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晋中科院院士徐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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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乡贤”一词，《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乡贤，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乡贤文化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乡贤们关注家乡的发展，乐于为家乡出谋划策。本报今起推出“寻访绍兴乡贤”专栏，旨在宣扬乡贤文化，呼唤更多当代乡贤用实际行动反哺故里，为家乡建设发挥作用。
马寅初单枪匹马
坚持学术真理让人敬仰
2月20日，周六，阳光正温暖，照进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大楼，大厅一侧放置着我国近代生物化学科研事业主要奠基人王应睐的半身铜像，还有他生前亲笔题写的研究所所训“献身、求实、团结、奋进”八个大字。
徐国良院士的办公室在12楼一侧尽头，六七个平方米，一桌一柜两台电脑，很是简朴。办公室连着实验室，实验室门上张贴着“本实验室暂不需要推销”等字样，墙上还贴有“使用规则”和“值班制度”等。
徐国良院士从长廊的那头走来，身穿深蓝色大衣，非常儒雅。落座后，他拿出《求是精神实录》一书，请记者一起看。
此书是他当选中科院院士后，一位素不相识的浙江大学校友熊家钰寄给他的，书中汇编了一批浙大杰出校友的故事。
他翻到马寅初这一篇章，书上画了不少红线条。他让记者跟着他逐字逐句地读。
1959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后，遭到了上层的批判。有关人员希望他写份检讨以过关。但是他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
读完，徐国良手指着窗外对记者说，上世纪60年代，在中科院上海分院，有不少科学家因为不堪“文革”的迫害而舍生取义。
“同样是科学家，面对同样的环境，不同个体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选择？马寅初先生敢于单枪匹马地挑战强权，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徐国良感叹道。
或许是因为研究方向为生命科学领域，与生命体的起源相关，不管是搞科研还是为人，徐国良在思考、做事时都喜欢关注本源，探究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1989年，徐国良留学德国马普分子遗传学研究所，当时德方给他的奖学金是每月1200马克（注：相当于4000多元人民币，2002年欧元启用，马克停止流通），这是国内人员工资的10多倍。
青春飞扬的徐国良乘坐火车去德国，穿越蒙古共和国、整个西伯利亚，到德国走了整整10天。这条线路与不少先辈留学欧洲时走的路一样。
“前辈‘海归’，譬如马寅初、蔡元培的精神令人敬仰。他们不为名利所羁绊，刚毅顽强，只为真理而战，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他感慨地说。
●记者
沈卫莉
2015年岁末，中科院公布2015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诸暨籍著名生物学家徐国良名列其中。在众声祝贺中，他生活工作一如平常，没有丝毫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学家如明星一般受人追捧，青年学子徐国良深受感召。1989年，他怀揣着科技强国的梦想，负笈留学，从德国到美国，整整12年。2001年，徐国良学成归国。
归国15年，徐国良潜心科研，取得了比在国外更好的、更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乡贤名片
徐国良，1965年2月出生于诸暨璜山镇刀鞘坞村。
198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生物系，1989年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3年获德国马普分子遗传学研究所博士学位，199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1年8月回到祖国，担任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国际合作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2002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曾担任科技部973专项首席科学家。201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表观遗传调控及其与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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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如孔乙己般
只知“茴”字有四种写法
徐国良出生于诸暨璜山镇刀鞘坞村一户农民家庭。上世纪70年代初，刀鞘坞村小是在春季招生开学，徐国良过年到兰溪外婆家去玩，过了元宵节才回家，此时学校已经开学满员了，校方要求他自带小板凳上下学。
7岁的稚童，每天背着书包，扛着板凳上学，多有不便，他读了几天书后，家长决定让他推迟一年再上学。
他因此比同龄人多了一年玩的时间。村口的小溪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游弋，他在水里抲鱼，鱼游累了，在石头底下或水草丛中休憩，这时候，他用手去抲，十抲九准。
“抲鱼也有‘窍坎’的，你要会观察，掌握规律。”他一脸笑意地说。
学校附近的小溪里铺有石块，喜欢抄近路的邻村学生踩着小溪里的石头到校。一天，几个同学凑在一起恶作剧：假如把石头拿走，同学们会如何反应？徐国良认为，直接搬掉石头，同学们会绕远路过桥到校，不好玩，他建议把小溪里的石头底层给悄悄掏空，这样才好玩……果然，第二天早上邻村同学一踩上去就打了个趔趄，掉进水里，弄湿了裤管，他哈哈大笑。
顽皮的村童在长大。14岁那年，徐国良告别了伴随着无限童趣悠然而恬静的村校，赴县城诸暨中学读高中。16岁那年，他考入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生物系进行本科学习，毕业后考入中科院遗传所读硕士，后在世界知名的德国马普分子遗传学研究所读博士、博士后，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研究员的他，经常要替课题组招聘博士研究生。有应聘者毕恭毕敬地对他说：“老师，我到这里来学习学习。”
他不紧不慢地答：“你学了这么多年，还来学习学习？科研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你应该瞄准重大的、原创的，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对国家有意义的突破性成果去研究。”
徐国良很喜欢鲁迅的文学作品，《阿Q正传》和《孔乙己》都是他熟读的篇章之一。《孔乙己》里有一个情节，他在小孩子面前炫耀自己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做科研千万不能如这位‘小孔圣人’般迂腐无为，过于注重知识的简单累积，或者只将目光聚集于发表文章和申报各类奖项，那不是一位好的科研人员。”
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表观遗传学研究组的过道上，有一块墙板，上面贴有《论语》部分篇章的复印件，上书“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学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
在《论语》旁边贴有一行英文：Novel
Pathways
New
Networks
Emerging
Targets（新途径
新网络
新目标）。
他认为，好的导师要能真正影响学生，将自己对科研的态度、视角、方法传承下去，把科学的风格、修养、研究成果传递下去。
这是徐国良在30多年科学探索之路上的心得体会，他要与20多位工作人员共勉。
搞科研需要沉潜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采访徐国良，并不容易。
他对自己取得的科研成果很是低调。在百度上也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采访信息。
今年是徐国良归国15年。2001年，负笈海外12年后，他回到祖国，担任中科院与德国马普学会国际合作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
要知道，在2000年前后，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很大，这时候回国工作的科学家，得有点冒险精神。施一公在2010年时曾说：“如果只是做学问的话，我肯定不会回来。我回来，就是要改变大环境。”
徐国良回国后，大胆超前，小心验证，带领课题组在表观遗传学调控研究中接连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2011年，徐国良课题组的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科学》和《细胞研究》两份顶级学术期刊上。该研究发现DNA加氧酶TET和糖苷酶TDG共同介导DNA氧化去甲基化，在细胞命运转变中起必不可少的作用。2014年，《细胞研究》杂志在线发表了徐国良课题组的研究论文《DNA甲基化及组蛋白修饰在基因表达调控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理的研究》。
这些科学专业术语显然超出了普通读者的认知范围，不易理解，徐国良用通俗的话讲述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
生物体的各种细胞具有精细的分工，每一类细胞都执行特定的功能。细胞命运一旦决定，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维持细胞命运稳定或限制细胞命运改变的屏障，对防止细胞癌化非常重要。
这些屏障在正常发育过程中如何得到建立，并在一些特殊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如何被消除，是当前科学研究的一大难题。徐国良课题组的体外细胞重编程是研究细胞命运转变的最佳范例。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有人告诉我，我在书中每写一个方程式，都将使销量减半。于是，我决定不写什么方程。”
徐国良的科研成果在我们外行人看来，何尝不是枯燥乏味又高深莫测。
当年，徐国良报考原杭州大学生物系时，并没有对生物学抱有多少兴趣，随着他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他的兴趣也被激发了。
“屠呦呦当年找到青蒿素时，哪曾想到40多年后，她会获得诺奖。搞科研需要沉潜之心，就像老农种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徐国良说。
在他眼里，屠呦呦和袁隆平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伟大是在“本我”之外还有一个“大我”，愿意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行使与承担社会责任。
记者询问徐国良，他对明天的期许是什么。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说，科研人员当视居里夫人为榜样，从科学探索本身获得乐趣。
科学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创新。徐国良在这条路上矢志不渝地向前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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