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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宏遴
转眼又要过年了。不禁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是孩童时，非常爱过年——穿新衣、收压岁钱、放鞭炮，平时罕见的鱼肉可以大快朵颐。那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低，日常生活鲜有奢侈，衣服也是缝补凑合，一块钱是大数目，大人给孩子五毛钱压岁红包算出手大方，我揣着五毛钱到小店买十多包百响鞭炮，每回买一包拆散开来，一枚枚燃放，能兴高采烈玩上十天半个月。
除夕夜，母亲一定要舀不多不少正好十二升白米煮饭，预示新年十二个月都有饭吃。母亲烧一大桌子菜，说是要用除夕夜这一顿，弥补这一年来的吃食不足。母亲还特意在桌上多摆一盏煤油灯，让年过得亮敞些。父亲平时不善言辞，为人严肃，但喜端酒杯，三两白酒可以喝上几个时辰，抿一口就打开话匣子，经常提起上世纪四十年代过年的一些场景，不外乎耳朵都听出老茧的几句话，“你祖母四两肉（合现在2.5两）就过年了，那么点儿肉还要分做几样菜”，“你祖母从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都吃斋，那是不舍得花钱买荤菜，心疼那四两肉……”等等，显示自己的日子比前辈改善许多。每次母亲在父亲要打开话匣子说典故之前，都悄悄教育几个孩子，要装成像第一次听父亲说新鲜故事那样，睁大眼睛、时不时问“然后呢”“怎么会这样”等等，让父亲叙述完整，有机会畅所欲言，尽量让父亲高兴高兴。大年初一，父母会敦促全家人早起，挨家给亲戚长辈拜年，到各家吃古徽州传统的“锡格子茶”、吃茶叶蛋，大年初一去谁家拜年，是亲疏关系重要标志之一。
时代不同了，有些古老的习俗无法复制，如古老的“锡格子茶”的“锡格”已成古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闻所未闻。“锡格”“子”“茶”是三种物品，“锡格”是古徽州锡制的一种容器，碗口大小，几个“锡格”垒在一起，类似现代的多层保温饭盒，每个“锡格”里装一种食物，如古徽州点心“顶市酥”“麻酥糖”“花生糖”“冻米糖”等，有亲朋好友来拜年，就把垒在一起的“锡格”依次摆开，招待客人吃“鸡子”（茶叶蛋）、喝“茶”。现在“锡格”已被五颜六色的塑料果盒取代。
交通、通讯的日新月异，淹没了许多古老的记忆。按父母在世的老规矩，过年之前要给远方亲人写封报平安的书信，汇报一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尽拣好听的写，以免远方的亲人牵挂。我女儿小时候，每年过年前我都教她写信给远在北京的姨婆、远在江西的姑婆等，一来让她练练写作能力，二来继承徽州老传统，女儿写得很认真，收到远方来的回信，她也很高兴，时隔三十多年，有些信件她现在还保存着。现在寄纸质信已经是稀罕物了。
我上山下乡的那年，是一月份到农村，离过年就剩十几天，大队要求所有知青留在农村不回家，大队书记盛邀我们几个知青去他家用年饭。我那时十六七岁，一点不拘谨，就去他家吃了年夜饭，临走时说了句“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旁边另一位知青无意中接我的话茬说了句很造次的“客气”话：“让你们一家年过得不安稳。”书记老母亲一听，立马脸显怒色，吼了起来。多年后，村里上年纪的人还把此事当笑话提起。古徽州乡俗，大年三十，说话都要选顺耳爱听、寓意吉祥的说，忌讳很多，有意无意犯了忌讳都认为对来年不利。怕小孩子说话口无遮拦，大人在过年期间用餐之前，要先用草纸在孩子嘴上擦拭，表示胡言乱语不作数可以不用计较。一些常用的吉利话，小时候我的长辈经常教我，比如“恭喜发财”“吉祥安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等，让我要挂嘴边，过年期间随时奉送。
时光流转，转眼我也迈入“新老人”的门槛，这些年我有点犹豫过年，过一年老一截，岁月不经用啊！现在各种物资都非常丰富，实体店买不到网上买，想买什么想什么时候买都行，日子天天像过年，所以年味比以前淡些。“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烙在骨子里的基因。现在只盼望晚辈过年能回家，哪天回来哪天就是过年，一家人在一起就有欢笑和愉悦。
回家过年，所有的年俗传统都可以传承，可是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着实给所有企盼回家过年的中国人泼了瓢冷水，也考验着传统习俗的生命力。今年，许多地方提倡在外务工者暂不要返乡，在工作地过年，可见，在生命和习俗冲突时，生命是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是疫情低风险区域，也要有防范的意识。我觉得，今年不能返乡的人可以用视频通讯、快递年货等方式替代返乡，等疫情过去，大家再回家过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