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要参》
一、2016年处于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依然疲弱，新旧矛盾交织并存
（一）全球经济增长仍将疲弱，真正复苏前景尚不明朗
1.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增速双双见底，增长引擎弱化。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更快的贸易增长，反之亦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速也在同步下滑，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和国际贸易增速将双双见底。根据国际贸易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比2015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2017年为3.4%，比2016年上升0.3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WTO）2016年9月27日发布的报告大幅下调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至1.7%，这将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幅，2017年的增长预期则为1.8-3.1%，全球贸易下降幅度大大快于世界经济复苏。2016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对贸易增长放缓原因的模型估值和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放慢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复苏不振。与2003-2007年相比，2012年以来实际贸易增长下降的3/4归因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尤其是投资不振。未来五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回升有限，全球贸易疲软可能还会持续，原有经济增长动能弱化，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尚未形成，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
2.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继续下滑。处于世界经济增长底部的2016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集体下滑，据IMF10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5年发达经济体增速为2.1%，2016年预计下降至1.6%，2017年有可能恢复至1.8%。
（1）美国经济不如预想的好。首先，从劳动力市场来看，2016年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以内，但实际上美国劳动力市场远不如其就业数据显示的那样乐观，根据一项由美国人力资源咨询机构联合参与的哈里斯美国失业民意调查显示，有接近一半的美国未就业人口已经放弃求职，而长期失业的人数甚至更多。大约59%失业两年或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已经停止求职，而失业者当中总体放弃求职的比例达到43%。最近几年美国失业率持续在低位，主要归因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据统计，2007年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6.4%，目前已经跌至62.6%，创下了自1977年年底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季度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下降0.5%，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创1979年以来劳动生产率下滑时间最长纪录。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表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劳动者工资增速将受到限制，实际工资增长更是不尽人意。
（2）欧洲经济出现了“三个没有想到”。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2.0%，根据IMF2016年10月预测，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仅为1.7%，比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2017年仅增长1.5%。2016年欧洲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欧洲经济增长与其他国际问题交织对欧盟经济复苏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使得欧洲一体化进入实质性倒退通道，会降低资源流动和配置的效率，对欧洲经济长期内在增长造成严重拖累。受英国脱欧驱动，欧元区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孤岛主义浪潮兴起，政治风险持续增加，将加剧经济失速风险、债务通缩风险和银行业风险，从而全面恶化欧洲经济的复苏环境。工银国际在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经济回顾与展望》系列报告中指出，2017年，欧洲将迎来一体化真实倒退之元年，欧洲经济凛冬将至。二是德意志银行风险问题。2016年以来德意志银行股价大幅下跌。2016年初德银报出2015年录得68亿欧元巨亏，随后仅2016年1月份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就跌去26%，年初至今缩水40%，9月底更曾创下11.19美元的最低价。德意志银行问题之所以引发关注，源于其在德国、欧洲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特殊角色，IMF在2016年6月的报告中称德银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中，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贡献者，其风险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传导不可忽视。三是难民潮问题。难民危机使欧洲社会不堪重负，引发社会动荡，欧盟财政面临短缺，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由于难民政策不得人心，德国总理默克尔支持率持续下滑至45%，为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展望2017年，由于凝聚力衰退、经济基本面疲弱、且地缘政治震荡，欧洲市场的吸引力将渐次下降，欧洲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短期内经济复苏难有起色。
（3）日本经济增长比预想的还差。2015年日本经济增长0.5%，2016年IMF预计仍将维持在0.5%不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第三个衰退的10年。根据日本内阁数据显示，受外需下降和国内消费乏力拖累，2016年日本第一、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0.5%和0.2%，这凸显出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刺激和央行宽松政策，但日本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仍然疲弱。日本消费支出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消费支出持续低迷是日本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日本家庭支出环比增0.7%，第二季度家庭支出也较低迷，环比仅增0.1%；企业支出方面，日本企业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下降0.4%，为连续第二个季度减少。受消费疲软影响，安倍晋三推迟了原定于2017年上调消费税的计划。从日本经济增速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三年多来并没有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复苏，IMF预计2017年日本经济增长将微弱上升至0.6%。
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分化明显。根据IMF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预计为4.2%，2017年有望继续上升至4.6%。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主要两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2010-2017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为5.2%，是发达经济体2.8倍。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2008-2014年，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PPP加权计算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高达50%以上。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分化。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7.6%，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IMF预计2016、2017两年印度经济增长仍将维持在7.6%。中国经济增速2016年前三季度均为6.7%。东盟五国经济增速2016年预计4.8%，2017年有望上升至5.1%。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经济衰退减弱，2017年有望实现增长。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些非洲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前景不明。201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为零，IMF预计2016年将衰退0.6%，2017年有望回升至1.6%；尼日利亚2015年经济增长2.7%，2016年预计萎缩1.7%，2017年有望恢复增长至0.6%；南非2015年经济增长1.3%，2016年预计仅增长0.1%，2017年上升至0.8%；撒哈拉以南非洲2015年增长3.4%，2016年预计仅增长1.4%，2017年有望回升至2.9%；广大低收入发展中国家2015年经济增长4.6%，2016年预计增长3.7%，2017年预计增长4.9%。
（二）全球经济发展中新旧矛盾交织并存，经济增长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
1.低利率与低增长、低通胀交织并存。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非常规的、临时性货币政策被美国和日本采纳，受这一政策影响，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都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竞相货币贬值导致了全球低利率乃至负利率蔓延，目前美国联邦目标利率维持在0.25-0.5%之间，尽管2016年12月升息可能性很大，美国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欧盟扩大了宽松货币政策规模和范围，并维持低利率（再融资利率为零）不变。英国央行利率决议维持在0.25%的低水平上。日本央行2016年9月20日-9月21日召开了货币政策会议，不仅宣布量宽的政策和负利率不变，而且还进一步修改了有关QED政策框架，量化质化宽松措施由货币基础转移以控制孳息曲线为新的政策框架，并推出十年期国债利率目标，承诺维持该利率于零水平附近，如果日本未来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负利率政策还将加深。一般意义上，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低利率会出现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但世界经济走势却恰恰相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央行纷纷进入“大放水”的QE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全球很多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却陷入“通缩”威胁中。
据美联储2016年10月的预计，未来三年美国通胀率为2.6%。日本的通胀率更低，据日本产经新闻2016年10月报道，受日元走强和油价疲软以及消费支出低迷影响，日本央行可能调降2017财年的消费者通胀率预估，从1.7%调降至略超过1%的水平。目前欧元区通胀率为0.4%，10月公布的欧洲央行对专业预测机构调查显示，2016年通胀率预计为0.2%，低于之前预估的0.3%，到2021年欧元区通胀率将触及1.8%。值得注意的是，在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交织背景下，竞争性货币贬值导致的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负面效益正在逐步凸显，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就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的低利率和负利率，银行没有盈利点，这使得银行业发展面临很大挑战，不利于经济增长。
2.高债务与高杠杆交织并存。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债务风险整体处于不断上升通道之中。公共部门债务，即国家**债务约占三分之一。根据IMF的数据预测，2017年全球债务总量将继续上升至67.31万亿美元，奔向70万亿美元大关，整体规模十分庞大，相当于同期3.5个美国的经济量，或5.4个中国的经济量，或27.4个印度的经济量。从占比看，2016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84.05%，这一水平不仅远高于60%国际警戒线，也高于2008-2015年危机时期的均值（71.89%），IMF预计，2017年全球政府债务占比将上升到84.63%，表明全球**国家债务风险仍在持续扩大。目前，美国的国家**债务规模已接近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110%，日本债务占GDP比重在240%以上，欧盟平均也占95%，而且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仍面临国家债务危机。私人部门负债约占2/3（近100万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美欧中日英五大经济体中，除了中国企业部门债务在2009年以来仍持续猛增之外，其余最大的四个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已经大幅度降低，但这是以恶化政府部门负债为代价的。中国则正好相反，我国官方公布的中央政府债务率仅16%，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6%，但企业债务风险正在加剧，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49%。
高债务与高杠杆是相伴相随的，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处于相同的债务周期，但全球债务规模之大，可能会触发前所未有的去杠杆化过程（即削减债务水平）。全球经济低迷与高额债务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低增长阻碍了去杠杆过程，另一方面，债务增长使实际债务负担和杠杆率增加，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并导致通货紧缩。
3.全球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与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交织并存。结构性改革对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促进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G20杭州峰会就《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达成了共识，各国将致力于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使G20经济体更具创新性、强劲、有韧性。
在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已经开始并加速。这突出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用工成本迅猛上升，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逐渐显现，中国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当前全球制造业新一轮产业转移趋势还表现为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这主要是受发达经济体创新驱动战略影响。麻省理工学院（MIT）2012年的研究表明，33%的海外美国企业考虑将制造业务迁回本土，目前谷歌、惠而浦、福特汽车等部分制造业组装业务都已部分迁回美国。据美国“回流倡议”机构2016年4月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回流企业和外国投资共在美国国内创造了24.9万个新工作机会，仅2015年就达6.7万个。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回流美国企业中，60%是从中国回流的。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近期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排名第一，美国位居第二；未来5年内，中国将被美国超过。2016年4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在不计算交通成本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在工资和能源等成本上差距已从10年前的14%缩小至现在不足5%，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可见，全球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产业转移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对我国却更多的是挑战。在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和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新趋势下，我国要防范实体经济凋敝的风险，谨防在新一轮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链重组过程中出现产业空心化。
4.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深入的内在冲动迸发交织并存。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赢得大选等“黑天鹅”事件，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反对TPP、特朗普更是扬言必要时退出WTO、德国十万人**反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全球范围内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给人以全球化遭受重大逆转的强烈印象。全球化正在出现逆转的观点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全球化已死。
实际上，与之相反，全球化正在进入超级全球化内在冲动力迸发阶段，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与互联网革命的结合，导致了世界经济形态、经济表征与产业链接方式产生颠覆性变化。世界经济两种基本形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链接成一体，形成新的实体经济形态，世界经济表征呈现出网络状态和链状链接，制造业不再是在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的叠加完成制造过程，而是通过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的链接，价值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以及信息链的链接，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和产业体系。信息作为一种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最大的变量，若干的制造业企业变成一种链状的存在，出现不同国家产业链的组合，不同区域服务链的组合，覆盖全球的信息链的组合。与此同时，互联互通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革命，超越了自然和政治地理边界，发挥实际效用的功能连接网络线将取代名义上的政治国境线，正如世界曾经从垂直整合的帝国体系走向扁平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未来世界正步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主导下的互联互通全球人类新文明体系，即全球化4.0时代。在这样的体系中，原来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将会通过共享的供应链和价值链连接起来，使现有资源和要素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流通中实现增殖，并将推动世界从行政隔离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融合，形成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会和全球人类新文明。
二、2017年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分别进入低速增长和经济全面转型发展的新常态，将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继续前行
（一）全球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分化
2017年，除美国之外，宽松货币政策依然会是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基调。
自2014年11月美国退出QE开始，美元逐步走入上升通道，2015年美联储加息一次，按原来预期2016年美联储加息三到四次，市场提供的明确信号也表明美联储美元加息条件不断加强，但加息姗姗不来。实际上，美国经济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都偏低，美国货币政策仍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美联储加息能够提振美元，却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增长；或者放任美元下跌至能够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关口。特朗普上任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2016年12月美元加息可能性加大，美国当地时间12月14日（周三），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一年来首次加息，美联储预计2017年加息三次，比2016年9月会议时预计的加息两次要快。
欧、日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仍将继续保持或扩大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3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下调至零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下调隔夜贷款利率和隔夜存款利率分别至0.25%和负0.4%。之后欧洲央行一直没有推出新的宽松措施。在欧洲央行2016年10月20日举行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欧洲央行继续维持目前的宽松货币立场以帮助提振经济和刺激通胀回升，每月800亿欧元购债规模将持续至2017年3月底，若有必要将延长；预计一段时间内利率将维持当前或更低水平；QE将持续直到通胀路径符合目标，可以看出，明年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仍将保持或扩大。日本方面，自日本央行推出货币宽松政策以来，目前利率水平已非常低，加码宽松的余地并不大。2016年11月1日，日本央行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维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维持对超额准备金-0.1%的利率，维持将10年期国债的利率控制在0.0%附近的利率曲线管理政策，维持每年新增900亿日元ETF和J-REIT（不动产投资信托）的资产购买规模。不过考虑到从今年3月份起，日本的核心物价指数（除生鲜产品外）已连续7个月下跌，日本央行下调了对未来通胀走势的预期，将2017财年（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核心物价指数（除生鲜食品外）0.2个百分点至1.5%，将2%通胀目标的达成时间推迟到了2018财年（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原计划是2017财年）。可见，日本宽松货币政策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和非理性贸易保护倾向抬头
金融危机后，迅速升温与扩散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WTO（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2008-2015年国际贸易平均增长率仅为3.1%，低于此八年间全球GDP平均升幅。据有关资料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15年底，全球总共实施了超过5000项贸易保护措施。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比2014年激增了50%，全年推出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是自由贸易措施的三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一些属于G20（二十国集团）成员的发达国家尤其严重。根据WTO统计，自2008年至2016年5月，G20经济体采取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制举措，仅取消了387项此类措施。在2015年10月中旬到2016年5月中旬，这些经济体采取了145项新保护主义措施——月均将近21项，达到2009年WTO开始监测G20经济体以来最严重的水平。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和全球贸易总量的80%，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带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影响非同小可。从2016年来看，由于发达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浪潮兴起，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2017年更有可能粉墨登场，特朗普大选期间多次声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45%的高关税。尽管特朗普大选期间的竞选口号不一定会转变为现实的政策实践，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也缺乏根据。但不难预测的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上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贸易救济措施直接针对中国。据商务部统计，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共有48个成员国对中国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共1149起，占全球同类案件总数的32%，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十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将给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
（三）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将持续发酵，新的黑天鹅还有可能继续飞出
2016年世界风云变幻，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外交的格局进一步演化，国际舞台上的闹剧和戏剧不断上演，黑天鹅、白天鹅事件纷纷落地。美国大选闹剧中特朗普出乎美国社会精英和主流媒体评论赢得大选；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以后菲律宾政策风向骤变；韩国突然变脸，部署萨德系统；英国脱欧，德国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难民潮危机等都出乎意料。
2017年是全球大选年，政治风险仍将继续释放。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事件的影响仍将持续发酵。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影响也将持续发酵，作为欧元区的三大核心国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稳定将接连遭遇民粹主义势力的强劲挑战。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进行了修宪公投，结果公投被民众否决，很可能提前举行大选。2017年法国面临总统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极有可能进入第二轮选举。当前荷兰当政的联合政府将受到民粹主义、移民问题和反欧盟浪潮的严峻考验，将在2017年3月15日举行大选。德国也将在2017年9月进行议会选举，从今年地方选举结果看，德国两大传统政党日趋衰落，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则高举反移民的纲领连战连捷，跃升为最大反对党。此外，2017年中国将召开中共十九大。目前看，除中国政局稳定可预期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出现类似今年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并且这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稳定风险。
三、美国大选后不确定性增加，相关政策调整将从正负两方面产生溢出效应
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赢得新一任美国总统选举，全球资本市场随之起伏，日本股市大跌逾5%，为6月英国退欧公投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08%；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开盘大跌逾2%，一度下跌2.5%，创下6月27日以来最大盘中跌幅；美国标普500指数期货、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均一度触及熔断，道琼斯期货一度跌800点。同时，大选结果后，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日本财务省、央行、金融厅等都在当日下午举行会议讨论美国大选结果。可以看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美国政治变动牵动全球。从2017年乃至更长时期看，作为在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深度分化背景下上任的美国总统，两届政府的断层和断裂必然会使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调整带有诸多不确定性风险，而这必然会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会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利好。如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把主要目标放在美国国内，对外全球战略收缩，这是符合美国利益，也是符合全球利益的，美国经济搞好了，会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具体来看，特朗普提出的中产阶级税务减轻和简化法案，这是一项旨在通过减税和简化税法使得GDP增速达到4%、产生2500万个新工作的经济计划。他提出，美国的商业税率会从35%减少到15%，数以万亿美元的美国企业海外资金会以10%的速度回流。特朗普政策的推出，将推动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美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低税天堂或避税天堂，可能导致全球资本和产业向美国流动，并改变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要素重组和产能合作的方向，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搭载的产业和资本集聚最大平台。
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挑战。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将不利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具体而言，他在百日新政中提出的保护美国工人7条措施中很多都带有孤立主义和反自由贸易的倾向，如，宣布与NAFTA重新谈判、或者按照Article 2205文件退出协议；让财政部长标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让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团裁定所有那些对美国工人不公正的非正当的国际贸易举措，引导美国工人利用美国的国际法来终止这些不正当的贸易，这些都表明美国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将不利于全球化健康发展。他在百日新政中还明确提出，将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的高达10亿美元的资助，将这笔资金用于修复美国水资源和环境基础建设。如是，《巴黎协定》和中美气候变化等合作协议落实将受阻。
四、聚焦2017
（一）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
聚焦国内2017，以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继续落实为强大动力，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重心，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主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序推进配套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国际收支等重大问题的改革，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E国际贸易，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以便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形成对我持续发展有利的国内外互动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占据价值链的中高端，使我们的产业能够迈向中高端，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中高速，使经济增长素质能够逐步提高。同时，要妥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进展顺利，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去产能流于形式上的推动和行政化的推进，以致出现落后产能“死灰复燃”、把先进产能视同过剩产能去掉的现象。去产能更应在调结构上下工夫，通过产业升级保持产业竞争力，在积极开展产能国际合作的同时，也要防止产业空心化。应密切关注产能过剩问题发展的新动态，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制高点的角度，完善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去产能不能只在文件上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工作上却向计划经济和政府替代回归，应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淘汰不适应生产力的落后产能，政府作用则更多体现在通过社会政策兜底来解决失业增加等“市场失灵”问题上。总之，2017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在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去杠杆的重点是降低企业负债率，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帮助企业并购重组、调整结构和提高竞争力，避免形成债务紧缩的恶性循环。
（二）研究制定因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
一是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当前除美国外竞争性货币贬值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在加码蔓延，美国加息进程可能加快，一些金融风险还在集聚，存在发生突发性金融风险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对内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对外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对内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质量，更加有效地把货币政策效益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实体经济服务。对外高度重视和防范输入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在保持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建立由央行为主导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巩固和提高各专业监管部门的微观审慎监管能力，形成两类监管分工合作、协调有效的整体金融监管体系。还要加强和国际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二是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当前，各国货币政策实际已经很宽松，面对全球性的高债务风险和高杠杆风险，应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相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可由中央银行认购，用于国企注资，降低国企杠杆率，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支持的方向，定向、精准支持，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三是要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我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近年来我国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使得我国制造业优势正在下降，我国制造业正呈现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国家回流的现象，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过快、过度的转移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还将加大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凋敝风险，加剧资本外流。因此，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以应对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风险，形成以我国东西部和周边国家为重点地区的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的重构和新的产业布局。
四是要积极应对政治因素导致的经济风险，尽早制定和研究应对方案。当前全球面临诸多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特朗朗上任后中美关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明年全球的形势更加复杂、更加多变，外部因素可能导致内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形成国家的整体战略、整体推进，来应对外部风险，使我国经济能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能找到突破点，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找到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使中国经济在2020年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为我们到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
（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首先，要关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趋势，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继续支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亚投行”等造福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坚决**某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展示出一种更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义利观。
其次，我们要加快突破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布局，要以“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推进为抓手，逐步形成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主线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同时，要加快发展和推进E国际贸易，适应全球贸易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以期在新的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
三是加快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加快推进中美BIT和BITT谈判，继续积极推进中欧FTA谈判。要积极推动RCEP进程，在TPP和TTIP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加快协调RCEP与FTAAP二者关系，协同推进；加快构筑自贸区网络体系，建立立足周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加快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健康发展进程，提升我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构建区域治理新机制，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四是继续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试点改革，以国内自由贸易区为改革试验田，进一步深化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投资准入简明化、政府监管中立化等方面的改革，积极参与创建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加快完成与美国的BIT谈判进程，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四）继续推动全球宏观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推动全球形成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通过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引导世界经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推动全球形成联动效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全球化下单一国家政策通过传导可能会对全球造成重大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设置一些各国遵循的确保全球和本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红线，减少“以邻为壑”政策出现的概率。
二是要制定一些制导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各国宏观政策协调，明确哪些是需要制约的，哪些需要约束，比如竞争性的贬值，比如负利率等这种既违背了经济学的规律，确实也给银行业、金融业、全球经济带来更大不确定性政策进行约束，避免世界经济从一个恶性循环走向另一个恶性循环，引导世界经济复苏的方向、向着健康的方向、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形成新的规则和秩序。
三是对已经形成的各国共识，要加快推进落实和跟踪评价。要积极推动全球落实G20共识，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形成金砖国家的行动计划和长效机制，要动态跟踪落实情况并及时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