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三进”进行时·纵深
——从三个维度看越城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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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裴金红
十年功课一年做的“力度”
之所以说越城区今年的拆迁声势浩大，是因为它几乎牵动了越城区所有部门和镇街的力量，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势头。
去年，经市政府同意市政府办公室制定下发了我市2016-2018年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并在规划建成区内部署开展2017年“城中村围剿战”。越城区按照“促进区块融合、推进重点工程、联片成块拆迁、服务民生改善、发展城市经济”原则，排定36个城中村拆改项目。
36个项目排下来，任务量大大超出预期：总拆迁面积约194万平方米，这是过去10年拆迁量的总和。这对越城区委区政府来说，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即便如此，越城区依然向市委市政府立下“军令状”，提出确保在11月底前完成全区拆改项目签约、腾空、拆除“三个100%”的目标。
除此之外，越城区还确立了具体的拆改时间表，将这一拆改任务分为三个攻坚阶段。其中，“开门红”攻坚阶段（1—3月）拆改任务为16个项目，第二攻坚阶段（4—7月）拆改任务为10个项目，第三攻坚阶段（9—11月）拆改任务为6个项目。“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将任务尽量朝前压，先啃硬骨头。”越城区城改办综合处处长赵佳佳说。
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在层层传递。精心谋划之后，越城区建立了2017年度“项目三进”行动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形成了“区主要领导挂帅，区班子领导负责，镇街为主挂图作战，部门精兵强将一线参与”的全区联动大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上至区委区政府领导，中间到各部门和镇街负责人，下至村干部都被调动起来，成为这场拆改之战的主力。
今年以来，越城区36个拆改项目中绝大多数村的村民，都曾见到区委书记徐良平的身影，他有时跟各部门的骨干和镇村干部一起讨论方案，有时进村入户与老百姓面对面，同大家一起算好经济、安置和环境这三本账。这两个多月，越城区的区领导几乎都有在晚上和周末“泡”在村民家的经历，这是越城区的“7+黑”作战大氛围。
区领导以身作则，大大激发了干部们的工作热情。目前，“开门红”攻坚阶段共有17位区领导亲自挂帅，相关局办、镇街、村参战领导干部人数超650人，其中副科级干部参战人数超百人，副科级后备干部超70人。这些骨干力量被分配到36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每个项目一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专门做一个项目的拆迁工作。
为强化激励，越城区甚至发起了拆迁改造立功竞赛活动，每月对相关镇街、工作组完成情况进行“一月一排名，一攻坚一考核”，相关镇街竞赛成绩作为年底最终评奖和岗位责任制考核的结分依据。这一措施力求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竞争氛围。
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各镇街各工作组纷纷动脑子，想法子，涌现了一批有创意、能操作、有成效的拆迁金点子。如东浦镇启动的“快梳理、快谈判、快签约、快腾空”的“四快模式”，迪荡街道借力司法所推进米行街拆迁，城南街道创新机制拆出“东光速度”，丁斗弄一天完成签约等等。
这种你追我赶的工作热情，使得越城拆迁速度惊人。截至3月8日，“开门红”阶段16个城中村拆改项目约84.75万平方米的任务，已完成签约3979户约79.28万平方米，签约率82.35%。其中丁斗弄、洋渎100%，超95%项目6个。
那些有“温度”的拆迁故事
拆迁之难，难在拆迁户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拆迁目标往往并不一致，这种矛盾一旦激化便会成为拆迁的阻力，甚至演变成较大的冲突。越城区的这次拆迁，并不是没有这种矛盾，但全区联动大格局和工作组机制的设立，最大程度地化解了这种矛盾。
“拆迁从宏观上是一盘大棋，但在微观上看，它其实是与每户村民的利益互动。”赵佳佳告诉记者，36个城中村拆改项目，涉及1万多户村民，要让每户村民心甘情愿地在拆迁协议上签约，就要做好每户村民的工作，而要做好每户村民的工作，就要懂得每户村民的心声。作为城南街道九里工作组的组员，赵佳佳有着切身体会，他说，每一次艰难的签约背后往往都有一段温暖人心的故事。
九里村一位村民冯某，因为家庭条件好，老房子建筑质量好，总感觉拆迁吃亏了。工作组曾9次上门做工作，但老人始终不为所动。后来，老人生病住院，赵佳佳和同事先后两次去医院看望慰问，让老人很感动。后来老人在儿女的劝说下，很快完成签约。
2月28日，灵芝镇南洋村一村民屋顶突然冒起了浓烟。在灵芝村负责南洋村拆迁的工作组得知情况后，立即拨打了火警电话请求支援，并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丁志定组长带领工作组成员奋不顾身地加入救火行列，直到消防车到来，大火被扑灭。工作组一心为村民的这份心将工作组与村民融在了一起，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加速了拆迁工作的推进。
东湖镇则水牌拆迁工作组组长孟文龙则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本子上记录着12户在腾空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家庭。为了解决这些村民的实际困难，孟文龙隔三差五就会上门走访，为村民们联系租房，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由于工作做得细，老百姓心服口服，则水牌棚户区BCD区块腾空率已达到97%，拆除率为85%。
东浦镇向阳村62岁的陈张兴，是该村第一批签约的拆迁户。完成签约后，他竟然加入了工作组的“老娘舅”队伍，帮忙一起调解纠纷。陈张兴说，无论是拆迁补偿政策，还是征收组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都让他觉得很满意。
“在拆迁动员过程中，你才会意识到，这真的是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机会。”越城区城改办副主任周祝承说，很多干部在以往的工作中往往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与群众的联系还不充分，这次拆迁让他们与人民群众之间有了零距离的互动，既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也是对自己做群众工作的锻炼，这对干部自身来说，也是一笔财富，对今后的工作将会大有裨益。
拆出越城发展未来“高度”
事实上，同样是拆迁，在全市各区、县（市）中，越城区的紧迫感尤为强烈。
“长期以来，越城区的发展空间只局限于老城区，由于几乎没有土地可供利用，越城区的经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与兄弟区、县（市）相比，是一块巨大的短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一局面让越城区“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这种紧迫的需求也必然要求越城区加大拆迁的步伐，盘活效率低下的土地资源，腾出发展新空间。
对于这一点，其实越城区各级干部早已形成共识。
今年年初，在越城区“项目三进”（招商项目优进、建设项目推进、拆改项目快进）动员大会上，区长金晓明就指出，项目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其中拆改是前提条件，只有把土地、把空间腾出来才能上项目；招商是关键环节，只有把客商引进来，把土地出让出去，才能生成具体的项目；建设是硬道理，只有争分夺秒抓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竣工、早投产，有效投资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在同样的会议上，区委书记徐良平更是强调，拆改项目是唱好“双城记”的关键之举，要大力推进城中村改造、老城区更新调理。以刻不容缓的心态、壮士断腕的勇气、超常非常的措施，啃下硬骨头、立下军令状。五套班子领导带头，全区上下挂图作战、倒排时间、倾力攻坚、一抓到底，彻底改变“年年搞拆迁、年年有滞留”的问题，改出新空间、改出新形象、改出越城人精气神。
其实，拆改带来空间对越城区近年来的大发展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这五年，镜湖区域内高铁站、科教园以及奥体、科技、文化“三中心”等一系列重大设施投运；迪荡区域产城融合，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成为城区新地标；金帝银泰城等一批产业项目相继建成投运，极大地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拆改的价值，在去年绍兴的一次土地拍卖上就可以看出。”赵佳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去年绍兴浙涤厂地块被融创、恒大以高达49.6亿元“天价”拍得的事实。“越城区作为绍兴主城区，是绍兴城市经济最密集的地方，可以说寸土寸金，而城中村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这些土地的利用效率。”赵佳佳认为，只有激活这些土地资源，越城区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迪荡新城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今的则水牌拆迁腾出的空间，谁能说它几年后不会是另一个迪荡新城？”
在赵佳佳看来，拆改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一点。“拆迁对于小三区（原来的镜湖新区、高新区和越城区）的融合，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它相当于拆掉了这些区域界限，有助于‘全区一盘棋’，在更高的视角上来讲，它是全市域协同发展的实质性的突破。”赵佳佳还认为，拆迁在“五水共治”、环境整治、对违法建筑的遏制等方面的作用上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往的情形往往是治理之后总有反弹，现在一劳永逸的解决，可以说是一个拆迁解决了多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显然，从多个角度来看，这次大规模的“城中村围歼战”必将为未来的越城，迎来发展的新高度，带动越城区向更高层次更广阔的领域融合发展。
拆迁被地方政府的一些基层干部视为工作中的“天下第一难”，而今年，越城区却决定迎难而上，一共列出36个城中村拆改项目，一年要拆除约194万平方米的空间。“这是过去十年拆迁量的总和。”越城区城改办副主任周祝承说，这次“城中村围剿战”调动了整个越城区各级各部门各镇街的力量，覆盖越城区绝大部分乡镇和街道，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决战。
决战已经打响了两个多月，“前线”频频告捷，一个个生动而又感人的故事，让这场“城中村围剿战”显得声势浩大又令人印象深刻。“已经十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大规模的拆迁了。”这是很多市民的共同反应。
一个问题也同时产生：这场规模庞大的拆迁，对越城区意味着什么？
在采访中，我们见识了“五套班子领导挂帅，镇街为主挂图作战，部门精兵强将一线参与”全区联动大格局的效率和工作组模式的细腻，也感受到了越城区为未来城市发展拆得新空间、为市民增进民生新福祉的决心和力量。我们意识到，越城区的拆迁自有它内在的动因和迫切的需求，也有它独特的模式和路径，这是一个值得从多角度来解剖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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