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1
【摘 要】：“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 20 世纪初，面对国家危难的局面，为宣传救亡图 存思想，迫切需要一种文艺形式唤起人们的爱国意识。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契合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社会整体心理， 一时间如晴空霹雳给小说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借助小说“变易风俗”的作用， 中国人从“天下”想象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自此，中国现代小说都有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并在作品中构建出一个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蓝图。
【关键词】：小说界革命 天下 世界 民族国家
在 19 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中国只知道“剿夷和抚夷”。那时的通商也只限于广州一口，成立了所谓的一口通商制度。 1840 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等为借口， 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战争的失利使中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 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也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东西方格局，我们在西方列强的武力逼迫之下， 被迫打开国门， 一步 步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西方“蛮夷”的殖民地，忍受西方列强对中国社会的野蛮侵略。
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当时国人许多坚定不移的观念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与外界完全隔绝 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P3) 面对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巨动奇变”，中国人感受到严重的民族危机感， 无数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救国真理。
19 世纪中后期到20 世纪初期，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家和民族陷入危在旦夕的困境之中， 残酷的现实迫使先进 知识分子开始和国家一起寻找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从器物层面到文化层面的改革，从政治实践到思想启蒙，时代的各种巨变使国人对时事异常关注，这无疑会刺激文学创作，作者开始倾向于将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变成生动的创作素材， 中国近现代文学就以一种特别具体的形式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时代背景下， 梁启超和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上下求索”的士人们一起寻求国家自强的道路。 1902 年 11 月 14 日， 梁 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大力提倡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鼓吹新思想， 使小说成为 政治宣传、教育国民的工具。此外， 梁启超还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序幕。
虽然《新小说》杂志只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多，《新中国未来记》也只有前五回面世。但不可否认，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 新运动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唤醒民众、实现爱国抱负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后来者的文学创作活动，促使众多中国人意识到在家乡、家族等概念之外， 还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无疑是重要的。
“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 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2](P2)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可以借助小说推进社会变革，小说的政治取向在当时是可取的、积极的。
一、“小说界革命”发生的历史语境
1898 年 6 月 11 日， 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此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 但因维新力量过于弱小。1898 年 9 月 21 日， 慈禧太后成功发动戊戌政变， 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出逃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历时 103 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道路宣布失败， 梁启超积极寻求革新中国的途径， 利用小说促进变法维新成为当时的最佳选择之一。
1902 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以登载小说为主的《新小说》杂志，尝试利用舆论传播政治理论。在创刊号上﹐梁 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文章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3]
不难看出，梁启超出于“新民”的目的提出“小说界革命”。一时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小说的地位、作用与影响， “小说” 被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小说界革命”的提出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此时的中国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 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 国家被推近危亡的深渊， 社会急剧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已尖锐至白炽化，爱国志士为救亡救国而奔走呼号，以及新旧思想、中外文化的冲撞等等，这一切都给近代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流下了深深的印记。”[4](P3)
空前的民族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强烈的刺激，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家们再也无法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浅 斟低唱， 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直面现实，在作品中书写征服者的野蛮、同胞兄妹承受的耻辱、民族国家面临的忧患，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觉醒的历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无疑使中国传统文学始终关心社会、时代、国家、民族 等重大主题， 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给后人留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千古流芳的诗句，但这一切似乎都与小说毫无关系。
在传统文学殿堂中， 诗文一直是“大道” ，“小说”因其通俗化特性， 被视为“小道”，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作品。因此， 不 仅写作小说被视为落魄文人的无聊行为， 阅读小说也只是一种消遣娱乐方式，这种文化偏见使小说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当梁 启超拉开“小说界革命”的帷幕，将小说置于“文学之最上乘”时，这里的“小说”已经脱离传统小说消遣娱乐的范畴，一跃成 为被赋予时代内涵的“新小说”。
小说创作开始跳出了个人的小天地，记录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代的风云变幻在小说作品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痕 迹， 成为唤醒民众、实现爱国抱负的新手段，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小说界革命”在此意义上与传统“文以载道”的思想一脉 相承，“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自新’与‘他新’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不要试图否定近代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这既是一种事实存在，又是一种历史选择”[5](P17)。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中， 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促使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从内部因素来
看， 1894 年 7 月 25 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 全面暴露了清王朝在政治、军事、外交、吏治方面的腐 败，从而引起举国震惊。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可行的策略，只要学会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 我们就会很快地恢复往昔的荣光。然而，堂堂天朝上国居然被历来都是附属国的日本打败了， 改革弊政、富国强兵成为普遍的社 会心理， 人们渴望寻求“自强”之路。
可惜的是， 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 (1898年)、庚子国变(1900年) 都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通过直接掌握国家权力进行改革的途径不可行。精英知识分子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利用舆论传播政治理论，从而达到启发大众觉悟，唤起其爱国意识，最终摆 脱亡国灭种威胁的目的。
从外部因素来看，域外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传入中国， “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发现，政治小说大都洋溢着慷慨激 昂的政治论述，适合转化为思想启蒙的武器。 “小说救国”的政治功能使小说忽而变得十分“有用”，对小说价值的期待与过去 对于经史的期待趋于一致。对此，严复、夏曾佑曾撰文指出：“且闻欧、美、东瀛， 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6]
在内外两种主要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梁启超大力提倡新小说，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强调小说具有 “熏”“浸”“刺”“提”四种“力”，这四种“力”使小说拥有由浅而深、由外而内的感人效果。梁启超力图通过这一文艺形 式揭露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宣传救亡图存思想，进而达到启迪民智、普及教育的目的，在社会上形成“小说救国”的思潮。
不可否认，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中，梁启超将小说创作与政治改革结合在一起，小说的“革命”价值被无限抬高，文学特 有的艺术性变得无足轻重。但这种理论主张恰好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的需求，国人殷切期待“新小说”能够 迅速达到改良思想、救亡图存的目的。
因此，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与响应，自然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场面。小说承担起国家 兴亡和民族复兴的重任： “小说者， 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 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也。吾国民所最缺乏者， 公德心 耳，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 始。 ”[7] 自此，以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逐渐取代以诗文为代表的精英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中心文体， 小说也完成了自身在文学 殿堂中由边缘到中心的移动过程。
随着“小说界革命”口号的传播，《新小说》的示范性影响逐渐加大，其他小说刊物随即出现，较著名的有《绣像小说》(1903)、 《新新小说》(1904)、《小说世界》(1905)、《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 等。近代小说迎来空前繁盛的局面，小说家 无不以改良社会为己任。从近代小说家李宝嘉、刘鹗、曾朴、吴沃尧、姬文、孙玉声、韩邦庆等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 对现实的 关注成为他们创作小说的首要意图。这一点，单看小说题目就可以感受一二， 如《官场现形记》《市声》《活地狱》《苦社会》《文 明小史》《中东大战演义》等，这类小说创作都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此，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把小说按题材分为 11 大类，具体有“晚清社会概观”“庚子事变”“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立宪运动”“种族革命”“妇女解 放”“反迷信”“官僚生活”“讲史与公案”“翻译小说”等主题。这反映出近代以来的社会风云变幻使作家自觉地形成以小 说反映时代、宣传主张的创作策略，也促使大众在阅读过程中感受世界各国的发展速度， 从而受到巨大的思想震撼，逐渐完成现 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
二、小说中的“世界”
一般而言，我们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分为三个阶段： “器物阶段”“制度阶段”和“思想文化阶段”，这也是近代 中国在应对由西方带来的时代巨变时由浅入深的过程。换言之，器物阶段对“声光电化”的崇尚在甲午战争惨败后被证明是不 合适的，改革的重心逐渐过渡到“制度救国”阶段，而大刀阔斧的戊戌变法遭遇失败后，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又由“制度救 国”阶段进入“思想文化阶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管是创作政治小说，还是谴责小说，甚至是妇女解放题材的小说或狭邪 小说，作家们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纷纷借助小说创作对社会现实发表真实的看法， 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参与“救亡”与“启 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小说也就不可避免地从“闲书”变成了“教科书”，其作用甚至被过 分夸大，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8]。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正因为 作家们都在作品中介绍各种主义以及各国的发展状况，大量的读者通过阅读小说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传统观念的“世界”， 也使读者接受了一条未来中国融入“世界”的发展之路。正如陈平原指出的：“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 的同时， 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 ”[9](P1)
在传统的东西方格局中，中国一直维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长期存在的优势使中国统治者甚至是普通民众都坚信中华文物 制度远胜于“西夷”，中国人习惯以居高临下的视角环视四方，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可以说，中国的整个历史就是形成并巩固“天朝上国”这一理念的历史。正因如此，我们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只有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中国人很难凭空想象 出“民族国家”这一抽象的共同体。当我们观念中出现“世界”“民族国家”等现代概念的时候， 就意味着不得不从以中国为 中心的“天下”想象中清醒过来，接受中国并不是“天下”，而只是“世界”中的一部分的观念。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小说作 品帮助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接受新的“世界”格局。在《新小说》第一期上， 梁启超刊登了“小说界革命”开篇之作《新 中国未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小说第一回写中国实施维新变法成功后成为世界强国， 在五十年庆祝大典上， 西方 各国都来中国参加庆典活动。
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 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 英国皇帝、皇后， 日本皇帝、皇后， 俄国大统领及夫人，(注意。) 菲律 宾大统领及夫人，(注意。) 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注意。) 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 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 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10] (P1)
作品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热闹的庆典现场， 也把“世界”展现在世人眼前。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国人能够较清楚地意识到中国 以外还有许多国家，中国只是“世界”中的一国。这无疑成为近代中国人痛苦的精神源头，因为接受“世界”就意味着抛弃千百 年“天朝上国”的精神信仰， 但我们必须接受， 且只有强大的中国才能拥有与西方各国平等交往的权利。早在 1899 年， 梁启超 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就已经表达了清醒的世界观：“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蓦 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 东西两半球之中央， 不自我先不我后， 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11](P521) 自 《新中国未来记》问世以后， 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使中国小说承载起过多的历史使命。一时间，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 的故事几乎销声匿迹， 反而是畅谈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的作品层出不穷。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创作于“小说界革命”提出的第二年(1903 年)，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之一。 由于作者曾朴曾进入北京同文馆学习法文，他在作品中描写了一个较为开阔的世界，在“五洲万国交通时代”的生活背景下，主 人公金雯青与妾室傅彩云乘坐轮船， 从上海出发出使德、俄两国， 首先到达德国参见贵族宴会，还会见了德国皇后，其间穿插柏 林现代城市的描写。离开德国后到达俄国，抵达圣彼得堡之后见到：各国使馆无不升旗悬彩，共贺嘉辰。那时候，吉尔斯街中国使馆门口， 左右挂着五爪金龙的红色大旗，楼前横插双头猛鹫的 五彩绣旗， 楼上楼下挂满了山水人物的细巧绢灯， 花团锦簇， 不及细表。街上却静悄悄地人来人往， 有两个带刀的马上巡兵，街 东走到街西， 在那里弹压闲人， 不许声闹。[12](P110)
其后，金雯青与傅彩云又到达荷兰、日本等地， 通过想象性的书写，作者把异国城市描写得美轮美奂，贵族生活更是豪华高 贵，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西方各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激发国内民众对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迫切意识。事实上，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 作家们只是给普通读者普及了一个曾经遥远且陌生的“世界”，让 中国人接受这个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与民族共享的世界，更让中国人明白世界其他国家既是侵略中国的“他者”，也是中国寻求 救国道路上的参照物。随着新小说的流行，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习惯将许多问题放在“世界”“国家”等层次上进 行思考。
李伯元《文明小史》(1902 年) 中涉及的地域相当广阔， 除中国外， 还有日本。作者根据地域、情节的变化安排不同的故事 主人公， 但不变的是整部小说都笼罩着浓郁的民族危机意识。小说内容反映在维新变法时期， 中国人通过游历西方国家，终于清 楚地意识到西方列强野蛮背后的强大，随之而来的是掀起一股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热潮。小说第四十二回写道：
且说这几年,各省都派了学生到东洋游学,分别什么政治、法律、普通、专门,也有三年卒业的,也有六年卒业的,都说是学成 功了,将来回来,国家一定重用的。于是各省都派了学生出去,由官派的叫做官费生,还有些自备斧资出去的,叫做自费生。 [13](P309)
这里描写的是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派遣青年学子到日本学习的场面。众所周知， 在漫长的中日交流史上，两国之间的交流是频繁的， 但更多是一种单向交流，如唐朝时期， 日本先后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因此， 中国在日本面前总是有 一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日益强盛， 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 使晚清知 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甚至是鄙视的岛国。一时间，日本成为可以参照和学习的模板，也就出现了《文明小 史》中的一幕： 大量学子东渡，造成近代史上留学日本的盛况。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 仅 1899 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就已 经达到 109117 人。 [14](P37)《文明小史》中还描写了聂慕政等少年到达日本长崎后的感受： “已到长崎……六人上岸闲游，山水佳 丽，街道洁净，觉得胜中国十倍,大家叹赏不觉。 ”[13](P259) 整部小说对日本、美国城市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城市散发着现代科 技文明的气息， 使游历其中的中国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既惊且羡的复杂心理，但无疑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决 心。
除《新中国未来记》《孽海花》《文明小史》外，《海上尘天影》(1904)、《苦学生》(1905)、《中国新女豪》(1906)、《留东外 史》(1916) 等小说中， 主人公大多有游历国外的经历，通过主人公的眼睛，作者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现代、文明、开放的世界形 象，使中国人彻底摆脱“天朝上国”的幻想，激发出建设富强国家的强大动力， 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迈出坚定有力 的步伐， 也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
三、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明确的国家意识，这让我们在遭遇“世界”的初期显得手足无措。 “在秦汉之前， ‘国家’是指天子之国 或诸侯之国； 从秦汉起一直到 19 世纪中期，‘国家’一般指封建王朝或代表王朝的中央政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其对外关系在思想和制度上， 基本上沿袭了天下观的朝贡体系。”[15](P139)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 每当出现强大的大一统王朝时，王 朝的名字就成为人们的自称或他称，如历史上的“秦人”“汉人”“唐人”“宋人”“明人”等概念。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历来只有朝廷， 没有民族。梁启超曾感慨：“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 或曰诸夏， 或曰汉人， 或曰唐 人，皆朝代名也； 外人所称， 或曰震旦……皆非我所自命名也。 ”[16](P68) 可见，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近代民族国家相去甚远， 而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国家”概念，则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国家概念。
自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来， 历次战争的失败彻底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意识， 力图寻找抵御外侮、改革弊政的良 策， 主动思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恰如郭汉民指出的， 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程：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 的生存权利； 一是打破封闭， 学习先进， 追赶世界潮流， 实现国家富强”[17](P3)。但在此之前， 整个社会必须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意 识，通过这个具有内在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促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由此逐渐形成一种归属感和使命感。在此 意义上， “小说界革命”突出了小说的政治功用，使其后的小说创作自觉地将一系列重大事件写入作品中， 自然而然地让读者关 注现实问题， 中国人也由对先进器物表层的认识上升到对民族国家深层问题的思考， 为未来中国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清朝被迫增开商埠，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同治十二年(1873 年) 各国公使以五鞠躬礼觐见 同治皇帝，打破了长期以来外国人面见中国皇帝必须三跪九叩的习俗。这意味着中国传承千年的“天下观”遭遇了现实的严重 打击，我们不得不接受“世界—国家”秩序。然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是艰难而缓慢的， 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上认识、接纳与建构的过程。在此方面，文学虽然不能像科学、技术那般起到富国强兵的实际效果，但在启迪民智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甚至在国粹派看来， 国家、民族存亡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文化， 若国亡而文化传统犹在， 则国可复生， 民族仍能再 度兴盛； 如文化亡则意味着国家无精神支柱，民族丧失脊梁。因此，“新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想象未来中国的描写，总体而言， 这些新的国家形象主要集中在独立与富强两方面。在此意义上，“新小说”参与了中国现代国家形象的建构，而这一形象又最终 内化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思想武器。
梁启超始终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投以热切关注， 从政治改革到文化探索，他执著于将理想之光投射进现实当中，终其一生始终 没有放弃对理想国家的追求。面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对未来中国展开大胆设想， 万国太平会议在中 国举行， 各国使臣共同签署了“太平条约”,协商“万国协盟”，各国都前来庆贺。这样一个太平且辉煌的盛世景象，正是梁启超所期待的独立、富强的国家形象。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 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 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 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 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 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 连江北， 连吴淞口，连崇明县， 都变作博览会场了。[10](P2)
梁启超在小说作品中， 把一个独立、富强、文明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出来， 这反映出他对未来国家的期待，更反映出他对当 时中国现状的焦虑。但重要的是， 梁启超在所有中国人心目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国家形象。可以说，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 的中国国家形象是那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追求目标。自此，“新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大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陆士愕的《新中国》 (1910 年) 同样借梦境展示立宪四十年后， 一个独立且强大的未来中国形象。小说第一回中的“我”走出家门，被街道上的情形惊呆了。
我就同着女士，走出门去。到马路上一瞧，不觉大惊， 但见世界换了个样子。马路筑的异常宽广， 两旁店铺鳞次栉比，柜台 里靠著的伙友都满脸和气， 不似从前都是毕板的、划一不二价面孔。那店家“真不二价”的招牌，也一块都没有了。又见马路中 站岗的英捕、印捕，一个都不见，就是华捕，也都换了服式，都穿着中国警察号衣，不像从前，戴着红纬大帽，穿着青呢号衫了。[18](P2)
《新中国》中的上海不再是租界林立的地方，治外法权被收回，上海成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大都市。最可喜的是不光上海如 此， 各省各城市都拥有**。小说作品还进一步描写了未来中国的种种盛况，如在上海浦东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浦东上方出现了 一座跨江大桥、黄浦江底铺设了过江隧道，电车可以快捷地直行浦东等。这些对未来中国的想象，都反映出中国人渴望改变落后 的命运、摆脱民族危亡命运的迫切心理。除此之外，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高阳氏不才子的《电世界》(1909) 等小说， 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些都说明现实危机使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彻底激发出来，国家的**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此外， 国家富强、工商业发达也是未来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 年) 将故事时间设定 在 20 世纪末的 1999 年，此时的新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原来这时中国， 久已改用立**体， 有中央议院， 有地方议会，还有政党及人民私立会社甚多。统计全国的人民， 约有一千 兆， 议院里的议员， 额设一千名。所有沿海沿江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 早已一概收回。那各国在中国的领事， 更是不消 说得，早已于前六十年收回的了……国家每年的入息，有两千三四百兆左右。内中养兵费一项，却居三分之一，所以各国都个个 惧怕中国的强盛， 都说是黄祸必然不远， 彼此商议，要筹划一个**黄祸的法子。无如中国人的团结， 异常固结，各种科学，又 异常发达，所有水陆的战具，没有一件不新奇猛烈。[19](P2)
毫无疑问，《新纪元》中的未来中国形象是美好的。在作家的想象中， 到 20 世纪末即 1999 年，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 等方面都已经超过其他国家，完全呈现出一派大国风范，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新纪元”。事实上，现实的中国永远只有一个。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 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的国门一次次被打开，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 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因如此， 文学作品中“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充满虚构与想象，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担忧与 焦虑，但又承载着中国人对未来的希望， 是中国社会进行自我救助的精神幻想。
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 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以外的世界都是无须弄清的边缘地区。在鸦片战争带来的火与 剑的现实面前， 在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天下观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打散了，因此重新想象“未来中 国”的形象成为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主题。在此意义上，“小说界革命”通过改良传统小说，并将小说视为救国利器，恰好适应社 会各阶层的心理需求。正因恰逢其时，“小说界革命”的出现，在一个救亡图存、启蒙自新的时代有着积极意义。近代小说也承 担起自身应有的使命与担当，恰如一盏明灯，在国家和民族陷入危在旦夕的困境时， 让无数个人真切地感受到有千千万万个上下 求索的同胞， 共同谱写一曲民族国家寻求突围的进取之歌。仔细阅读， 我们会发现“新小说”对新中国的想象有着共同点：未来中国会既富且强， 拥有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的权力，更将起到引领世界和平的作用。
当然，以“革命”“政治”为口号的近代小说创作存在某些偏失， 如：过分看重小说改良风俗、开启民智的作用，不遗余力 地鼓吹小说的社会作用，忽视小说艺术创作的规律,等等。但不可否认，近代小说帮助中国人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想象雏形，在小 说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蓝图，使后继者有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此意义上，受“小说界革命”影响产生的作品都是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1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洋货’与传统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20GZY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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