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39年8月19日法国政府正式公布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的详细内容，照相从此在世间流传开来。此后的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及随之而来的五口通商，西方照相术被快速引入中国，由口岸到内地，不过数十年光景便已花开遍地风靡神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自此与摄影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自然，率先尝鲜的大多是权贵富裕阶层，其时相对昂贵的照相费用对普通市井百姓还奢侈得很，即使是像李慈铭这样的宿学名流，也是很晚的时候才见识照相的神奇魅力。
李慈铭是在61岁那年才得以拍了其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时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
李慈铭（1830-1894），绍兴人，文名甚著，仕途却多有不顺，51岁那年好歹中了进士，朝廷却一直未给封个实职美差，长期赋闲度日，经济状况也始终处于窘迫之中。那次稀罕而难忘的拍照经历被其详细地记载在《越缦堂日记》中：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初五日，北京，晴阴相间。“是日召西洋照景人来，于东圃竹下扶杖，僧喜旁侍，作一图。中庭偕家人列坐，前设横几，作一图。共付银六两。”
虽然是第一次拍照，但李老先生并不露怯，精心构思，像模像样，摆拍了两张。一张是他与儿子僧喜的，另一张是全家福。这天拍照前，他专门剃了头，精心挑选了心仪的服装，以期尽量有个光鲜的形象。对李老而言，拍照写真是件大事，破天荒地看到照片中如此逼真的自己形象，其惊诧与感慨不难想象，作个不太敬的比喻，好比猴子第一次从镜子中见到了自己。
接着，在三个月后的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九日，其日记又有了如下记载：“自赞西洋照景一首，又题五律一首，以寄家人。作复心云书、致品芳书，并寄去照相两纸。”看来，李老对自己的照片是相当满意的。离开绍兴故土这么多年了，乡音未改，愁思益浓，故乡的风物人情时时梦萦湿枕；既然一时半会回不去，那就以影代人，先给个别致的问候吧。于是加印后开始分赠绍兴的亲属。李老为此还欣欣然作了《自题小景寄里中亲知》与《六十一岁小像自赞》，随照片寄去。《自题小景寄里中亲知》：“离家已廿载，面目是耶非。人道须眉古，吾嗟气力微。亲朋应共识，弟妹倘相依。何日还三径，携儿乐蕨薇。”对故土亲人的眷念恣肆流淌。也不难想象，绍兴的亲友接信后会是怎样的欢欣奔走。
难得的是，李老先生《越缦堂日记》这段简短记述，留下了宝贵的照相价格资料：两张照片，共付银六两。平均每张三两银。这笔费用中或许已包括了照片加印费，日记中没细说。六两银，对李慈铭来说不算是太小的数目，当时其在北京租房，每月租金就是六两。也可想见，对李老先生而言，拍一次照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此后再也未见其有拍照记录。令人遗憾的是，李老的照片似乎并未能传下来，迄今各种传记著述、工具书中均未获一睹真容。
鲁迅先生在其《论照相之类》一文中专门谈到其所见晚清至民国间绍兴及北京等地的照相情况，堪称神描述。一是关于照相姿态的：“他们所照的多是全身，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执书卷，或者大襟上挂一个很大的时表，我们倘用放大镜一照，至今还可以知道他当时拍照的时辰，而且那时还不会用镁光，所以不必疑心是夜里。”二是关于照相馆以名人作广告现象：“S城早有照相馆了，这是我每一经过，总须流连赏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过经过四五回。大小长短不同颜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还有挂在壁上的框子里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鲍军门。”上述，“S城”即绍兴，提到的曾、李、左、鲍即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与鲍超。其又谈及北京照相馆更换广告频率之高：“照相馆选定一个或数个阔人的照相，放大了挂在门口，似乎是北京特有，或近来流行的。我在S城所见的曾大人之流，都不过六寸或八寸，而且挂着的永远是曾大人之流，也不像北京的时时掉换，年年不同。但革命以后，也许撤去了罢，我知道得不真确。”
李慈铭及鲁迅先生关于照相的记述虽凤毛麟角，却绘声绘色，鲜活斑斓，或可借此一窥照相术在中国早期商业应用之点滴，及近代名流日常生活场景之精彩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