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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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春
一
这是一块悬挂于诸暨老家老宅大门门顶上的木匾。挂了60多年了，至今还高高挂着。
今年春节期间老宅搞卫生，我的长兄取下来作了清洗，并重新涂漆描金，转而变得油光锃亮，熠熠生辉。
这样的木匾已不多见。之所以说不多见，是指“革命光荣”四个字。
话得从建国初期说起。
1951年初，上俞乡百步村农会赠送我家红色木匾一块，上有黄漆行书“革命光荣
杨经国同志纪念”以及落款“上俞乡百步村农会”。此匾的主人杨经国，是我叔父，于1950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
“参军光荣”，是目前基层政府赠给军属家庭光荣匾的通行做法。而“革命光荣”的匾额，已为当下社会生活中所罕见。
二
我叔父属龙,出生于1928年8月。1950年，已23岁的他，毕业于县立富阳中学初中科。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或会心生疑窦：23岁才刚初中毕业。如是时下的学子，大学也该快毕业了。是上学迟？还是脑袋笨？我负责地告诉读者，其实两者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一个字：穷！除了穷，还是穷！
这是一封1950年5月叔父在富阳中学读书时校方寄给我祖父“关于催缴学米”的信。
信中告知“第三期应缴食米，原规定为八斗伍升（合市秤一百三十六斤）。”“现以鉴于本县社会经济极度困难……”“决定第三期食米改收肆斗二升伍合（合市秤六十八斤）。”信末还附告“贵子弟第二期应缴米尚欠九十五斤十二两，连本期共需缴纳一百六十三斤十二两。”
看到这里，已很清楚，我叔父第二期只缴了四十一斤学米。
这是叔父写于1950年10月29日的一封家信。
信中说，“现在我零用已用去二万多钿，同时又要补交三十五斤学米，并且我又预备拍二寸照片半打，上述三项共需六万五千元。所以，为几个钱，我急得很。因此，今日又特地来信，请父母对我设法带来，供我应用……这是我所渴望的！”“如果阿哥来校，白纸、菜、六谷（即玉米）、蕃薯干带点来！”
时空跨越近7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些家书，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三
我的祖辈都在诸暨老家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那时，由于家境贫寒，出于生活所迫，1931年春，祖父母带着十一岁的父亲、三岁的叔父（此时我姑母已给了人家做童养媳），迁居离老家五里外山湾深处的横坑庙。因为那里有几分庙田可耕种。但有一个规矩，凡是住庙的人家，应向过路的行人提供茶水；过年时，要向邻近村坊的人家分发年签，以示恭贺新年；要请庙主吃顿饭，以示住庙的没有忘记庙主的好。过了几年，住庙的换了别人。无奈之下，祖父母在距庙200来米的荒草地上搭个草舍安了家。1953年，我长兄就出生在这个草舍中。
叔父求学的年代，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火连天，民不聊生。为了家里能出个读书人，全家节衣缩食，凑钱供我叔父读书。我的祖母迈着一双小脚，四处替人绣花舂米换来几升稻米；我的祖父砍几担木柴，挑到五里路外的石灰窑去换点钱；父亲长途跋涉挑石灰脚、割草养牛、卖秋菜秧，年逾三十未娶无怨无悔。父辈“兄耕弟读”这段佳话，至今还在老家传颂。
四
为了改变世代穷苦的命运，叔父更是自强不息。从1940年8月开始读小学，到1946年7月完小毕业时，前后上了5所学校，品学兼优，各科成绩班级中无人超越；1946年8月之后，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学费被迫辍学。为能继续求学，年仅18岁的叔父先后去两所小学任教，筹措学费。1948年春，叔父考取距家70里的县立富阳中学（今富阳区常安镇小剡村李氏宗祠内），三年后以优异成绩在该校毕业。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同年11月，叔父没有回家，投笔从戎，直接从学校走上了革命道路，任中国朝鲜空军联合司令部机要译电员,直接参加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先后在空军部队立功、提干、入党，且长期从事机要保密工作，直到1978年9月以团职军官身份转业至浙江丝绸工学院任职。退休后定居杭城，安享晚年生活。
追忆过去，是为了勿忘历史，珍惜当下，行稳致远。
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