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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光明
我家原来与伯公、叔公四家居住在一栋明清时期砖木结构的老宅里，老宅像一棵古树，人口枝繁叶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先后结婚，老宅容不下新添的人丁，爷爷和叔公就在紧靠老宅两边的菜园地各自建造了木制新屋，新木屋由十六根杉树立柱和檩条、梁架组成，上盖小瓦片。当时贫穷，没钱砌墙，新房屋的四壁只用木板钉着，阳光能从木板裂缝里一片一片投射进来，在屋里静静地巡视一遍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冬天的寒风从裂缝里吹来，爷爷和父亲就将木板贴上许多报纸和图画。徽州像个没落的贵族，在食不果腹的日子仍然讲究优雅和精致，再简单的房子也起个阁楼，不像北方，挖个窑洞就可以住一辈子。那时南方农村木匠多，技术好，用杉木和松树，建造崭新的榫卯紧密的木板屋并不难。新屋杉木柱子稳稳的伫立在石墩上，散发着新杉树木材的馥郁香味。
老家山区地少山多，村庄里能用来建房子的宅基地十分珍贵。我们两家在东西建了新屋，老宅里依然住着大伯公一家和孤寡的二伯婆。因为祖上的老宅是大家的，东西两家都有血脉般的通道连接老宅。老宅后面和前边，分别还有一些远房亲戚簇居在一起，被一条仅能容纳一人的小巷贯穿。那个小巷，两人相遇要侧着身子相让。倘若是遇上挑水的，扛柴的，其他人便站在巷口里等他先过。这样，男女老幼好几十人口拥挤在四五栋房屋狭窄空间里，形成了家中“家”，屋中“屋”的景象。当然，这样的环境却成就了孩子们的乐园，抓迷藏时在我家喊一声，人已经通过小门躲到叔公家去了。哪家人上下楼梯，“咚咚”的脚步声就像踩了战鼓，震得隔壁的木板都在抖动。老人的咳嗽和小孩的啼哭，大人的吵闹与学生的诵读经常交织在一起。
夜晚吹灯睡觉，隔壁的灯光也会从木板裂缝里投来，照在床顶，打呼噜和说梦话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谁家先点灶烧锅，其他几家人就会拿着干竹片竹枝丫来引火，一根火柴就使几家锅灶升起炊烟。各家厨房炒菜时锅铲在铁锅里“哐哐”的响声和菜蔬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各家今晚吃的是什么。倘若有一家爆炒了辣椒，总要呛得几家人一起咳嗽，声音此起彼伏。我爷爷每年腊月都要熬芝麻糖和冻米糖，火候快到了，爷爷也不用跑，在家喊道：“老大、老三、利辉，起锅了啊。”或者用手拍拍木板，于是我的大伯公、叔公和叔叔们就各自拿着砧板和菜刀来帮忙切糖，芝麻糖的香味在几栋木板屋来回弥漫，自然要引来一串垂涎欲滴的堂兄弟堂姐妹。
我幼时十分顽劣，喜欢用学校捡来的粉笔头在各家木板上画龙画虎，或写上谁是大坏蛋的标语，被叔叔逼着擦了几次后，心有不甘，就在放学回家时一路用力拍打各家的木板，或用脚踢。等几栋房屋里的人探出头来寻找，我早就在一阵责骂声里一溜烟跑到自家厨房，看奶奶炒菜做饭去了。拍打木板次数多了，大人们都知道是我，难免会给予教训。以后堂妹们学我的样子再拍打木板，大人也都认为是我在使坏，可我已百口莫辩。于是我趁叔叔不在家，就分别去每个堂妹头上敲几个爆栗子。当然，一旦我与村里小伙伴闹了矛盾，身后总会站着一大排老宅附近的堂兄弟堂姐妹，那阵势，还没打我就已经赢了。因此，虽然我并没有亲兄弟姐妹，但小时候却不曾感到孤单寂寞。
到上世纪80年代，农村生活有了提高，村庄里的木板屋都砌上了墙。后来大伯公和二伯婆先后离世，老宅经历岁月沧桑后已经残破不堪，几家亲戚合计着就将无人居住的老宅卖了。没了老宅，我家房子和叔公的房子中间突然就空疏起来，一块空地袒露在东西两栋木板屋之间。看着这块徒留石头地基的空地，真使人不敢相信，这么小的一块地，竟曾经居住过那么多人，它承载了许多生死哭歌，记录了无限的慈爱，流淌着我的纯真年华。
前几年，叔公过世后，叔叔问我有没有去县城买商品房的打算。其实我和堂弟一直都在考虑去县城买房子，毕竟这是现在的社会潮流。我和叔叔、堂弟，加上后来姑妈家大女儿一起，四家商量着在县城一个小区里买了同一个单元的上下四套房子。村里有人听说我们住在一起，也到我们小区来买房子凑热闹。原来我父亲是不喜欢城市生活的，他总说城里不自由。但是他来县城一看，还是自己家和同村几户人，于是，父亲平时就像在农村一样，没事就去串门。谁家饭先熟了，留他吃饭，他也不客气，跟他们酌几杯小酒，唠唠家常。谁家门口的垃圾忘记带走了，父亲便顺手把它拿到下面垃圾桶里去。平时大伙白天上班去了，为了方便老人们来往，也不把门关死，留条缝，像在农村一样。大伙互相照应着老人孩子，还是好亲戚、好邻居。虽然农村的家再难以回去了，但是农村和睦的邻里关系、温馨的亲情、和谐的气氛和融洽的感情也被我们带到城里来。我们几家不设防的住户也带动了其他楼层的居民，左邻右舍很快都熟悉起来。虽然来往的人多了，偶尔也有些烦躁，但我却觉得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生命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