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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学青
再过些天就是新年了。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世界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昨天收到一张贺卡，是旅游专业的学生手工制作的。贺卡封面手绘了几朵云彩、抽象的花卉，还有几颗星星。翻开来，内里夹一张纸，中间写着两行祝福的话，四周散落着全班三十多人的名字。字体幼稚，形态各异，就跟他们的主人在我的课上一样，表现夸张，也讨人喜爱。贺卡对折后用一根粗毛线从中间束起，然后在卡片的顶端结了一个蝴蝶结。粗毛线是用三根不同颜色的毛线编成的麻花辫，显然是某个女生的手艺，有些粗糙，却又似乎带着她的手温与情感，还有几分怀旧的味道。
我把贺卡插在一个文件袋里。袋里已经有好几张旧年的贺卡、单位年轻人的喜帖，年底的时候我会整理一下，时间久的就丢掉，也有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直留在袋里。袋子站在办公桌的右手边，跟几本教本、参考书和一本英汉双解词典为伴。
文件袋里留得最久的是几张新年贺卡，全是一位姓项的女生寄给我的。她是我十多年前的学生。那年我刚从外地调来本地，第一次知道普高之外有这样一群个性鲜明的职校学生。她在的那个班级是我接手的第一个职校班级，她和同学们带给我数不清的快乐和烦恼。
项同学当时人很瘦，大眼睛，嘴巴也不小，说不上漂亮，可是五官凑在一起却十分的耐看。她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正楷，端庄大方。我第一次批改她的作业，就觉得“字如其人”好像就是在说她的。因为在县城长大，她的普通话也讲得不差。因为这两点，她在四十来个同学中显得有些出类拔萃。我点名让她做文艺委员，负责教大家唱歌、排练舞蹈，有时候也组织一些课外活动。
应该说，项同学是完全胜任这些工作的，班级的活动成绩在学校里总能排在靠前的位置。可是，她自身的一些小问题也同样明显，比如上课老是找同学讲话，吃零食，跟同学吵架等等，加上她不善于掩饰，同学们渐渐在背后对她有了些看法。有同学几次向我提出，要求换掉她这个班干。我一直拖延，大家就说我在偏袒她。于是，我开始找她谈心，做她的思想工作。先谈优点，再摆缺点；谈一次不行，就谈二次、三次；谈文艺特长，也谈人际交往；谈学习，更要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大家对她做文艺委员有意见，我就换她做劳动委员，或者语文课代表。这样反反复复，直到两年后毕业离校。她一直做班干，也一直在我们的谈话和自身的矛盾之间纠结徘徊。
2007年底，班级同学们搞了个小型聚会，纪念毕业十周年，我在酒店里见到了大多数的学生们。项同学没有到场。有同学替她请假，说，她所在的移动公司有个名额，要去支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工作，服务期限为一年。她因为业务熟练，加上普通话标准，申请已获批准，前几天动身去北京参加培训了。
过新年的时候，我收到一张寄自北京的贺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项同学寄来的。她的字迹更加成熟丰润，有着干练变通的气质；她的祝福也格外体贴人心，传递暖意。奇怪的是，她没有落款，我翻来覆去找遍整个信封和内页，确认没有。
转眼过去了五年，我一共收到她五张贺卡，每一张都没有落款，也没有留联系电话。我也没有刻意打听她，只是断断续续地从其他学生那里得知她的情况。奥运会结束以后，她从北京回到本地，成家，生小孩，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了。城市不大，移动公司的经营网点星罗棋布，我交费时竟然一次也没有见过她；她除了年终给我寄一张精美的贺卡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动作了。
或许，这正是我们两个想要的结果吧。我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可能再也没有交集。对她来讲，师生的情感挥之不去，不如寄一张贺卡，聊表心意；对于我，俗务缠身的时候，收到祝福的话语，见到熟悉的字迹，想着越过遥远的时空，自己的名字依然留在一个学生的记忆里，也是一份难得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