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趋势性特征

一、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将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中国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

开放发展是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先进理念。开放带来进步和发展，封闭导致落后和僵滞，这已为古今中外的发展实践所证明。这一发展规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中国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发展，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经过38年改革开放进程磨砺，已经建立了开放型经济框架，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制造业产值排在第一位的国家和第三大投资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肩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和期待。这既彻底改写了我国近代史上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过去式，也真正突破了与建国后与世界潮流脱节的计划经济体制制度性约束，中国正在书写以全新的面貌和能力、站在世界的前沿和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中心地带和平崛起的新篇章。

对外开放是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加快发展的必由路径和成功之路，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全球经济是开放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是全球开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引擎。中国保持了30多年高速发展，到2012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9.6%，2013、2014年经济增速下行到7.7%，2015年7.4%，未来将保持10-20年中高速增长，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平均达到50%以上，近几年保持在25%以上。我国在互联网发展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在建立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方面站在全球前列，中国近7亿网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使中国成为排在世界前五位的国家，这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和运作空间。

中国在世界上令人瞩目的发展变化，最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在开放发展理念的实践中，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中国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成为举足轻重经济体的今天和未来，中国也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开放发展理念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提供了行动指南，必将进一步拓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空间，也将进一步拓展世界经济发展空间。站在新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继续作为追赶者需要开放，就是未来迈入“无人区”，成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同样也需要开放。一个拥有开放心态和修为的大国才能真正体现自信、自尊和自强的胸襟，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信任。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这已经形成全党共识和行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实践，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和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对外开放将从主要依靠“引进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通过双向开放统筹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通过双向开放形成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更好统筹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途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抓住世界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的中机遇，通过“引进来”承接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转移，使中国成为全球要素重组和产业集聚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平台和载体，使2.6亿农民进入全球产业链体系，不出国门即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国家竞争力特别是制造业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进入低速增长和主要经济体分化发展的“新常态”，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外交关系不断演化。各国既存在携手应对全球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又存在抢占新一轮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的制高点的激烈竞争，以重塑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经贸规则、重建新经济新业态为核心内容的革命对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已经不能满足于“坐等成交”、“守株待兔”、单项“引进来”利用国际资源的开放方式，需要迈向国际市场学会优化和配置全球资源，在更宽广的领域获取更高层次开放带来的“新红利”。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时代正在来临，我们面对难得的新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近年来，我国“走出去”的规模渐次接近“引进来”，“十二五”期间我国累计实现境外投资5000多亿美元，2015年实现1200亿美元，基本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相当。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达到13.8%，进口增幅连续多年超过出口增幅。我国人民币已经是成为IMF货币篮子中占10.92%的“准国际货币”，与3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3.3万亿人民币。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市场基础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在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和双向对流的新格局，这是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TPP、TTIP等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带来的新挑战，不能效仿一些国家采取排他性措施，或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实行非关税壁垒，或者采取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或者用安全审查的泛化限制投资。我们决不能把国门关闭起来搞保护，而应该以更高的开放水平，游弋在更广阔的天地，加快构建开放的新格局，用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路径，参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双向互动和双向开放。双向开放不是过去做法的简单重复，而是以新视野、新思路、新举措发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提升中国的国家竞争力、综合国力和生产力。我们必须既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要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

三、我国对外开放将从被动承认、参与与应对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转向主动适应、积极对接、努力引领全球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与投资规则

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某种程度上是世界文明的制度化体现，但当任何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东西成为制度化的凝固设计，便具有了相对的滞后性和僵硬度。只有不断吸收各种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形成适应性更强的标准和规则，使之更加包容、公正、合理、先进，才能使标准和规则具有引领性和准绳价值。二战后，美英法等国主导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经贸标准和规则，客观上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但这些标准和规则主要体现了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存在不公正不合理不先进不包容的问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变动，在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国际经济修订和重塑中积极作为，争取我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南升北降”的趋势，围绕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和修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和引领新一轮规则制定，以TPP、TTIP为标志，争夺更高标准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谋求更大的话语权，争取更多地参与更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重构的过程，将是不同利益诉求艰苦博弈、不同文明理念碰撞交流的过程。在过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一直处于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的学习、承认、参与与应对的状态。国际规则之争是发展权之争，是制度力和领导力之争。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影响力提升，我们不可能做“躲在蚂蚁身后的大象”，也不可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需要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主动抢占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重构的制高点，主动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创新中国理论，输出中国文化价值观，拿出中国提出的具有更高视点和更具前瞻性的国际标准和规则体系。只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动作为，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就一定能进一步增大“非西方因素”，就一定能使中国倡导的理念“东学西渐”。

为了主动适应、积极对接、努力引领全球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与投资规则，党中央连续推出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探索具有引领性的新经济新业态，力争在我国具有先发优势的领域占领国际规则的制高点。我国与美国进行了25轮BIT谈判，与欧盟开启了BIT谈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抓紧建立符合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制度化安排。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加快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行先试，创造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可以预见，随着自贸区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我国将建立贸易便利化体制机制，全面实施单一窗口和国际国内通关一体化；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清理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加快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风险防控体系。

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将对构建开放型世界做出重大贡献，形成我国内外互动、海陆统筹的沿边、沿江、沿海、沿路互动开放的新布局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一战略构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既是具有重大创新性的发展思路突破和发展理念突破，也是重构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的统领性战略设计。“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再一次唤醒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与我国经贸文化交流的认同，在开放、发展、和平、共赢、交融的世界新格局下，又赋予古丝绸之路携手促进互动开放发展的时代内涵。通过这一双向、多向度开放的载体和路径，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寻找和扩大各方合作的利益契合点，实施相关利益攸关方国家的战略对接、重大规划对接和重大工程对接，凝聚合作共识、共商共建共享、共襄发展盛举，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大格局，使沿线各国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互学互鉴、开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发展的宗旨，不搞封闭机制，不建封闭集团，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可参与，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这就以中国的开放理念和行动带动了世界更多国家加入开放发展的行列。“一带一路”正在开创世界文明三部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推人类文明共同复兴；携手包容性发展走出近代，告别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创新并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行动。目前中国已经与匈牙利、土耳其、波兰等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与俄罗斯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蒙俄3国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与哈萨克斯坦等17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产能投资合作框架或协议，与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关于编制中塔合作规划的谅解备忘录》，与捷克签署《共同编制中捷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印尼“海洋强国”、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巴基斯坦“愿景2015”、德国“工业4.0”对接，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认同程度、响应程度和参与程度不断加深。随着合作意愿持续升温，将形成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新布局。

与此同时，“一带”和“一路”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两翼”，成为中国阔步走向世界的两个翅膀。“一带一路”将“一带”和“一路”链接起来，形成内外互动、海陆统筹的区域开放新布局。“一带”侧重我国向西通达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陆上合作，是黄色国土相连接的西向开放。“一路”侧重我国东向、南向开放，南向通达东南亚、南亚和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合作，是蓝色国土的东向和南向开放。“一带一路”中“带”和“路”的关系，实质上是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统筹黄色国土发展与蓝色国土发展，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与融合，共建合作发展的经济走廊和经济带。在区域开放布局上，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统领，逐步将中国沿海战略、沿边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融入这一大战略之中，将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撑带。可以预见，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将建设并形成一批“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还将建立若干沿边跨境合作区、跨境经济区和跨境产业园区，形成以我国沿边、沿海、沿路开放发展为龙头，带动周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的产业聚集区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完善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对外投资布局，是形成我国内外互动、海陆统筹对外开放新格局智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