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
王 迅
在前往杭州的飞机上，我读完了陈文超撰写的长篇小说《痴人街》。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概括这部小说的话，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小说中人物大抵如此。这部长篇小说中，个体生命的命运感，很大程度上缘于一种精神的极致状态：“痴”。一般而言，此类题材的写作往往趋于内向性，但《痴人街》超越了“痴人说梦”的写作套路，通过社会变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的多线条描画，照亮了生命中那些被遮蔽的吊诡与悖论。
首先谈谈小说的叙事视角。《痴人街》的叙事视角是多元的，并不像很多长篇那样，以某个单一视角一以贯之，而是以“鬼魂”李阿宝的视角为主，辅之以作者的全知视角。两种视角交替穿插，前后各有侧重。作品以李阿宝失踪开篇，采用全知视角将故事铺开，接着是以落入阴间的李阿宝重访人间，继而穿梭阴阳两界，既能辐射到星星街、月亮街、立新村等村镇的社会人生百态，又可目睹阴间鬼魂的精神世界和情感诉求。鬼魂叙事在当代小说中已有不少，方方中篇小说《风景》、鬼子中篇小说《大年夜》，以及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等等，都启用过这种叙述方式。这是一种冷观性叙述，一种两重世界相隔离的远距离审视。相对于活人视角，鬼魂叙事显得更冷静、更客观、更真实。当然，陈文超的鬼魂叙事有自身的特点，它从亲情伦理层面切入，更利于观察那些被世俗政治所遮蔽的人伦肌理和精神真相。
这种“跨界”叙述为我们观察生活提供了双重视角。确切地说，就是“此岸”与“彼岸”之间，互相映照，互为想象。作者以巫婆、李晓祭祀的细节激活小说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同时又惯于以李阿宝的视角实现对此岸现实的审察。李晓焚烧“侍女”寄托给阴间的父亲，而父亲为跨界探访阳世的亲人，将侍女让给大无常去消受。而以阴间视角看，李旺火留在阴间是为了保护女儿平安无事，李红燕却因为经济问题服毒自杀。这体现了阴阳两界的错位。可以说，错位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错位无处不在。尤其是关于个体与社会的错位，在小说对花痴的叙述中比比皆是。作者正是以此种错位关系，昭示出人生的荒诞和命运的吊诡。
其次是小说的幻想性。当前文学普遍关注社会热点和底层生活，尤其是小说，对“当下性”的过于倚重达到了极致。当然，我并不是说，作家可以忽略现实。恰好相反，一个有良知和使命感的作家绝不会无视他此时此刻所处的现实。但问题是，这种与现实“亲密接触”的文学，往往以生存现实之“重”拖住了审美想象的翅膀，其后果是，文学的重要一维——幻想性的普遍缺失。《痴人街》虽也直指中国社会的弊端，甚至显示出对体制变革的质疑，但它终究是依托于“两重世界”的想象而构建的。这种结构让我们想起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人世生存之窘迫，以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而阴间却是一派乌托邦的景象。当然，就《痴人街》而言，陈文超没有余华那么绝望，而是怀有更为复杂的心态，留有更多的改良空间。这种审美空间的构筑，体现了作者良好的艺术感知。小说的叙述穿梭于“此岸”与“彼岸”之间，显得自由灵动，开拓了叙事的审美增值空间。
三是关于情感世界的书写。关于亲情和爱情的书写，在小说中不仅指向现实，同时也关乎另一个世界：阴间。在现实书写中，作者大篇幅地描写了基于“国家户口”与“农村户口”等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种种“爱情”。这种价值观念下，男女婚姻大事就沦为双方家庭之间的一场交易。所以，当“花痴”金鑫违反了这一定律，结果遭至恋人王佳萍的断然遗弃。与此相应的是，作者也赋予“鬼魂”以丰富的情感。小说以是否喝“孟婆汤”为关节点，以他们感情的自我纠结状态，去探究流落阴间的鬼魂的世俗性。按照当地风俗，喝“孟婆汤”意味着转世投胎，以享现世之乐。所以，在小说中，“孟婆汤”又称作“忘情水”。而不喝“孟婆汤”则意味着留在阴间，可以庇护阳间的亲人，暗示出世俗之念的难以割裂，包含着“彼岸”对“此岸”的情感牵扯。作者在小说中以“意念”二字概之。小说中的李旺火与其女，李阿宝与李晓，等等，都在这种世俗的情感牵绊中煎熬。又如，王阿狗的儿子在澳门赌博，因欠赌资而死于非命，在是否将此情告诉王阿狗的问题上，大无常和李阿狗有些举棋不定，但考虑到父子阴间相见，必定悲痛欲绝。为让王阿狗多点“念想”，最终未让其知晓。正值此时，有只东北虎死了，可替代王阿狗，让其断了对阳世亲人的“念想”，托身阳界。从阴间“人事”处理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作者在批判之余，还是试图给读者留下更多善意的空间。尤其是李阿宝对晓晓的关怀，让这部作品的讲述充溢着正能量，闪现出亲情伦理和人间道义的光芒。而在阳间，作者通过李晓等人物对父亲的祭奠，在“两界”情感世界实现对接与呼应，写得生动又有意味。尽管这种情感对接常常是错位的，但正是这种错位及其带来的荒诞性，构成了这部小说极具张力的审美生长点。
四是小说的悲剧美学。读完小说，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体制和政策的变幻无常，往往潜藏着致命的悖论关系，使人陷入荒诞的境地。同时，作者通过一系列人物的悲剧命运，反思人心的世故、浮躁与功利以及真情的缺失，甚至触及到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立场和小说的意义所向。但也要看到，在个人悲剧之因的探析中，作者过于强调社会体制、政策等外部因素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似乎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的因素可以免于追究，这无形中削弱了小说对人性本体的反思和深究。从描写对象上看，小说探讨的是一群“痴人”，塑造了种种痴人形象，但连篇累牍的关于“痴人”的重复性书写，是否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是否可以考虑分出几种类型，重点在“痴”字上做文章，在人物故事的演进中实现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把审美点转向人的精神层面的悲剧性。
（作者系浙大文学博士，知名评论家。《痴人街》作者陈文超，柯桥区财经学校教师，此作品发表于2015年第7期《中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