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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集文
夜色如梦，我信步走入公园，一阵悠扬的乐曲入耳。我循声定睛一瞧，见公园的石椅上坐着一位花甲老人，他的腿上架着一把二胡，旁边则放着一个袖珍收音机。他旁若无人地拉着，弓似流水，指如行云，乐曲欢快而奔放。听着听着，我的眼前不禁“白云朵朵、马儿撒欢”。他拉的大概是“扬鞭跃马运粮忙”吧。一定的。此曲年轻时我在收音机里听过多次，印象特别深刻。
现在，收音机在生活中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了，几乎不屑一顾，但在过去，拥有一台收音机，那实在是个奢侈的梦。
小时候，我们厂职工家属宿舍中，是有台收音机的，也许是厂里唯一的一台吧。主人是厂里的一个技术科长，姓宋，脸白白净净的，头发黑乌乌的朝后梳着，不太爱说话，但脑子特灵光。大约在一个星期天，我跟他家老二玩得正上心。他从外面走进来，腋下夹着块木板。“去，把厨房的锯子拿来。”“做什么？”老二抬头问道。“收音机。”不等话落，老二就一阵风似地闪进了厨房，又一阵风似地扑了回来，和我一道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地观望。宋科长把木板朝八仙桌上一搁，就不哼不哈地忙乎起来。不用尺，仅用一支铅笔横一画、竖一描，就定下了框架，一把小钢锯上手后，锯东到东锯西到西，几乎不差分毫。再用锉刀锉一锉、沙皮纸打打磨磨，拼一拼，斗一斗，一个四四方方、齐齐楚楚的木头匣子就完工了。然后，略胖的身子往太师椅上一坐，端起一个大瓷缸“咕咚咕咚”一气，抺了抺嘴角，继续投入“战斗”了。只见他哈着腰，把一个喇叭、一个线圈，往里一装、一绕，再忙忙碌碌一阵后，拍了拍手宣告：好了，大功告成。不等吩咐，机灵的老二就把插座往电源上一插，而后就在两个圆圆的开关上做起了文章，调一调频道，旋一旋音量，不一会，匣子就亮起高高的嗓门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好听吧？”老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笑咪咪地问。“好听，
好听。”我们鸡啄米似地点头哈腰。
一个夏日，读高中的我在野塘钓鱼，半天也不见动静，心窝一阵燥热，头皮发痒无比。“这个女人哪——，不寻常……”忽然，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的唱腔随风飘来。我抬眼一看，不远处，一位放鸭的农民头戴草帽，恬淡地坐在塘坝上，一边放着一根赶鸭的竹竿和一袋鸭食，一边立着个砖头大小的收音机，一群鸭子在水塘中扑楞楞地撒欢。听到浓处，他的头一晃一晃，一只手韵律十足地拍打着大腿。我呢，仿佛喝了一大杯绿豆汤，浑身通泰。痴痴迷迷之下，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两手插腰，学着胡司令的腔调高吼：“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农民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宽厚的嘴巴一瘪，阿庆嫂似地走起了莲步。“哈哈……”我们相视一笑，乐不可支。却不料此时，我的鱼浮已不见了踪影，我赶忙把鱼竿一甩，一阵乱窜之后，一条半斤多重的大鲫鱼被拖出了水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鱼篓，再穿上一条身红颈白的蚯蚓，提着鱼线往水中一抛，就又坐了下来听歌。“来的都是客……”水面上波光粼粼，绿荷朵朵，不远处一片金黄的稻浪。
参加工作后，我在一个交通极为不便的乡村教书，那时没有电视，平常也难得看上一两场电影，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父亲怕我难耐寂寞，特意托人到上海买了一台便携式收音机，红灯牌的，有两块砖头那么大，名头大大的，仿佛收录机一般，其音响在同类产品中一骑绝尘。平日，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时，我一边惬意地收听一边从容自如地批改，心境和效率俱佳。听得多了，几乎五音不全的我，当时的一些流行歌曲也能脱口而出。有时在学生和同事如鸟归巢之后，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寺庙上，一边听，一边扯着喉咙唱，唱着唱着，无边的寂寞如同沉沉的暮色渐渐地消失了。
晚饭过后，我时常和同事沿着弯弯的山路散步，肩上挎着个收音机，而且把音量调得大大的。一路上总会引来关注的目光。一群人，走到公社所在地。一位熟悉的小伙子，伸着颈，梗着脖，迷着眼问：“这是什么？这么响，好听。”言语中透露出无限的艳羡，旁边的同伴不屑一顾地扫了他一眼，咧着嘴说，“这是收录机。”“不是，不是。”我摆摆手，脸上一阵灼热。过了几天又故伎重演，一路说笑，一路悠扬。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红灯牌收音机还一直陪伴着我，闲暇的时候，我会拧开收音机，跟着音乐哼上几句，自我陶醉一番，图个乐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