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迷”
据2013年六修《会稽陶氏族谱》记载，祖先从江西浔阳来浙江绍兴，传至于我已是第23代。从小常听“陶母教子”，“侃祖搬砖”，“潜公采菊”等故事。曾祖父陶成章为去“墨润堂”看免费书，经常步行30多里的传说，更是耳熟能详。今已92高龄、拥有浙大和华东师大两张毕业文凭的老爸，其居所内仍高悬着上世纪90年代初，绍兴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教育世家”横匾，彰显着曾祖以左直系五代，18位家人求知从教的业绩。世事变迁，但勤勉、俭朴、好学已成为陶氏的不二家风。不敢说家风在我身上有多少传承，但喜好读书、勇于实干的品质却明白无误地在我身上体现了。
1970年，我15岁，初中毕业被时代卷进了上山下乡的浪潮。1973年，我当时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直属营四连任文书。
是年五月中旬，父亲来信说，今年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将和以往不一样，需要文化考试了，希望我能去试一下。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我，经过报名、推荐、考试等并不复杂的程序，等来了体检。那天营部书记员稍稍告诉我“文化成绩不错”，我心中暗自高兴。
正在翘首盼望消息之时，突然跳出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形势大翻盘。记得在一天全连例行的“点名”大会上，指导员以浓重的四川口音喊道：“陶侃这个大学迷，想上大学的名声像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我这个“大学迷”没能上大学，却被正处于逆反年岁的战友们暗中视为鼓励和佩服的对象。此后三年竟被他们连续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候选，尽管都没能进入大学，但我的“大学迷”声望却被毫无悬念地坐实了。
二、大学梦
1977年夏天过去不久，父亲寄来了一包自己亲手编写的复习资料，内附一信说，今年一定能平等地考大学了，而且录取以考试成绩为主，要我别错过了机会。
很快，经过初试，迎来12月中旬的正考。
记得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去赶考。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了，自己感觉把握很大，我不由得飘飘然起来，竟然鬼使神差地给省招办写了一封信。询问卷子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改好，什么时候能开始录取，如果想查分数行不行，等等。大约过了10天，省招办竟然给我回了信，那糙米色信封印着鲜红“浙江省招生办公室”字样的公函，着实让我感觉到了形势大好的气氛。
一天，临近晚饭时分，同考战友在男宿舍门口放起了鞭炮，说湖州最热闹的百货公司前张贴有高考红榜，中榜者有陶侃，他特别为我庆祝。
1978年的春节刚过。我回到工作单位，一负责高考的同志把我召了去，说是有人举报我高考有问题——家里人有没有认识省招办？有没有收到信？我一一作了回答，并出示省招办给的回信以证清白。
十几天过去了，焦虑中的我，眼巴巴地从新闻中听到，录取工作已经开始。我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奈何。
一个星期天，场部值班的干部叫我速去地区招办，招办的同志正式通知我：事情已经调查清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省内外高校录取基本结束，只剩杭州大学的走读和浙师院各地区分校还在扩招中，要我挑一个志愿。
心高气傲的我，想到已证实清白就足够了，当即表态：“今年算我晦气，我明年再考过！”
1977年的高考像小说、像剧情，却真切地演绎了我的“大学梦”。
三、大学生
正如父母所言，我选择“明年再考”真的太轻率了。
当时中央电视台推出高考复习直播。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一位原师部领导家里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厚着脸皮上门请求帮忙。尽管收到的讯号时常出现雪花斑和条纹，但已经很奢华与难得了。看了几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有几斤几两了，原来理科这么深，这么难。一向非常自信的我焦虑万分，急火攻心，这边要上班，又挣扎着复习，还心乱如麻、不得要领。没几天竟病倒了。父亲提出应该调整方向、建立学习与复习计划。遵父之命，我放弃理科，确定了专攻文科的方向，同时制订了语、数、政、史、地的学习计划。
从５月开始患病，到７月考试的两个月中，我细致地分析了自身的内外条件，觉得数学是最大短板。我连续几天钻研，发现试题有25％左右的初中内容，也一定有12％～18％的代数题，这些容易在短期内学习和掌握。果然，这个目标超额实现，我当年的数学考试得了39.5分。
如今，我难忘的是在山路奔波，去领导家看电视获辅导。用废寑忘食、竭尽全力形容当时状况一点不为过。那时，上茅房也一定会在腋下夹着一大叠资料，遇夜晚，还会拿着蜡烛与火柴。
日月穿梭。1978年的盛夏，终于迎来了我的第三次高考。
考试那天，教室的过道里，放着消暑的冰块，监考老师静静地来回巡查。记得历史考题中有一个“官渡之战”的名词解释，我一点不懂。但凭着《高考复习大纲》中有“曹操统一北方”这个知识点，推理出了战争的时间、对手、以少胜多和意义。还记得在不计入总数的英语考试中，我用汉语拼音的方式写满了整张卷子，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惊叹。
高考这场人生的决定性战役，我终于打胜了，我成了杭州大学政治系的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五年经历，跌宕起伏，甜酸苦辣。人心美恶，情谊深浅，命运顺逆，结果良杂，无不展示了人生的多元性，丰富着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