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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红兴
情怀如水，浸润着每个人的心田；情怀如火，燃烧着每个人的心房。
我虽为一乡村教师，但有一份红色情怀，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
小时，每天在《东方红》序曲中醒来，读书第一堂启蒙课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些铮铮硬汉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我对党有一份神圣的敬仰。为此，2010年夏，到上海参观世博会间隙，我一人特意去瞻仰中共一大会址；2015年，我又一人赶到嘉兴南湖畔去朝圣红船。
吾爱乡村，长年在率水沿岸行走，十几年来，我一直想静静地打捞一方水土风情，留下雪泥鸿爪，常向乡村野老请教。
对于往昔，因此常常有机会听到一些老人、老游击队员，或是烈士子女，说起村庄红色故事，或慷慨悲壮，或可歌可泣……
因为我们这里也是老区，皖赣边界，新安江源头。群山环峙，奇峰罗列，山高谷深，五龙山脉绵延三百里。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中共皖浙赣边区，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留足迹，更有关英、刘毓标、熊刚、熊兆仁、倪南山、李步新等老革命在此浴血奋战，红军、新四军以及游击队战士，出没在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还有我们的父老乡亲丹心一片献给党，留下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
休宁县党史部门在上世纪80年代，曾搜集整理过部分党史资料，但大多为重大事件，缺少细节，还有大量民间故事，犹如颗颗珍珠，未能及时采撷。
我常想，红色历史也是村庄历史，而且更是一座村庄的精神与灵魂。这些宝珠，若不及时采撷，一旦随着一些老人的驾鹤远行，便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为何不把它整理出来呢？
一份来自心灵的召唤，我决定要干。但问题接踵而来，党史非文学创作，是件严肃认真事，不可胡编乱造，不可见风是雨。这些口述史，由于年代久远，口述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在时间、地点、人物及故事情节上，常常会张冠李戴，不够严谨，而一旦要形成文字，需谨慎对待，认真打磨。因此，在形成文本前，须反复考证。
考证方式无非是两条路。一是从地方党史资料、地方志及老将军回忆录中去核对历史事实，向党史专家请教，到图书馆、博物馆查阅档案；二是不惜翻山越岭，亲入现场，查找历史物证，采访若干证人，核实相关细节，几线对一线，这样的口述史，才会贴近史实，经得起历史考验。
因此这些年但凡地方红色史书，我只要知道，总想尽收囊中，家里党史书籍一大摞；同时我当然结交了许多老游击队员和支红模范及其后人，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犹记得十多年前，我为查证中共祁婺休游击队司令员胡有记烈士史实，在6月的一天，我要冒着暴雨赶往70华里外的里庄村，家人劝我不要去。我觉得机会难得，还是执意要去，搭了班线车，然后冒雨徒步。在村口见到了胡有记烈士墓，在村中一间破旧的老宅里，见到了他的三个侄子，听其家人详细地叙述了他当年的英勇事迹和被敌人杀害的经过，并且见到了其家人1951年赴祁门参加中央慰问团会议所赠的纪念品及烈士证书。当年他牺牲时年仅35岁，没有子女，令人痛心。他所在的村庄，当时村民的生活还很拮据，那些年由于对革命先烈宣传的淡化，老区后人有话想说。我心里颇有同感，回来后，我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写了篇散文，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引起了更多人来关注这个小山村。
大山深处的梓溪村，是我较早关注的村庄。这个村红色历史没有系统整理过。十几年来，我每年都要去几次，因此得以认识村里的老游击队员及支红模范谢原好、余仕宜等村民，见到了一些历史原件，留下一些音像资料，因此当2017年4月，当地能人汪跃良回乡开发红色旅游时，我们已经有了底本。然后在那年夏天，我利用双休日，和汪用彬老师一起细致调查，走村串户，走访大量村民，还特地两次冒着酷暑，翻山越岭，沿着人迹罕至的红军路深入高山村落去调查，见到了部分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包括部分老将军信件，为我们制作展馆展陈文本提供了有力证据。一次又一次打磨，查找史料，还发现了一些抗战史料，对人物成就评价的分寸拿捏，都需一再斟酌，一稿二稿三稿，反复核对，就这样历经2个多月，完成了4万多字的展示馆文本，确保了纪念馆如期开馆。今天梓溪村的红色旅游风风火火，讲述红色故事时，都是建立在这些史料基础之上。现在许多当事人都已走了，更加凸显它的价值。
有时对某些村庄红色历史的调查，由于各种原因，常常会山穷水尽，但我们只要善于打开思路，做有心人，不断探索，不时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为调查溪口镇小坑村的一个整风肃纪故事，我花了两年多时间，我们县党史资料没有记载，但终于从婺源、开化等地史料中，找到直接有力的佐证。那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
生命不止，情怀不已。红色情怀，永远如水一般萦绕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