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鳞半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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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水军
母亲姓金，名留芳，诸暨人氏，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外公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不小的纺织厂，家境殷实。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胆小的外公担心共产党入城会抓他批斗枪毙，就只身逃到了上海。
外公逃去上海的第二年，回了一趟家。他将外婆、舅舅和大阿姨接回了上海，却将母亲丢在了乡下，让当时绍兴县漓渚的一户农家领养去。理由是，要在大上海生活很艰难，少一个人就少一份负担，思来想去，只有母亲年幼，负担最大，且不谙人事，于是就拿她送人。从此，母亲便被遗忘在穷山沟里，改名换姓。
到了十八岁，母亲便以200元彩礼（当时是高价），嫁给了同村的另一穷苦人家。因为她是弃儿，娘家无人；因为她养父母的彩礼价太高，婆家人人心生怨恨；又因为她天生身材矮小、体弱忠厚……母亲在婆家过得很苦。
母亲生下我不久，终于打听到了自己的身世。然后去了一趟上海，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亲娘、大姐等。那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和几个阿姨劝母亲留在上海。但母亲只住了三天就回家了，她放不下家里嗷嗷待哺的三个儿女，她要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养活我们。
父亲后来说，母亲在上海大哭了一场。回家后也没有说什么。“命啊，能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已经这样了，认命吧！”母亲用这样一句话对自己的人生作了悲哀的总结，沉甸甸让人透不过气来。
母亲49岁的时候，我的大姐患病去世，年仅30岁。姐弟三人，自此便少了一个。我清晰地记得，大姐去世的那天，我急匆匆赶回家，只见母亲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大姐的遗体边，两眼一动不动地瞪着她的脸，不哭也不说，只任泪水哗哗倾泻，整整两天两夜，直至出殡。
母亲的沉默让人害怕，我至今都难以捉摸清楚母亲当时的内心——这是怎样一条激流汹涌的河流啊！？可母亲以她一贯的坚忍，死死地冰冻了自己。几天后，母亲大病一场，等到终于痊愈，原本苍老的母亲更显苍老，且变得神情痴呆，手脚笨拙。
母亲年轻时就患有高血压，大姐去世后，身体每况愈下，老说头痛、头晕，一检查，竟患了脑膜瘤，虽为良性，但生的位置复杂，不能手术。医生说，这个瘤以后会慢慢长大的，几年后它会压迫视神经、听神经等等，导致失明、聋哑，后果非常严重。祸不单行，第二年，母亲又突然中风瘫痪，右手右脚不能动弹，从此只能卧床在家，生活不能自理，连说话都口齿不清。照顾她的任务落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已是七十多岁的样子。尽管如此，她还是操心着这个家，整天牵挂着二姐一家与我家，惦记着她的孙子和外孙，每次我们回家，全家团聚，她都会看着我们傻傻地笑，这是她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了。
我至今不忘，母亲中风住院治疗的那几天，晚上我去医院照顾她。她当时失语，只能用手指指指我，又指指她睡的床，我理解她的意思，叫我睡在她旁边，要我休息，可我不理她。母亲急了，脸涨得通红，手狠狠地敲打着床，嘴里“呜呜”地叫。我强忍住眼中的泪水，只好默默地躺下，她用手努力地把被子拉到我身上，才安然地合上双眼，半夜里还时不时地摸摸我在不在。
几天后，母亲死命要回家，她不想再住了。我知道，她是心疼那治病的钱。母亲的执拗最终没有人能说服。至于父亲，在伺候母亲的整整六年中，为母亲洗衣做饭，端茶送水，精心与细微让人惊讶。因为父亲原本是个粗人，只会下田干活，不会操持家务。这最后的服侍母亲的六年，真真切切包含着父亲对母亲年轻时所受的苦的愧疚。如果要说幸福，这不幸的最后六年，应该是母亲享受的唯一。
记得母亲在世时，一次回家，父亲突然告诉我，母亲在做“坏事”。我以为是什么事，父亲说：“你妈用小刀在割自己的手腕，说是受不了这个苦。”我猛然一惊，苦难的母亲想以此了结自己的余生，寻求早点解脱。我知道，母亲并不是真的受不了这个苦，她是认为自己这个样子给父亲、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莫大的负担和麻烦，她不想让我们也跟着受这份苦。
我无语。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样的处境，面对床上的母亲，一切的说理、安慰甚至于斥责，都是苍白的、残忍的，对母亲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有时我也会傻傻地想，老天对母亲真的太不公平了，生命中许多不能承受之重，都无情残酷地砸在了她的头上，让人绝望得不想再活。人生之悲，莫过于幼年遭弃，中年丧子，晚年卧病。她饱尝的，是人世间的太多悲苦。
2009年那个闷热的八月，母亲因复发脑溢血，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她心爱的亲人。她走得那样突然和匆忙，没有留下一句话；留下的，是我们无限的悲痛和遗憾。
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四月，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我的心中又一次充满悲伤和思念。我不知道母亲在天堂过得好不好。
如果有奇迹，如果有来生，我都希望母亲能幸福——哪怕这幸福只有一分一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