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侠:工业化视角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来源: 发布时间:2015-11-11 浏览量:22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

       内容提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差距,已经成为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新一轮发展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如何加快内陆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作者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比较探讨。首先从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分析,提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要途径。其次,通过长三角地区四省市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数据比较,论证了内陆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根源,并给出加快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长三角地区

 

       近几年,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又开始逐步明显。如果说2000年前后地区之间的差距,主要因工业发展速度和水平造成,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字上;那么这一次差距加大的原因,则主要源自国际金融危机后,地区产业结构因调整的基础和力度不同所造成,表现在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本文通过皖苏浙沪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比较研究,探寻现代服务业成长的内在规律和机制,以及内陆次发达地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生产性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然性

 

       即使人类社会进人工业化过程后,当产业处在初期的低端水平上,制造业在劳动力再生产之外可以不与服务业发生任何关系。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分工细化,促使产业链条不断延长,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出现并逐步成长,最终成为独立的服务行业。从最初的投资(金融)、销售(商业)等与工业分离,到设计、研发、检测、维修等环节与工业分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越多越彻底,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联系就越紧密,直至完全融合。城市化也在工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分化联合中走向高端。而引起这一系列变化的关键,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发展和独立。

 

       美国经济学家Greenfield (1966)最早提出了“生产者服务业”概念(Producer Services,在本文中统称为“生产性服务业”)。他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者进一步生产产品、开展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其后,Browning和Singelman (1975)根据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流通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四类。其中生产服务业主要是知识密集型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如金融、房地产、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性和人力资本密集性的特征使得生产服务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者。Howells(1986)等则认为,消费性服务业以外的服务领域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范畴,包括银行、金融、保险、证券、广告、会计、法律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等等。从不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不断扩大,行业不断细分,服务的内容更加具体,特点也更加鲜明,因此使现代服务业一出现,就具备了较高的服务层次和现代特性。

 

       生产性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化是由其特点决定的。(1)较强的知识密集性。生产性服务业通常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它来自生产过程创新,并促进生产过程创新。Machlup (1962)、Mi1es (1995)和Hansen(1993)都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供给专业性知识。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有利于制造业企业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和满足预见外需求的能力,也有助于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的制造。Markusen(1989)则从学习成本由初期高投入向后期低成本扩散的角度,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呈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这一特性能够促进产业聚集和区域发展。通过产业集聚,企业可以享受到便利的服务。(2)较强的产业集聚性。生产性服务业本身所具有的集聚性、空间可分性和知识密集性特点,决定它主要集中在大城市。Lentnek(2001)和Beyers(1993)都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明显的集聚特性。后者还通过对美国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走势的研究发现,1985年,美国的大都市集聚了美国90%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83%来自于生产性服务业。除银行以外,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在非大都市区的区位墒数值低于1.0①。面对面密集交流的需要,使生产性服务业通常位于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面对面的交流过时,同时,城乡一体化进程也使中央商务区向多极化转变。因此,在工业化后期,生产性服务业会呈现郊区化趋势。Orain(2004)通过对1978年至1997年,法国IT产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影响的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呈现郊区化趋势。(3)较强的市场细分性。美国经济学家格鲁伯和沃克(1993)将生产性服务业形象地比喻为,“将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的飞轮”。他们认为,社会生产过程越是迁回,越是专业化,越是向资本深化,就越需要生产性服务业这种非物质性中间投入品。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在推进生产的专业化,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要素的积累,提高劳动与其它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同时,还为社会分工深化创造了条件。 (4)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和发展驱动性。成熟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它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可分离的特性,使其能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经济粘合剂的作用,并使一切经济活动更为便捷有效,因此具有较强的发展驱动性。Thompson(2004)通过对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情况的研究,发现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自1992年至2002年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2002年,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制造业,占全部非农部门就业人数的13.9%,仅次于政府服务(16.5%)。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变化表明,没有生产性服务业独立所形成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平台,没有生产性服务业外包所形成的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就没有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服务的独立化和外部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熟的特征,也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诸如生产流程设计、产品研发、企业管理咨询、会计、工程服务等等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以独立的行业模式面向社会进行外包式服务,大大拓展了现代服务业的空间范围,使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呈现明显变化趋势。对此,Riddle(1986)通过建立“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详细阐述了现代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差距比较分析

 

       我国地区间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同演化进程,反映了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阶段性发展差距。一是三产比重差距。2014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15271.89亿元,增长8.8%;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19222亿元,增长8.7%,也已经实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江苏第三产业增加值30396.5亿元,比上年增长9.3%,三产比重比二产仅低1个百分点;安徽第三产业增加值7252.4亿元,比上年增长8.8%,三产比重比二产低19个百分点。二是服务业贡献率差距。安徽只有上海的1/3强。三是投资增速的差距呈反向表现。在四省市中投资增速最低的上海,服务业的贡献率最高;投资增速最快是安徽,服务业贡献率最低。

 

     

       造成地区服务业上述差距的根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不同,呈现的产业水平不同,地区在相同产业上的发展阶段和领域也不同。以目前长三角地区发展最快的电子信息业为例,苏浙沪皖的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表现在,产业发展的核心是立足在制造业上还是服务业上。仍处在工业化规模发展阶段的安徽,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领域发展快于苏浙沪;而后者在服务业领域发展速度领先,优势明显。

 

       在电子信息制造领域,安徽近几年增加值稳步大幅提高。2013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高达38.9%,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江浙沪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速明显放缓。上海同比增长-3.6%,比规模以上工业低7.7个百分点;江苏增长5.1%。浙江在集成电路、电子元件和微型电子计算机领域平均增长为-11.8%。另从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增速看,上海为-1.7%,江苏为-0.5%,浙江为4.5%,而安徽则高达53.1%。

 

       电子信息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产业。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产业已经或正在形成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独立产业。如上海,作为国内电子信息服务业发展最快的地区,近几年电子信息服务业连年实现近20%的增长,已呈现出多个竞争力较强的独立产业。2013年,上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万多亿元,同比增长35.1%,物联网产值达千亿元,成立了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正在打造“亚太云计算中心”。浙江和江苏的发展也很快,2013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达到万亿级和千亿级。同时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领域,两地也正在形成快速集聚发展的态势(王振,2004)。电子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动力。正如Wernerheim等(2001)指出的那样,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日益被视为新的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的增长引擎。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都通过主要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提升城市功能和加快产业升级。到目前为止,安徽在电子信息服务领域还没有一个独立的产业存在。与苏浙沪比,落后态势明显。

 

       2.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差距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既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水平,也取决于当地产业的资源禀赋及发展取向。安徽自2005年确立“工业强省”战略之后,工业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快速增长。但是从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衡量工业发展质量,其存在问题十分明显,这将增加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水平升级的难度。

 

       (1)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比较。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与其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通常呈正比变化。2005年到2012年,安徽大力发展工业的结果,使其工业规模与苏浙沪的差距大幅缩小;而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差距却在明显加大(见表2)。

 

    

 

       从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看,2005-2012年,上海从23%到29%一直居较高水平;浙江从13.8%到17.2%处于正常发展水平;江苏从10.4%到15.6%属于起点低发展较快的;安徽从13.5%到11.3%处在倒退状态。这一定程度表明,安徽工业发展的路线,主要是依靠资源型工业和粗放型工业。因此,在地区工业规模做大的同时,产业水平提升相对迟缓,现代服务业的生长也将面临较大困难。

 

       (2)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比较。生产性服务业对地区GDP的贡献度,既决定了它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表现出地区经济发展的健康度。比较安徽和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可以作出如下判断:①安徽的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始终低于非生产性服务业,说明地区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但是2010年后,在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带动下,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有小幅提高趋势。②从2006年和2007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看,该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有良好发展基础。2010年后,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开始超过非生产性服务业,随之而来的是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第三产业比重大幅提高。③2009年,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刚刚出台并大力作用的一年,也是经济泡沫大量堆积的一年。因此,这一年,两地的非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都达到最高值(同样达到最高值的还有苏浙两省)。由于产业基础和水平带来的抗风险能力不同,所以经济泡沫对安徽产业结构的副作用影响更甚于上海。

 

       (3)生产性服务业的质量比较。按2013年以前的统计,生产性服务业包括①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③金融业;④租赁和商务服务业;⑤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比较长三角四省市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发展过程,其共性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短、平、快的发展方式,使“科学研究”项的占比水平都不高,都低于10%;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资金紧缺使贷款利息节节攀升,各种金融孳生行业泛起,促使金融业占比大幅走高;三是交通运输行业成本压力增大,邮政业衰落,产业转移和配套产业下沉,以及制造业普遍不景气等多种因素,使四省市“交通运输”项都出现明显下滑走势;四是土地商业化的开发利用和房地产业发展,使浙江以外的其它三省市“商业服务”项比例呈明显上升。

 

       作为内陆省份,安徽的问题还表现在,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层次较低。与传统服务业联系密切的行业比例较大,而与科技创新领域联系密切的行业比例很小。二是发展有被边缘化危险。从“信息传输”项发展走势看,2010年后,江浙沪都呈上升走势发展,安徽却呈持续下降走势。三是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从“交通运输”和金融等行业走势看,无论上升或下降,安徽都比江浙沪反映迟缓。

 

       三、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作为内陆地区的安徽如何通过与江浙沪的产业对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和独立化运作,对促进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意义重大。

 

       1.切实转变地区工业发展理念,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

 

       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最大差别是人才构成的不同。Illeris(1996)认为,影响现代服务业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是优秀的人力资源和现代服务业的前后产业关联性。因此,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立足点首先要放在吸引人才上。要通过吸收人才和相关创业的政策奖励倾斜,加快其发展速度;并通过建立和完善产业配套体系,逐步形成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社会运行体系。其次,要着力解决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投资的关键问题。Daniels(1995)通过对英国现代服务业的区位选择进行研究,发现投资成本是现代服务业投资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决定着现代服务业的功能水平。降低生产性服务业比较成本是其社会化和外包化发展的关键,为此,要扶持已经社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发展,低成本竞争,待其形成规模后再逐步引导其水平升级。同时,通过行业整顿和行政规范,减少地区收费环节,降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本。再次,从长三角产业融合发展的短板入手,加快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一是建立与苏浙沪相衔接的标准统一、等级互认的信息共享和认证平台;二是进一步扩大公益性信息服务平台,切实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便利获得;三是加快电子商务、互联网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捷和安全的服务环境;四是以应用软件开发为重点,不断拓展软件外包服务业。

 

       2.建立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体系,鼓励引导企业的生产服务部门面向社会扩大服务领域

 

       一直以来,安徽的国有企业集团都拥有自己庞大的生产服务部门,这些服务部门通常具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人才队伍和技术水准。但是受企业内部管理和奖惩制度约束,很少面向社会提供服务。不解决大企业全部生产过程自成体系问题,就无法建立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相对应的供求市场。要推动企业生产性服务部门社会化和独立化。首先,要在政策和资金的引导下分步实施,即先增强企业服务部门的社会化职能,再逐步实现其独立化。其次,要在建立公共生产性服务体系上加大投入,如通过打造重点物流中心降低服务成本,在国家级工业园区集中建造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逐步向社会化的生产服务体系过渡,等等。通过壮大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提供更专业更低成本的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形成迫使企业剥离服务部门的倒逼机制。

 

       3.以皖江承接产业示范区为龙头,加大与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对接与产业招商力度

 

       国家级的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经过“十二五”期间的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领跑中部地区,几乎都站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因此最有条件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目前,皖江城市带已经拥有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等3个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以及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等2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如何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顺势而上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应着力解决好以下问题:一要借力上海自贸区发展,加强金融、电子信息和物流等服务平台建设;二要注重产业链整体招商和承接,通过密切地区产业联系,缩小地区产业差距;三要学习沿海产业结构调整和水平升级经验,建立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4.以沿江港口的治理和建设为重点,加大本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活力和后劲

 

       长江黄金水道是安徽与江浙沪产业融合的重要通道。在国家当前实施的“一路一带”战略大背景下,作为中部内陆地区的安徽,唯有充分利用八百里皖江紧连江苏、上海的有利条件,才能抓住时机促进地区现代服务业的更快发展。用好长江黄金水道,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加强港口建设和水道管理。针对目前皖江水道问题,要尽快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一要管控好岸线资源过度开发和港口重复建设,避免出现投入虽大,沿江港口的物流竞争力却都不强,易被边缘化的问题。二要重视港口的专业化和特色化建设。专业和特色港口虽然在建设初期投入大,收益不明显,但有利于岸线资源的错位发展,能促进产业分工和水平升级。目前,皖江一些专业港口主要由企业专建专用,如何实现其社会化服务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专业化港口的业务范围,还需要一定的政策引导和有效投入,同时要做好各地港口的定位和规划工作。

 

       5.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为准则,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

 

       首先,要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公共管理社会化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直接管理社会事务越多,治理功能越强,社会的自制功能就越弱,自律水平也越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事务大量增加,政府管不了,市场又不健全,结果导致企业和机关办社会的问题越来越重,且无法根治。公共管理社会化,不仅有利于精简机构,减轻财政压力,同时有利于依靠市场机制构建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为此,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变政府直接管理为依靠政策法规调控和治理;另一方面,要树立全方位的开放意识,通过降低公共服务准入门槛,引入竞争伙伴,建立竞争机制等等,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其次,要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依靠市场机制作用,难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没有全社会服务体系完善所带来的城镇服务水平升级和功能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就难以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现代服务业是建立在地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因此内陆地区必须以开放促创新,通过创新实现水平提升,才能构建好现代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平台,实现其发展。

 

       注释:

       ① 区位熵又称之为专门化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了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区位墒低于1,说明区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欠发达。

 

       参考文献:

       1. Harry I.Greenfield. 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London,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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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Niles.Hansen. The Strategic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1993,Volume 16,Issue 1-2.

       7. James R.Markusen.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Vol.79,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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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W.B.Beyers. Producer servic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3, 17(2).

       10.[美]格鲁伯、沃克著:《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

       11. E.C.Thompson.Producer Services. Kentucky Annual Economic Report2004.

       12. D.Riddle.Service-led Growth: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6.

       13.王振主编:《2014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报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 C.M Wernerheim,C.A Sharpe,The Potential Bias in Producer Service Employment Estimates: the Case of the Canadian Space Economy. Urban Studies, 2001, Volume 38,lssue 3,pp.563-591.

       15. S.Illeris.The Service Eeonomy:a Geographical Approach, John Wiley & Sons Inc,1996.

 

        作者简介:王可侠,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原所长,现为省政府参事、省工业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合肥230051);夏琦,安徽省合肥市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副教授(合肥238000)。

 

来源: 《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