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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红兴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口粮是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口粮由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两部分构成。米婆家人口多，两儿三女，五个孩子像是初生的牛犊，特别能吃，而他丈夫大男子思想重，又好吃懒做，喜欢喝点小酒，还经常借酒发疯，稍不如意，米婆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什么事都叫米婆做，自己当甩手掌柜。他们家的米缸，每个月只能维持半个月，剩下的日子都是空的，是村里闻名的借米户。
其时，我家也不宽裕，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只有我妈一人在队里干活，靠我妈那点工分，打三个人口粮，都入不敷出，年年超支，甭想在队里多分得一粒谷子，日子自然过得捉襟见肘。
但好在我有个姑姑嫁到30里外的渭桥那边，那带是丘陵地区，是县里的重点产粮区，队里除了交完公粮外，还有余粮出售。我姑姑的女婿是生产队长，手中有余粮出售机动权。于是，我们家每年都要用父亲牙缝里抠下的钱从那买300斤稻谷，有了这点谷打底，我们家的口粮就没那么缺了。
米婆娘家与我妈娘家是邻村，而且扯来有点远亲。亲不亲，故乡人，也正是如此，米婆就常来我们家借米，我妈来者不拒，每次都借给她。
吭哧吭哧，我妈挑着一大担柴火地从暮色中走来，米婆瞧见了，站起来立马迎上去，想接下我妈的柴火担，然后大声地说道：“阿英，好人，又麻烦你借点米给我。”我妈立即应承道：“好的，等一下，我就来。”母亲卸下了那沉重的柴担，转身用米升从米缸里畚出两升米，米婆用畚撮接着。米婆借到了米，满脸堆笑，眼睛半睁半闭，说道：“谢谢了，还要赶快回家起灶呢，几个囝都候着我回家弄乌昏呢！”。
米婆挺讲信用，每个月从队里打口粮回家，就立即去碾，碾好后就把上个月借的米如数奉还，她知道这个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因此，米婆为人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别人也借米给她，只不过，我家多些。
也有不凑巧之时，米婆拎着个畚撮，走东家串西家，转了几个圈都借不到米，难堪无奈，满脸沮丧，流着浊泪，回家还得受一肚子气。只好拿些玉米或山芋充饥。
那时的故乡，借米人家挺多的！
大概是到了1980年左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到了故乡，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两三年之间，地里产的粮食多起来了，各家各户可以敞开肚子吃了。米婆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些。
但比起那些殷实人家，米婆家日子还是紧巴巴的，没看见她穿一件漂亮新的衣服。每次，经过她家门口，都朝我笑笑，打声招呼，皱纹明显变深了。
后来，她的儿女们陆续长大了，大儿娶上媳妇，女儿嫁到了外村。丈夫因为酒喝多了，高血压发作，不久就去世了。大儿独立门户，小儿光棍一条，米婆只能和小儿相依为命，过着寡淡寒酸的日子。
没两年，米婆更是雪上加霜，因为脑血栓发作，导致半身不遂，就只能躺在床上度日如年。后来，家人给她找了点土方，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虽然拄着个拐杖，但能在家门口自由活动了，口齿不清，嘴边流着长长的口水。我妈总是慨叹米婆的命苦。
新世纪初的一个冬夜，米婆猝然发病，不幸离世。送葬的日子，我赶去参加了葬礼，向米婆作最后的辞行。
如今，借米下锅的日子远去了，米婆如果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啊！但人的一生，不可能同时踏两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