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战略[1]。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态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中国共产党提出美丽中国建设战略，这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成为什么国家，进行了形象生动描述。实际上，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准确把握好生态文明内涵，实施科学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一、建设美丽中国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一）美丽中国内涵
美丽的哲学概念，一般指某一事物引起人们愉悦情感的一种属性。那么“美丽中国”内涵就是中国具有使人们愉悦情感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应该包括外在美与内在美两方面。美丽中国外在表现为中国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环境美；美丽中国内在表现为在国内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形成和谐美。这两种美丽，使国人生活在中国感到自豪，感到心情愉悦；在国际舞台上，因为幸福和谐、和平崛起中国出现，使其他国家感到愉悦，展现美丽中国形象。
（二）我们党的历史任务嬗变
建设什么样社会、建设什么国家，一直是我们党思考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其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内涵进行完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以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党的报告中战略目标演变历程来看，可知我们党的历史任务从突出物质文明向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结合转变，从追求国内内在和谐向内外美丽转变，不仅实现国内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也实现中国内外形象的美丽。
（三）美丽中国战略引领中国转型发展
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881.6万亿，人均35181元，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有目共睹，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于已有基础和成绩，如何发展值得我们思考。经济发展目的是继续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追求物质财富，还是以追求幸福为根本。实际上，经济学家也一直对经济增长目的进行思考。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ohn Kenneth）在其《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中同样强调：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自由的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应当落脚于人的福祉，落脚于人的自由。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有一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在其层次需求原理中指出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其实，我们党高屋建瓴适时指出发展方向，先后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宏伟目标。为了目标实现，先后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美丽中国”战略不仅从更宏观视野概括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目标，建设和谐美丽生活，而且展现中国外在美丽，把党建设历史任务以更加形象生动言语表述出来，更好引领中国转型发展。
二、把握生态文明内涵，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一）生态文明内涵
什么是生态文明？纵观目前理论界对此研究，可以归纳为不同层次：①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狭义的生态文明，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②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俞可平[2]（2005），李红卫[3]（2006），王治河[4]（2007），陈瑞清[5]（2007）等认为，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人类在对自身发展和反思的基础上，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③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潘岳[6]（2009），李良美[7]（2007）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8]。④生态文明是一种思维方法。生态文明观认为，在45亿岁的自然界面前，只有400万年历史的人类犹如少年，要从大自然中学习智慧，自然界丰富智慧是地球经过几十亿年优胜劣汰、协调演变、和谐共荣而积累起来的[9]。人们需要借用生态学基本原理、生态系统基本规律来认识和诠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等关系，并用生态学基本原理、生态系统基本规律来解决彼此不和谐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休戚相关[10]。生态文明思维方式不但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当作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且把协调、和谐、持续发展和全面繁荣也当作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广义上来看，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遵循人、自然与社会三者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二）生态文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两大内容
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在十八大报告中给予阐释，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为我们指出美丽中国建设两大路径：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融入。生态文明理念树立主要是抛弃传统经济增长发展观，从战略高度认识生态环境的价值，追求中国外在环境美丽；生态文明融入就是借用生态系统智慧，破解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难点，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追求中国内在社会环境美丽。
三、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建设，促进生态环境美丽
（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破坏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负反馈效应。
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其理性再深邃，精神境界再高尚，能动性再巨大，都不能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被制约性。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1]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12]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这就从本体论上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也就是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损害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13]。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不仅仅影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美丽中国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人类的活动必须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得以长久地生存与发展。
（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同
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各方面，错综复杂，表面上看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自然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观念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合体[14]。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能以停止经济发展来保护环境，但也不允许为了发展经济而继续过度的破坏生态环境。如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发展经济，造成当地居民贫困。居民一时贫困可以忍受，如果长时间贫困也会导致对自然环境进行毁灭性破环，在某种意义上贫穷才是生态环境最大的杀手。目前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建设不协调，对于前期造成生态环境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补偿解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根本途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前提是把对环境成本纳入GDP核算体系中，转变经济考核方式。经济考核方式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目的转变，这需要政治建设支持。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反作用力。不同文化就产生不同消费文化，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促进了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人们消费观念的重大变化，即认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是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消费品，扩大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今诱惑性消费正铺天盖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导致强迫性消费、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必然导致资源消费强度的增加。然而我国资源禀赋与人口不断增长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又因技术水平对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不合理消费文化必然影响对生态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环境建设不仅需要政府主导与引导，更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生态环境建设主体是全体人们，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生态环境、绿色消费、低碳生活。通过社会建设，培育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建立同我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为生态环境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通过社会建设，对社会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减少因贫困造成对环境破环。
四、生态文明智慧融入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美丽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社会不和谐现象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②腐败问题不可忽视；③文化迷失；④贫富差距扩大。造成这些不和谐的原因包括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形成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中体制不完善和法规不健全的体制原因，客观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所导致的贫富不均，由****及人们利益失衡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等[15]，其中最深层次原因是生态位错乱，没有把生态文明智慧和理念深入融入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明建设和政治建设中。
（一）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的经济生态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对此深表感叹：“中国在过去30年持续9%的快速发展是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如此大规模而有持久的经济增长。”①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经济结构三大严重失衡问题：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和投资，导致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失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扩大，没有形成协调发展局面。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仅仅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方向去建设，更要把它作为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发展模式去推进，这样就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更明确的落脚点[16]。在这里，我们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把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发展理论中。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贯穿于整个经济建设实践中，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始终不脱离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剖析经济问题时，借用自然界运行智慧。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存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可运用同一方法，即要从事物现象的观察出发，运用理性分析，去发现事物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去寻找自然秩序，其思想集中体现在《经济表》中。马克思对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个尝试是最有天才的思想。因此，也可以从生态系统中寻找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解决办法。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主要根源是忽视农业对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支持的重要性。在生态系统中，存在能量金字塔定量，即低营养级的生物所固定的能量一定比高营养级的大很多。如果想要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基础要雄厚，我们更加需要突出农业基础地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为了保障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稳定，应该同时依靠三驾马车，而不是依靠某一辆马车。正如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路径越多，其系统稳定性就越大。
（二）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的政治生态
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与取得的成绩，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于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②建设好美丽中国关键也在于党，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然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图享乐、脱离群众、民主作风缺乏，加上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权代法、以政代法。这些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形象，影响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因此，党的建设需要处理好党群、党党、党政和党法之间的关系。只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保障党的政治建设，能够制定出的正确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
生态学认为，生命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或要素之间，以及生命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具有协同进化的关系，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征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党来自于群众，失去群众的支持，党就失去了生态基础。党群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密切协同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根本出路还是走群众路线，通过群众积极参与党风建设，实现党与群众的良性互动。根据生态学的理论，一定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物种有优势种、关键种和从属种之分，它们地位不同，但又彼此需要。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其他各民主党派处于参政地位，各自的政治生态位是明确的，二者既是一种友好合作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监督关系。由于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政治生态位的脆弱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政协功能的发挥，政协在政治生态系统中协同能力有限，使得它难以发挥更大的生态制衡效应，建议加强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执政党与行政机关，二者的组织系统不同，功能不同，因而生态位也不相同。只有党与行政机关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各尽其职，才能协调共处，共同发展。相反，如果打破或混淆各自的生态位，扰乱了二者间应有的生态关系，尤其是执政党以其执政地位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国家权力不适当地集中于执政党，形成党对社会事物的直接领导。这又破坏了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党与政府机关间的生态制约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17]。因此，必须把法律、政府、参政党的生态位置调整到最佳，形成相互联动、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生态境界。生态学理论告知我们，我们党执政方式也需要从传统执政思维方式中跳出来，全面地厘清、改变传统的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党党关系，将执政党地位回归到能够发挥最佳生态功能的生态位置上，相信这样一种联动与制约生态机制，对于改进和加强党的建设，将有重要价值。
（三）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
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不仅要看物质财富多寡，而且要看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水平。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振兴中华的重要力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然而一部分人在追求物质过程中，却偏离中国传统文化方向，失去了人生的本源，文化迷失是当前中国面临主要问题之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化和全球化发展，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大规模进入我国境内。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但其文化中也存在对社会主义文化有负面影响的内容，如个人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实用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功利主义思潮和拜金主义思潮等。如果没有及时对西方文化进行取舍，就会产生多元文化主义，甚至产生“文化战争”，致使部分国人在西方外来文化冲击中迷失文化方向。
正如生态系统需要保持多种生物，即形形色色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社会正常发展也赖以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渗透。多样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内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演进。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健康的生物群落都具有物种多样性的重要特征。生物群落内不仅存在着物种多样性制约物种分布与多度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还存在着起关键作用的物种即关键种，对其它物种的分布和多度起着直接或间接的调控作用，决定着生物群落稳定性、物种多样性和许多生态过程的持续或改变[18]。文化系统内部亦是如此，不仅需要丰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而且也需要树立正确主流文化，在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交流互动中，提高整体文化系统抵御入侵和干扰的能力，增强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系统的平衡性、稳定性和包容性。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相比，表现为更为复杂。因此，文化系统的结构建设应遵守“系统性原则”、“共生性原则”和“核心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是指文化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之间进行着“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一定的结构组成具有一定整体功能的有机整体；“共生性原则”是指允许文化系统中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共同存在的状态；“核心性原则”突出强调主导文化在文化系统中的“内核”地位，主导文化以政治话语为核心，坚持主阵地，弘扬主旋律。[19]因此，我们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时，既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又要**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要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建设，保持和增强先进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不同文化要素，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走向大繁荣、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0]。
（四）生态文明融入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无所谓社会的和谐。在人类所遇到的矛盾中，其实不过两大类：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不仅减少乃至消除人际之间的纷争，而且由于人们同心协力，将能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现阶段中国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转型发展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最大社会问题表现为贫富矛盾。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加大，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
生态学告诉我们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生物之间会形成不同关系：竞争关系、捕食关系、合作关系、共生关系、寄生关系。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出现主要原因是生态位错乱，事物之间形成不稳定的生态关系。社会问题解决路径是让事物回归到原来固有生态位，形成稳定生物关系。因自然资源禀赋不同，不同地区在主体功能区中扮演不同角色，处于同一层次生态位，通过物质流动，形成共生关系。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欠发达地区资金和物质向发达地区流动。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条件显著提高，总部与基地在空间上布局分离，欠发达地区成为生产基地集中区，被锁定在外围地区。一些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被外送、生态环境被破环，却没有从发达地区流回资金进行生态补偿，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关系演变为捕食关系或者寄生关系。如果没有机制干预，寄生物（受益者）越来越多，导致宿主（受害者）死亡，表现为欠发达地区资源枯竭，经济萧条，人口大量外流，欠发达地区不能扮演原来生态位角色，会导致国民经济系统运行不稳定，甚至出现系统瘫痪局面。改变局面，也需要借用生态系统智慧，发达地区不仅需要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流出，也要向欠发达地区流入生态补偿资金，形成地区之间稳定共生关系，地区之间差距将会缩小。同样，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群体之间差距问题也可以借用生态系统智慧加以解决。
五、总结
目前，我们所能理解和掌握生态系统的智慧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待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实践，学习和应用生态系统智慧和发挥生态优势将是长期过程。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全社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力协作和持续推进[21]。我们坚信，蕴含丰富生态智慧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既能够创造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又能够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进程，建设成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注释:
①2006年3月16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主题演讲《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
②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http://cpc.people.com.cn/GB/164113/15049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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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路径研究》（11CJL00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皖江城市跨江发展研究》（SK2013ZD02）。
作者简介：方大春（1973-），男，安徽和县人，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