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推广“双季稻”。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代，从事“双抢”挣工分的多是成年人，孩子们多数充当打酱油的角色。
56岁的高月明是越城区马山镇人。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双抢”是农村大忙，除躺床上走不动的人外，都要出门种田割稻或干杂活。
割早稻的时候正是天气最热的季节，别说干活，就是空手在太阳下站站也会憋出痧气来。“双抢”大忙，不比平时干活，可以少出力磨洋工误工分，割稻要使大力气，故常会有吃不消中暑而败下阵回家休息者。
割稻的人不能蹲着，要站着弯腰，屁股高高翘起，右手捏牢刀柄，左手抓住稻根稍上部位，从右往左，靠左手下面稻根部位割去，“嚓嚓嚓”一次割6丛，向前一步，再割6丛，割到刚好一把，然后放到边上稻堆上，等打稻的拿去打穗。
在生产队里，如果说割稻是妇女、老人、小孩都能干的活，那么打稻往往是壮劳力干的。高月明说，上世纪60年代，打稻还用稻桶，一个木制的方形大斗，约有100多斤重，需两人抬，桶里斜搁一张稻栅，稻桶三面用一条大席子遮住，以防打稻时谷粒撒到外面，空着的一面站人打稻，双手捧住稻把，把稻穗用力向稻栅上挥砸，“咚！咚！”一下一下，谷穗砸在稻栅上，谷粒掉在稻桶里，铿锵有声，但挺原始，很吃力。
后来，很多家庭用上了脚踏打稻机，打稻就省力多了，力气大的一个人就可以自踏自打。早上打下的谷叫露水谷，打下来就挑到村口的晒谷场上去晒，那里有专门的妇女耧谷、翻晒。
割稻打稻身上都特别脏，休工回家前，男人们衣裤一脱跳进河里，痛痛快快洗个澡。有人说：“饭前洗个浴，饭时吃块肉”，乃“双抢”时最舒服的事。
高月明说，那个年代，农村主要是集体经济，但每家也有些许自留地。“双抢”往往是集体和自家同步进行。因为大人们白天要忙生产队里的农活，自留地的农活就只好在早上和傍晚的业余时间进行。当然，为了方便利用一下集体周边存放的收割器具，也要合理安排时间。
那会，农家有钟表的很少。每天早晨上工，都是生产队队长先早起，在巷子里来回吹哨子，催人起床，下地干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公社里有了广播，起到了报时报工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分田到户”。
“我家的责任田，成了父亲的‘新宠’。父亲每一次从单位回到家里，必定要到自家责任田里，坐在田埂上，望着他的宝贝田地，惬意至极，想象着丰收在望，心里充满着希望。”高月明说，分田到户后，一家一户耕作自己那几亩地，于是十几岁的少年充当壮劳力使用，连七八岁的孩童，也参与一些辅助性工作。
他每年的酷暑都在“双抢”中度过，收割的一整套程序十分烦琐，但他记忆犹新。先是割稻、打稻、起谷、搬谷，后是捆稻草、搬稻草、晒稻草。一般半天时间，他们就能收割完一亩地。那些家中劳力少的人可就辛苦多了，一亩地都要花上一到两天时间。
“双抢”里的关键词
镰刀伤
割稻，镰刀是标配。
越城区东湖镇的张水根是一名“60后”，他当时使用的镰刀是当地一家铺子专门打造的，弯月型，小巧但锯齿锋利，操作起来很省力，又快又好，木把手磨得锃亮锃亮的。
割稻虽辛苦，但想起来也是一桩趣事。弯下腰，贴近稻丛，拿起镰刀，咔嚓咔嚓地往前割，你追我赶，劳动竞赛，谁也不服谁，不顾泥水沾湿了衣裳，不顾稻叶划破了手脸，只想割快些，多挣工分，得到爸妈的褒奖。那时，谁挣工分多，谁就是英雄。因为图快，割稻的镰刀薄而锋利，稍不留神就会割破手指，顿时血流如注。稻叶也是异常锋利，往往会将手腕和小腿划伤，汗水一浸，火辣辣的，钻心疼。受伤了，就贴上火柴皮，然后用布条简单包扎下，没有谁哭的，那年代，没有这般娇贵。
镰刀割稻，是弯下腰，左手虎口朝下反抓住稻秆下部，沿刀端对稻秆快速一拉切割，看似简单但也绝对是个技术活。
张水根说，他们常常是虎口朝上去捏住稻秆，镰刀出去刚好在小手指位置附近，稍偏上点一回拉镰刀，就稀里糊涂带到了小手指前端。至今，他还留有这“双抢”带来的疤痕，而且，在某次同学会上他谈起这事，居然很多人说都有。
“很多乡亲夸我的镰刀好使，平时我不用时他们会借我的来用，还说镰刀越用越锋利的道理。想到收割完就可以回家吃东西了，很高兴。嘿，越是接近胜利就越容易出纰漏。一不注意，锋利的镰刀就斜割到左手的食指上。一阵钻心的痛呀，鲜血马上涌出来，一滴滴地洒在我刚手抓的一把稻秆上，我身体一晃，鲜血滴在我的镰刀把手上。”张水根说，他晕血，10多岁的时候在“双抢”中割到手，晕过一小阵子。一位大嫂看到后，在田边采了草药放到自己的嘴里嚼嚼，敷在他的伤口上。只见清凉凉的草药敷上后，血也止住了。
大嫂告诉他说：“不是你不小心，我们也常挨刀割的，过几天就好了。”
是呀，刀伤是常事。左手食指被割伤后，第二天他仍会出现在收割的田里，只是用布条把手里里外外包了好几层。在农村，张水根体会了“轻伤不下火线”的实际意义，只是左手抓稻杆不大方便。由于带伤作业，所以伤口好得慢一些。这个伤口在他左手的食指上30多年了疤痕还清晰可见。
“每一个‘双抢’的季节，我都会挨上刀伤，这就是农村生活的烙印。”张水根说。
吸血蚂蝗
“双抢”时节，人们对插秧是非常重视的。
柯桥区马鞍镇的许菊英是名“70后”。记得30多年前她家插秧，请了很多亲友邻居过来帮忙，少说也有十多人下田，真的是非常火热。那时家中田亩多，农村流行换工帮工，大部分是一天插完一户的田亩。插秧的那一天就需要很多劳动力，有的犁田耙地，有的拔秧插秧，有的给农田施肥。”
“插秧的主要工作分两种，一是拔秧捆扎秧苗，另一个是专门在水田里插秧。”许菊英回忆说，她最早体验插秧的辛苦，当属10岁那年“双抢”。因抢收抢种的季节逼人，小孩子也得帮大人下地干活，家人让她到田里帮忙插秧。刚接触新事物，开始她还很兴奋，可下田插了一会，就有些撑不住了。尤其是腰疼欲断，背酸腿胀，让她领会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真谛。
插秧最讲究的是整齐端正、横竖有形。一棵棵秧苗被插进泥里，应该像出操列队的士兵一样，个头等高，行列清晰。这样的行列，有利于秧苗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更加顺畅地呼吸。
南方水田肥沃，常有蚂蟥出没，听到“叮当”水响，就悄然爬上农人的脚，吸足胀饱了血，自己滚落下来，脚上顿时鲜血直流，腥红的血浸在新栽的绿苗间，是那么晃眼，扎得人眼痛。
许菊英说，记得有次“双抢”农忙时节，她和父母姐姐们一道起早拔秧。下田没一会，感觉腿脚老是痒痒的，伸手摸摸感到有软乎乎的东西，她稍微一用力拽，那东西就往肉里钻，腿上还钻心的疼痛。因当时天还没亮，四周黑漆漆的，腿脚上也是泥巴包裹着，看不清。等天色发亮了，在秧田沟里把腿脚冲洗干净，两只脚布满了一条条软而长的东西，一个个正在吸着血。
“我怕得要命，感觉整个人头皮发麻，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一边拼命跺脚，一边哭喊着叫来秧田那头的母亲。”
“这块秧田里怎么蚂蟥这么多？”母亲跑来帮我一个一个拍打下“吸血鬼”，父亲和姐姐也被我的哭声吸引过来，但他们见怪不怪，有些麻木了。
父亲说：“蚂蟥这东西，你越拽它越往肉里钻，只有等它吃饱喝足了，自然会乖乖滚落。”许菊英惊恐地说：“等它吃饱喝足，那得损失我多少血啊！田间怎么还有这种东西，真是太可怕了！”
母亲教了她一些消灭蚂蟥的方法，一般不能硬拽，要用巧力拍打，使它们自行脱落。母亲说，蚂蟥生命力极强，用刀斩成两段，一分为二，变成两条照样活。物有物降，蚂蟥就怕烟灰、石灰、肥皂水等，沾上就死。块状生石灰撒到水田里，一是杀虫，二是肥田，石灰块见水就化，且发出声响发出动静发出热量发出“邀请”，吸引蚂蟥纷纷赶来送死。但最解气的办法是，找根细树枝，插进蚂蟥体内，随着滴落的鲜血，蚂蟥皮被整个穿肠翻了过来，丢在火辣的太阳下，化成一滩水，再也不能复活。
许菊英说，“双抢”时节，百草丰茂，不光有蚂蟥，还有祁蛇之类的动物出没。如今，农田里的蚂蟥却很少能看到了。
田头美食
由于高强度的劳作，“双抢”时的伙食要比平时好，至少能吃饱一些。
“那时候特别想吃肉，所以一碗干菜蒸肉，给我印象很深。”越城区富盛镇的农户倪长兴今年60多岁。他说，虽然在一碗干菜肉里几乎找不到肉，但至少见到了油星，所以一天晒下来，也值了。
在倪长兴的记忆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在“双抢”中分担农活了。“双抢”时，他们一天吃四餐，中饭和晚饭之间还加一餐点心。点心是中午的剩饭。因为，中饭吃的菜已经“光盘”了，没菜，撮上十来粒盐放在饭上，然后浇上一汤匙生菜油，饭里一拌，哇，吃起来特别香！饭吃好，碗筷一放，就继续干活。
但也有农户点心是在上午9点多吃的，因为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干活了。煮好两碗面条，或放点酱油算咸面，或放点糖算甜面，盛进竹篮送到田头，这时人们在田头劳作已有4个多小时了。送好点心，回来就烧中饭，大灶里蒸一碗臭咸菜或冬瓜，再蒸几块番薯，有些时候吃点干菜汤和霉豆腐。
天气炎热，田里的水经常是滚烫的。要知道那时的农村，除了茶水和街头偶遇的冰棒，很少再有别的什么降暑解热的东西了。家里也没电风扇，一把蒲扇摇个不停，睡在床上仍是汗流浃背。
“双抢”对越城区斗门镇的“70后”王国锋来说，也有个另类轶事：给“双抢”中的大哥送棒冰。
王国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父母甚是心疼正在“双抢”中忙活的大哥，当时他还小，闲来无事就去给大哥送清凉。那时，镇上没有冷饮店，只有路上吆喝卖棒冰的，自行车的尾部绑着一个箱子，棒冰则用厚实棉布一层层包裹着。棒冰品种很单一，只有白糖棒冰和麻酱棒冰。他于是买了些棒冰，放进2个铝制饭盒，用两层毛巾包牢扎紧，急匆匆往田头送。遗憾的是，因路不熟，七拐八拐走了不少冤枉路，等送到田头，打开饭盒一看，棒冰全都化成了水，哪还有棒冰的影子。
“长大后，每想到此事就觉得好笑，我怎么就不知道三伏天太阳的毒辣呢，但不管怎么说，给家人送棒冰也算是我们对‘双抢’的一种致敬了。”王国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