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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羽
我家根本没有银元，1950年土改可作证明，我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毫无异议的贫农。然出人意外，我家的破木板箱底层确实有几层纸包着的五块大洋。那是1949年农历四月初一解放后不几天一场意外得到的。
1949年农历三月最后一天晚上，枪声由远而近，黎明，嘎嘎嘎嘭，战斗越来越激烈。我们都躲在上面长满茅草的深沟里。直到午后，胆大的人跑到相距7里路的县城去探听消息，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解放了，街上都是穿着黄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符号的兵，贴了许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安民告示。
此后，几乎每天都有当兵的来。他们下午到，一宿两餐，第二天早饭后扫了地，归还了东西就走。我们村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离城近，也住兵。
一天，几个兵来到我家，要买我家的猪。父母亲不敢多嘴，因为以前习惯于眼睁睁地望着当兵的一进村不是捉鸡赶猪，就是拉伕砍树，谁敢多嘴，就要挨枪托，吃脚尖。过了秤，只好由他们给了几张钞票，就把猪抬走了。当晚，父母亲按当地价格一盘算，亏了，怎么办？第二天一早，父亲硬着头皮，斗着胆子，冒着最大风险跑到邻村去找司务长，诉说了猪本的昂贵，饲养的辛苦，端午节的落空（原打算端午杀猪）等等。司务长也没多话，沉思片刻，真让人想不到，一把给了我父亲五块大洋。天上掉下来的破天荒大喜事。父亲喜出望外，一口气跑回家，穷人家哪有过银元，父亲用火纸左一层右一层包好，当作宝贝，放在唯一的木板箱最低层。
时光如流水。1958年春，初出茅庐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戴着积极分子的光环，相信“言者无罪”，结果稀里糊涂地被打入另册。4月初，祖母得到消息，一急之下去了天国，父亲写信告诉我，我也没能回家祭拜一下。1960年冬，调某地造水电站（完工即报废），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寒冬腊月，夜里还要加夜班，衣服破旧单薄，最大的威胁是饥饿，吃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清水叮当的高粱粉糊或黑糊糊的发霉的山芋干粉糊。饥寒交迫，饥饿难挨，没有办法。父亲来信中写道：“我与你母亲千辛万苦只养活了你一个孩子，岂有不顾你之理！无奈家中一点可吃的东西也拿不出来了……”我身体逐渐不支，浮肿、肛瘘、胸膜炎集于一身，就忍不住回家了一次，暗暗地偷了板箱里两块银元，揣在身上返回单位。在饥饿猛于虎的生死边缘，我被饥饿击碎了“觉悟”。一天，走到银行门口，一阵徘徊，最后做了小人，走进银行兑成现金。日后便隔三差五地买碗三毛钱一碗的酱油水“炒”山芋藤吃。
父亲因我受到歧视株连，被大队派往外地去做水库，修铁路。无论雨雪冰封，还是炎炎夏日，都是超负荷劳动，加上无休无止的饥饿，生了病。返回家后，再也干不了重活。最后父亲再也起不了床。一天半夜里，母亲只听他轻轻呻吟，含混不清地说着“我难过唉”“我难过唉”。父亲终于被活活饿死。母亲后来说，当时哪怕有几匙米汤他也不会死。
父亲怎么没想到木板箱最底下还有三块银元？也许他想以生命护住这五块银元，将来传给儿孙，永远记住***对穷苦百姓的恩情吧。
在“嘎嘎嘎，嘭嘭”的武斗高潮中，我与农家女只领了一张结婚证算是结婚了，没花一分钱。新媳妇进门，我母亲非常欣喜，然苦于拿不出见面礼，心里十分内疚。最后一想，拿出两块银元，用红纸一包送给儿媳，体面大方，意义深长。母亲自己也觉得做了一件很光彩的大事。
“文革”中，已是“落水狗”的我被关进了牛棚（五类分子集中住在生产大队屋里）。妻子胆战心惊，一担心我受罪，二怕抄家。如果抄出银元，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我定会罪加一等，母亲和她也会被累及。左思右想，三文不值二文，将二块银元卖给了“收古董”的，贴补家用。
家里还剩最后一块银元。妻子不知银元的来历，也不问放在什么地方。母亲苦守着那一块银元，一守又守了20多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有所好转，温饱不愁，不需再在那一块银元上打主意了，本可把它作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然天有不测之风云，一场毁灭性火灾，把家烧得精光，一点不剩。母亲可能受了惊吓，于第二天晚上无疾而终，享年91岁。
最后那块银元不知所终。也许陪伴着母亲的英灵也升上了天国，与母亲永远相伴。
五块银元随着天灾人祸，已灰飞烟灭，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那些人间的恩恩怨怨已逐渐淡化和释怀。而今我的生活质量已与当年我家隔壁的地主、富农的生活相差无几，然当年刻骨铭心的饥饿滋味却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