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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良
基层文化建设应主动适应和对接融合、整合的趋势，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文化创造力传播力影响力，为实现“两个高水平”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同时还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文化等要素“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关系。这就深刻阐明了文化建设、文化治理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当前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化建设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维度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六个浙江”建设具体目标，既提出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也要求强化文化担当，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精神力量，这一方面给当前推进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门径。
文化凝魂聚力，“润物无声”。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更加迅速，农民群体价值观、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在村民心理上突出表现为缺少共同感和内聚力。乡村社会能否强基固本，乡村治理能否创新，根本之道在于形成稳固的乡村共同体。文化建设以文化的理念、资源、平台、方式、路径，介入基层社会治理，以地缘为核心增强集体意识，进而改善群体关系，在传统文脉和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尤其具有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通过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传承民族精神、培育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功莫大焉。
文化教育教化，“成风化人”。当前，群众生产生活方式虽然有了巨变，但陈规陋习及其他落后理念依然存在，拜金主义、封建迷信等泥沙俱下，阻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清朝钱泳主张，“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文化建设正是正本清源、强基固本的利民工程。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要高度重视基层工作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以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在农村争夺意识形态阵地，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因势利导，“不令而行”。乡村治理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引导他们依法自治。长期以来，在农村采取怎样的形式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双向对接，一直是治理结构创新的重要课题。文化建设重在思想引导、道德教化、礼仪培养和文明熏陶，不仅是德治的重要载体，也可以成为法治和自治的有力手段，并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促进广大群众更自觉、更主动、更充分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文化建设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维度
近年来，我市以文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从封闭向开放转变，治理系统从直线型向立体化转变，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既作出了有效探索，也取得预期成效。
以乡贤文化打造乡村治理现代化亮点。近年来，全市在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都设立了乡贤榜、乡贤廊，以弘扬身边的乡贤事迹，并通过“道德模范”“民间爱心人物”“身边好人”等评选表彰，人以名闻、地以人传，把新乡贤融入到现代乡贤文化中。前年开始，柯桥、上虞等地按照统一部署，已普遍开展了乡贤理事会的组建等工作，在发挥乡贤反哺家乡作用的同时，在乡贤参与村庄建设、环境整治、治安管理志愿活动等基层治理层面，也取得了很大收获。
将群众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推手。近年来，我市把基层文化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以送文化下乡和文化惠民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公益性文化套餐、“越乡莲歌大舞台”、“文化大巴”等文化惠民品牌效用，提升了群众文化的吸引力。同时，发挥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杠杆作用，通过定向采购、公开招标等方式，深化“文化三下乡”活动，促进先进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群众在活动中才能实现自我教育，获得情操陶冶和审美享受，并在健康的审美享受中建立和升华高尚的审美趣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健康力量。
以礼堂建设凸显乡村治理创新范本。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浙江的创举，截至2017年7月底，我市已建成文化礼堂562家，在乡村治理方面所发挥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现。特别是积极推进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建设，通过将文化礼堂活动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建构民众互助、基层自治的社会化空间平台；通过将传统美德、良风美俗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唤起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建设优良乡村文明；通过以文化之力推动基层党建、发挥党员作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添砖加瓦。
当前，我市正围绕创新发展新时期“枫桥经验”、有效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等各项举措，基层文化建设应主动适应和对接融合、整合的趋势，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文化创造力传播力影响力，为实现“两个高水平”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
作者单位
市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