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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大学之前，父亲之于我的印象一直是严厉的。或者是因为曾祖父对父亲很严厉，祖父作为父亲的启蒙老师也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父亲也延续了对我们的严厉。
记忆中父亲第一次责打我是因为我和别人打架。当时父亲在徐河村教书，我还没有上学，跟随父亲到学校去玩。和该村的一位小孩、后来是我的同学何光泽不知什么原因打起来了。然而还在我们争执的时候，父亲的竹鞭已经抽在我的身上了。多少年后，和父亲讨论这个问题，父亲说，不管你当时有无道理，作为父亲，我只能先处罚你。
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是我的班主任。当时班上许多同学作业做错了，虽然没有我的名字，父亲依然是把我的手心抽肿……
小时候不理解，但在自己需要处理问题的时候，却时时记忆起父亲。父亲凭借这些一以贯之正人先正“己”的点滴细微之处，赢得人们对“侯老师”的敬重。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对学校却寄予一份深情。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一次中午时分，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到学校捣乱，欺负几个小孩子。我们正处在一种无助状态的时候，就听到从家里吃好午饭提前到学校的父亲在外一声大喝，“干什么！”然后立即冲进来，一把把那个小混子拽出了教室，“你敢到我的学校来捣乱，滚！”至今依然能感受到父亲的正气凛然，不由生出一份崇敬。那个小混子灰溜溜离开，我们学校又恢复了平静。那时候，感觉到父亲在哪儿，哪儿就是平安，哪儿就有了主心骨。
那时候，我们学校离乡镇有近20里山路。到了四五年级需要年终会考，父亲都要带着这么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起早走路前往。到了下午结束，又要陪着大家走路回家。山路弯弯，又都是小路，天阴暗下来，父亲总是走在最后，一路上给大家大声讲故事，既给大家壮胆，又让疲惫的小孩忘却一路的困顿。
那个时候，总能感受到父亲的一身朝气，一身阳光。至今犹记得，每每到夜晚休息的时候，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是一种最大的享受；逢年过节，没有电视、收音机，父亲的刀夹调是我们的保留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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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年轻时似乎不愿意和我们表示感情，“严父”是他对自己的定位。然而，不经意间，父亲总是让我温暖温馨。
记忆中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慈爱是自己生病，大概也就5岁左右，父亲推着小推车送我去看病。今日知道是淋巴结发炎，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邻村一位土郎中用烧红的缝衣针直接挑破淋巴。我疼得大哭，回想父亲的眼神，有些模糊。还有一次，我牙齿发炎，疼得厉害，嘴巴张开，不能睡觉，只能不停地换凉水漱口。累了，就在父亲身上睡着了，但牙齿自然磕下，疼得又一次醒来。父亲不停地抚慰，同我一起疼痛……
小学时，我很头疼作文，总想用一些华丽的词汇。然而词穷困顿，作文总不能出彩。有一次自己写了一篇读《三国演义》论述诸葛亮和周瑜哪一个更高明的作文，那天父亲生病，半夜起来看到我的作文，为我修改。分析了周瑜到柴桑、火烧赤壁等内容，为我的观点加上了许多的例证。
这是父亲为我修改的唯一一篇文章，却影响了我许多。
初中开始，我到乡镇住校读书。那时，我们不仅需要给学校交米，还需要交柴火。村里机动车很少，家里面也舍不得买柴火，虽然100斤柴火只需要1元钱，但是对于我们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送我上学时，推了一大车柴火，我在前面牵引。独轮车在下坡时十分难以控制速度，父亲让我走到车辆后面，自己一人把控车辆，却不想车辆太重，伴随着下坡的加速度，父亲一下子单腿磕在地上，膝盖当场出血……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父亲为了完成每年的柴火任务，到处想办法，到附近的舅公家砍柴，到姑姑家请人帮忙……而我上高中之后，二弟三弟又接连考上了初中，父亲继续这种辛苦。虽然异常疲惫，父亲和母亲却从未想过放弃。
1983年正月，是我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父亲特意送我上学，挑着一担棉絮、还有米、菜。一路上父子二人好像没有说过什么，默默地走路。但是到学校时，父亲却塞给我一封信。我的班主任姚君鹏老师曾经也是父亲的老师，而且对父亲很看重。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初中的三年，也得到了姚老师更多的关心。父亲准备走一下姚老师的“后门”，好为我准备“复读”的机会。当时，觉得父亲有些多余。今日回想，做父母的，什么时候不都是一片苦心？
高一开学没有多久，我的书本、鞋子等就被偷，自己心情沮丧得要命。对这个学校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心想这个闻名遐迩的东至二中怎么会这样？一个刚从偏远山区过来的孩子适应不了这种环境。父亲第一时间赶过来，似乎是给予一种心里的安慰。母亲在旁边安慰我，父亲则在一旁开导我，环境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需要自己去适应环境；或者当自己有力量时再去改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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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考上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父亲嘴上不说，但是那份自豪、那份欢喜是发自内心的。父亲和我的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最初的兴奋、甚至有些骄傲，但到我即将离家时又有些不舍。父亲送我到北京，我们一起游览了天安门、颐和园等地，充满了快乐。但是等到分别的时候，却多了一份忧伤。还记得，9月份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时间长长的……没有语言，没有对话，父子俩就这样相互握着。
1990年寒假，我大学将毕业。在家休假时接到黄山市委宣传部通知，同意我前来工作。父亲兴奋异常，当天中午，父亲特意从学校回家，离家老远就高声说，“你的喜讯来了”。尽管我自己找的工作是“喜”不起来的，但是父亲是骄傲与满足的。或者对他来说，家里终于有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或者更多的是为儿子感到高兴。
刚刚工作，我租住在杨梅山市水利局招待所，一张床、一个柜子。父亲来看我，我陪他在水利局食堂吃饭，热了一瓶黄酒。听母亲说，父亲认为这是他喝过的最好的黄酒……
之后，换工作，结婚，生子，每每人生的重要节点，父亲都要前来。虽然不干涉我的生活，却不经意间表示一下自己的建议。或者，他也知道，以他自己的经验那时年轻的我已经听不进他的意见，倒不如让我自己在生活中慢慢体悟。只是当自己想与父亲再聊时，却没有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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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父亲因肝癌在合肥住院，准备动手术。5月6日省立医院许戈良院长亲自为父亲动手术。
当天早晨，父亲和母亲交代了许多，不由泪流满面。父亲和家里大伯通电话。尽管父亲不相信命运，然而当天还是询问懂些堪舆的大伯，“今天日子如何？”怀抱着对未来的向往，对生命的珍惜，也有对即将到来的手术的恐惧。
10点，手术室过来接父亲。我突然觉得内心空空，心似乎悬起来。推着父亲的手术车我浑身发抖，虽然自己不停地安慰父亲，但却似乎踩在棉花上，茫然无助。10点24分，父亲进了手术室。母亲、我们兄弟三人在外边等候。我如坐针毡，一会儿起，一会儿走，脑子里一片空白。11点03分，许戈良医生出现在手术室门口，用专业术语告诉我们，父亲的病理情况。11点50分，省立医院马金良医生对我们说，手术已经结束。我稀里糊涂签字，对着马医生喊“许院长”……
13点45分，父亲从手术室出来。看得出来，父亲的精神状态不差。或者是经历了生死一关，或者是因为对手术的信任，在病房里父亲乐观而坦然。时常发出久违的笑声。
父亲肝癌治疗的手术非常成功。回到家的父亲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对于家乡的事情很是上心。村里、亲戚哪家遇到红白喜事、遇到困难，父亲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尽管有时候“吃力不讨好”，还惹来一些不愉快，但是父亲这次说放下，下次遇到同样的事情还是一样热心。甚至母亲也埋怨父亲多管闲事。但是父亲依然故我。即使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还不忘记由他牵头部分的《侯氏宗谱》的修订。只可惜最后《侯氏宗谱》重新刊印的时候，他却没有能看到。
当时不理解父亲的行动。然今日想想，父亲对这些事一直是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处理，没有丝毫的芥蒂，没有其他的私心。而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思考一下前因后果，会考虑利益的得失，会泛起一些功利的念头，做不到如父亲的纯粹，也做不到如父亲的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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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父亲又检查出肺部出现癌细胞。在黄山市人民医院检查时，医生说父亲的癌变位置非常不好，靠近气管。我的心情再一次跌入冰点。
2015年国庆节期间，父亲再一次手术，省立医院马冬春医生前来主刀……
父亲和癌症的对抗又一次取得了胜利。翻开父亲的病房日记，记录了一天之中的细琐小事，“今天某某护士前来打针”“今天和某某医生交流了病情”……满满的对生命的留恋。
2018年，父亲肺部癌变复发，挤压气管，饮食困难。再次在东至、黄山、合肥之间辗转就医。
2018年6月18日，父亲离开黄山前往合肥，在我家楼下，父亲说，我可能再也来不了了……
当年许戈良医生安慰父亲说，你不用担心，至少还有6年生命。不想一语成谶。2019年1月26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