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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洁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诸多法则，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往往会生成不同的结论。
有的人，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涉及了对已然事物的态度，由果而溯因，由现象而探索根源，由已知延伸到未知，从而逐渐懂得生活中的道理。
历史上，有许多人总结过这种规律，譬如中国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他们或提出或赞同“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物皆有理，只有深刻探究，方可得理；他们把知识、道德和天理联系起来，认为“进学则在致知”，“穷理格物”掌握天下之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其观点，强调了一种探究穷尽的学习态度，明确了求知的层次性，由浅入深，由近而远，由粗到精，融会贯通后，才能提高能力水平。可是，朱熹是偏执的，其目的是：明道德之善，而非求科学之真！所以，思维桎梏，使中国没能迎来近代科学的曙光，只局限于传统科技的晚霞。而同样问了一句“为什么会这样？”的英国人牛顿，就在科研精神实验论证的基础上，被苹果砸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两个世纪后的达尔文，则在长期考察严密推理后写出了震惊西方的《物种起源》。
可是，同为英国人的萧伯纳却话锋一转：“我，却梦想从未有过的事物，然后追问：‘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这一转折，意味着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态度，面对未知的世界，要敢于驰骋想象，大胆假设，为思维插上腾飞的翅膀，这，恰是创新的动力之源。比如赫胥黎，在不断论证中将进化论引入了伦理学；比如爱因斯坦，在连续追问下提出了相对论，揭示了时空的本质属性。
由是，我忆起了世界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他们的思想火花，启迪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未来社会设计了“理性王国”的蓝图和框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美国的联邦制共和制、总统制两党制任期制等等，这些制度的创新，更多地依赖了启蒙思想的洗礼和民主宪政的不断完善。我常常开心思考：正因为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和精神铺垫，激发了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才会有玛丽·
皮克福特的女权斗争，才会有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才会有美国二十七条宪法修正案的陆续出台，才会有希拉里的竞选和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与“为什么不能这样”并不矛盾，它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两个方向：一方面脚踏实地，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仰望星空，大胆想象，探索未知。当年的卡尔·马克思在研究指导工人运动时，提炼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今的中国，立足于当前现实，先解决物质层面，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提升；然后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公民成长；最后才是民族**，国家统一与世界和平……这便是“中国梦”的大胆构思。
萧伯纳，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家，审视过去时，注重了对已有事实的推测；展望未来时，却大胆突破惯性思维，问出了创新的一句：“为什么不能这样？”！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所读过的安徽省历史特级教师李代贵的文章：《阅读和表达，都要回归历史本来》，文中李老师倡导用质疑的态度重新阅读历史，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用历史语言回答问题，客观认识命题者所拟定的答案，尽可能具备宏观大历史意识，放宽自己的历史视界，这样，在考试中才有可能拔得头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