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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文生
岳父突然去世，给我们带来了慌乱和泪水。头天他还和上海的大弟朗声说笑，怎么说走就走？这夜半的电话，真是惊雷让人措手不及。香案里的火参差不齐的，在一点点地往后退，散开的热度和香气，还给了这个世界。灰烬的倒塌是无声的，砸中的依然是泪水。
八十四岁的老人，无苦痛地离开了，是个有福之人。岳父有四个儿女。大儿大女在外，还有一对儿女在小城里伴随。年初，他手痛。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来屯溪住了十几天，我们联系了医院。肿退了，痛还在。后来去了上海，原以为有不好的东西在体内。上海最先进最昂贵的仪器都查遍了，大弟口气沉暗地说，还是没查到什么。我说，难道查出个什么才有成就感？我的意思，不要疑神疑鬼了，痛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岳父要好好配合医生。
十几天前，儿子回来了。他说，要去太平看看外公外婆，我说好！儿子拥抱了满头华发的外公，老人开怀地笑着。沙发上，一对老小在不停地说话。岳父的脸有些苍白，可是皱褶比以前平展了许多，满脸的清气和柔顺溜，两道浓眉里的深浅明摆着。岳父目光清澈，习惯长时间地望着我。说病说事说今年的天气真热！还将双手并拢着，向我递过来。
岳父是离休干部。解放初期就是土改工作队里的人物，做起报告来，二三个小时不用稿子。一把匣子枪挂在腰间，一支朱笔操生杀大权，剑眉里的勃勃英气，自然十分炽热。青年才俊遇到了过不去的坎。组织上找他谈话，他那么能说却老说不到点子上。这就奇怪了？留下的印象是对组织不实诚，想瞒住什么。这在当时可是个要命的结论。他哪里知道，他上初中一年级时，老师捉笔代刀将他收为“××团”，集体加入了所谓“组织”。等到全部弄清原委，已经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一个人的一生，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压得抬不起头来！充满光明的前景，被子虚乌有的经历彻底改写了。满腔热血一时给弄得意冷心灰。
能说能写算不的什么，革命队伍里不差谁。可是搞行政，却不是这么说说就过去的。岳父四十几岁，就接到病危通知。岳父斜倚在床上，大口大口的血从白天吐到夜里，嘴角和胡须都是血。这改变了全家的心跳和脸色。岳父咳嗽的声音，就像天上有什么东西在断裂。四个孩子心惊胆颤。十二指肠溃疡一直是个事。那时的干部作兴下乡包片，组织上分配他去离家最近的地方，可身为妇女主任的岳母得到最远的地方去，是岳母主动提出的，组织上觉得这个平衡要得。艰难和困苦无一例外地压到岳母肩上。那时多远的路，都靠走。走着走着日头就沉下去了，人在自己的影子里不见了。
一天单位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平均主义”。大家明白了，是要岳父岳母退还一间房。用巨大的政治形势，解决生活里微小的问题，是那时的常规手法。岳父在职守上是个强势的姿态，工作得心应手，事情做得清爽到位。他脾气温和，不和人争执。知识分子的孤傲在心里是一退再退。岳父起身走了，脸上还是平常的样子。可是，岳母不管帽子多吓人，心有定力出言直率：四个儿女都大了，只有两个房间。你们说怎么办？单位的情况明摆着，为什么矛头对着我们？岳母对“反对平均主义”的态度鲜明、强烈、持久。
53岁时，岳父想退休。一翻周折，心想事成。岳父每天看书看报，新闻联播，午间新闻一天不塌。茶叶，干笋，木耳，香菇，葛粉放在什么桶里摆在什么位置，什么东西配对一起，成了他准确拿捏的底牌。岳父心甘情愿地沉入生活的琐碎里。孙子辈读书读的不坏，在他的心里存下巨大的喜悦。但他不炫耀，人家说起来就跟着说说。或许，他不记得了：优秀的品德在成长期里如何用心栽培。他用白纸订的本子，方正的样子仍然留在子女的心里。大弟带上瘦小的弟弟带上偷来的鲜红的柿子，必须去农家赔理道歉。四个子女家里办事了，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关爱，手掌手心都是他的肉，厚此薄彼要不得。岳父知道，所有的公平都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对于公平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不是孩子小时候，六个人吃一个苹果，他切片。要大的，到了手里却薄薄的。要了边上的，却补偿了厚实。至今说起，大家啧啧赞美！岳父知道自己老了，有时表达难免不准确。他同样纠结。血浓于水啊，疙瘩终究会解开。大弟从车上发来的文字，萌发了我用有限的能力，为岳父写副挽联：
旌德到太平英俊少年意气勃发一路风雨志属马
青丝追暮雪慈祥长者静退养为四海儿孙辉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