，不仅可以抑制城市膨胀、减少“城市病”，而且城市规模可以合理“瘦身”，推进各类城市发展由规模扩张向功能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提升城市的发展品质，增强城市的区域中心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户籍就近镇( 市) 民化可以统筹解决新老“三老”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积极创造条件使更多农村人口的户籍就近镇( 市) 民化，既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使命，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农业就地产业化、农民就地职业化、农村就地城镇化、户籍就近镇( 市) 民化是相互联系、逐步推进的，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一般思路，又反映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阶段。农业就地产业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农民就地职业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农村就地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标志，而户籍就近镇( 市) 民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升华。“四就”模式下的新农村建设是国情条件所决定的，从短期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新老“三农”问题，提升农村地区的“城市性”; 长期看，可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村的“现代性”，达到如恩格斯所说的“城乡融合”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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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程必定． 从区域视角重思城市化［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作者系安徽省政府参事］

【来源】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