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在做人和治学上的真诚之心，终让后人感佩。他说过“做人要真诚，做学问更要真诚”，他在一篇《与青年学子谈读书》中写道：“我觉得做人第一要正直，这无须多说，我最看重的是真诚，但真诚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一点不假，康德就讲过‘我没有必要把我内心所想的话都公之于众’。我自己怎么想的都公之于众，那没有必要，但我决不说违心的话。你不以为然的，可以保持沉默。”
“做人要真诚，做学问更要真诚”，钱谷融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躬身践行的。当年，他50多岁时依旧是讲师，虽然有了学术声望，却没有带研究生的资格。他去北京开会，“人家介绍说这是钱谷融教授”，他“赶紧纠正，是讲师”。其时，钱谷融先生尽可以来个“顺水推舟”、将错就错，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介绍之人陷入难堪境地，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然而，他不能。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一贯随遇而安，不想太多功名利禄的事”。培根说过：“好炫耀的人是明哲之士所轻视的，愚蠢之人所艳羡的，谄佞之徒所奉承的，同时他们也是自己所夸耀的言语的奴隶。”说到底，他不想做“好炫耀的人”“愚蠢之人”“谄佞之徒”。这一细节，无疑折射出钱谷融先生的真诚情怀，或者说，他以自己的言行生动地诠释了真诚的涵义。
真诚的重要性，当不言而喻。不是吗？人与人之间，双方只有以诚相待，也才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通道。也只有相互信任了，彼此之间不虚妄伪饰，不相互利用，不互相设防，那么，合作共事才有默契的基础，也才能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披坚执锐，战无不克。比起美丽的童话和绚烂的梦境，真诚也许要生得丑陋一点、粗糙一些，但是这种真诚的力量、真诚的美却是任何虚情假意所无法比拟的。
“真诚”，前提在于一个“真”字，就是要讲真话、讲心里话而不能讲假话、讲骗人的话。想起马克思的女儿曾问父亲“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回答是“纯朴”。又问“最喜爱的格言是什么”？回答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如果说，对一个知识渊博的哲学家而言，马克思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那样真实朴素的话，那么，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表达了马克思将自己定位成凡人而不是神人的真实想法——别人具有的优点我有，别人具有的缺点我也有。由此想及，马克思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地革命者和人民的爱戴，不就是缘于其从真实开始进而得以成功追求到伟大的真理的吗？
“真诚”，除了“真”，自然还离不开一个“诚”字。“诚”，即诚信，意谓待人诚恳，信守诺言。陈寅恪甫进清华就位列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中，1936年他的学术地位更是如日中天，他兼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其时若要请个假，缺几堂课，去开个会，按理也不算过分。可是，他觉得不能任意缺课，甚至以为这是一个教授对学生应有的庄严承诺。为此，竟然出现“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的情况，他很在乎社会上对于文科教授的看法。他何以能够树立起这般教育自信、教学自觉？那是是因为在他内心中，有一种高尚的自尊、诚信不容自己随意玷污。
一个人为人处事不真诚，或许一时会得到好处以至是大大的利益，但终究难以持续；做到真诚，有时或许会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但最终必然能够获得成功。记得周恩来总理说过：“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因此，能否做到真诚，既考验每个人的思想和智慧，也考验每个人的意志和精神。巴金的作品和人品都是真诚的化身，虽然他在昔日经历过极大的磨难、付出过极大的代价，但在浩劫归来后，他奉献给人间的最宝贵的财富仍然是真实的话、真诚的心，其《随想录》之所以震撼世界，正是缘于真实与真诚产生的魅力。
徐特立先生说得好：“一个人最怕不老实：青年人最可贵的是老实作风。‘老实’就是不自欺欺人，做到不欺骗人家容易，不欺骗自己最难。”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不欺骗自己”？王蒙的话自给人以启发：“不设防的核心一是光明坦荡，二是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无害人之心，无苟且之意，无不轨之念，无非礼之思。”人若臻于这般境界，能够“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正确对待自己，自然，也能拥趸一颗真诚心“丢开自己”而去深入了解别人、正确对待别人。季羡林先生曾在一家晚报上著文《漫谈皇帝》，曰：“生于高墙宫院之内，对外边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随后，著名学者钟叔河在同一栏目纠错，指出“笑话的主角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为此，季羡林诚恳表示：“我弄错了，应该是晋惠帝。”两位大家，在一种难能可贵的真诚氛围里，一个直率纠错，一个恳切认错，其“不欺骗自己”之情可赞，其“不欺骗人家”之勇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