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学与研究
探索人类空间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可以归结为广义的空间经济学。在广义空间经济学中居支配地位的各种学说虽然在具体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差异，但是它们的经济学基础都是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一直关注和研究空间经济问题，并尝试将空间经济纳入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地理政治经济学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传统基础上，将地理或空间因素引入对经济系统的研究中形成的交叉学科，是广义空间经济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进入21世纪以来，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主张日益清晰:它的方法是定性案例分析与辩证理论分析；它优先考虑商品生产而非市场交换，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与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生物物理过程共同演化、互相包含，不平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社会—空间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1]
本文试图厘清地理政治经济学在世纪之交的演进路径与发展趋向，阐明地理政治经济学核心的理论要义，揭示其与主流经济地理学交流、融合的可能性。
一、地理政治经济学在空间经济研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一)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地理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其直接来源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的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的激进人文地理学。哈维(David Harvey)对激进人文地理学思想进行了重要的总结，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资本的极限》，拓展了地理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地理政治经济学所继承的这种经济批判传统受到了强调效用主义和边际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排斥。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地理政治经济学必然在与主流经济地理学的冲突中曲折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地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在互相对立与互相吸收中共同演进。它反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赞成市场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受到其他“异端”经济理论的影响，包括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等的哲学思想。[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多元化并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向学说，如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演化转向等。[3]但是这些学说基本上是限定在西方所谓“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经济地理学中的运用。这种重视市场—空间相互作用、轻视社会—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倾向，引起了具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学者的警觉。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地理政治经济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在批判和吸收上述主流经济地理学的有益思想之后，于21世纪初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研究纲领，即对塑造和转变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社会和文化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二)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
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主要进行着空间不平等及空间环境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地理或空间经济活动是一个富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系统，关注如何将空间、地方、尺度和生物物理过程统一到经济和社会过程当中。在这些研究者中有三个研究团队对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是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环境与发展学院为平台的研究团队。主要成员有卡斯特里(NoelCastree)、柯易(Neil Coe)、斯文格多(Erik Swyngedouw)、沃德(Kevin Ward)等人。他们的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已有20年左右的历史，重点关注了四个领域:企业网络、监管、自然资源、劳动与就业。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包括东欧和东亚的生产网络组织、美国和欧盟的劳动力市场监管与重建、新加坡劳动力体制的政治经济分析等。[4]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对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
其二是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学院为平台的研究团队。主要成员有伯奇(KeanBirch)、坎博斯(Andrew Cumbers)、麦金农(Danny Mackinnon)、麦克马斯特(Robert McMaster)、派克(Andy Pike)等人。他们的研究集中在从地理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及制度和社会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空间不平衡发展，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更加公平和民主发展的替代形式，本地和区域发展的监管等。他们在2005年就提出运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分析问题的方式，[5]并在2009年发表论文强调在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过程中需要充分重视政治经济理论。[6][7]通过他们的努力，地理政治经济方法已经在当前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其三是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环境和社会学院为平台的研究团队。主要成员有布劳恩(Bruce Braun)、基德万尼(Vinay Gidwani)、亨德森(George Henderson)、莱特纳(Helga Leitner)、萨马塔(Abdi Samatar)、谢泼德(Eric Sheppard)等人。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与环境、文化的关系，劳动和阶级地理，不平衡发展，自然、文化、社会和种族的政治经济学，城市系统的变化等。其中谢泼德为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总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论文《地理政治经济》与《贸易、全球化和不平衡发展:地理政治经济的困扰》对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做了最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明晰了该学科独特的研究路径与焦点问题。[8]
(三)地理政治经济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当前，研究对象包括人类空间经济活动的学科主要有区域科学、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地理经济学等。这些学科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学术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莫衷一是，不同的学者从自身的学科立场也给出了大相径庭的解释。在此，我们以经济学和地理学交叉学科的视角来观察这些分类，简要辨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地理政治经济学找准学科位置。
区域科学是一门有关人类区域的跨学科科学，包含了区域系统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环境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十分丰富的研究内容。[9]仅取其中的经济学部分，就可以得到广义空间经济学。广义空间经济学泛指用三维空间向度研究经济的学科，它本身也是一个松散的学科群，[10]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地理经济学和狭义空间经济学都包含于其中。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都是经济学和地理学。前者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地域体系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规律。后者是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建立在经济地理学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空间问题，即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相应的资源配置过程的制约和影响。[11]目标对象的相似性及理论观点上的互相借鉴使得它们的研究界限日益模糊。
新经济地理学是20世纪90年代后，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引入国际贸易、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改造并创新了传统区位理论而形成的新学科。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地理学”已经被边缘化，提出用与之相区别的“新经济地理学”来命名其理论。以《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的出版为标志，他们也将用主流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的科学称为空间经济学，这可谓是狭义空间经济学，即狭义空间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在此具有相同的含义。许多学者，特别是有地理学背景的学者不能容忍新经济地理学对经济地理学的贬低，他们从多个方面对新经济地理学进行了批评，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名称不合适，其恰当名称应该为地理经济学。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称谓。[12]
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是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它是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空间或地理问题的交叉学科，属于广义空间经济学的范围。与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经济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相比，地理政治经济学则是将空间经济分析纳入政治经济学。如果将与区域经济学相似的经济地理学称为主流经济地理学，那么地理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为非主流经济地理学，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基于主流经济学视角而后者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综上所述，地理政治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图1。在区域科学中抽取经济学部分就得到广义空间经济学，广义空间经济学包括并列且密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或称空间经济学，也称地理经济学)。按经济学基础不同，经济地理学可分为主流经济地理学和地理政治经济学，主流经济地理学当前存在着多种研究视角。
二、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空间生产
(一)生产是研究的基础
地理政治经济研究的基础是资本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进行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不是如主流经济地理学那样将商品交换作为研究的基础。商品生产需要将自然资源(具有社会结构的生产要素)转换成其他物质和非物质的对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生产过程与社会、政治、文化、生物物理过程相结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商品生产的属性。生产的商品化往往具有剥削性，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和阶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预先存在不同地理尺度的权力不平等，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得到超额利益。[13]商品生产受到商品化的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的投入品的物质性的影响，参与生产过程的因素包括:人的身体和精神力量、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物物理过程(包括地理因素)和“废物”的产生。生物物理过程必须受到重视，因为它们能转化为提高盈利的能力。这里的“废物”不仅是简单的经济账户的扣除，而且是必须被放在整个社会自然过程中考察的物质对象和关系，它也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被剥夺所创造价值的人群的劳动的商品化。[14]
(二)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的复杂化
考虑到地理与社会因素时，商品生产和利润实现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地理为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生产过程提供载体，对劳动力和商品的流动产生影响。生产活动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并具有不同的形式，如农场、工厂、办公室、商店、城市、地区和国家。将这种复杂过程归结为生产函数，将大量的抽象的生产要素转化为一个在理论上标准化的“部件”，这是对生产的复杂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物质性和时空特性的扭曲。
主流经济地理学认为用于商品生产的劳动力组合是既定的，而地理政治经济学认为不能将劳动力的投入过程简单归结为劳动力市场，或劳动供求双方的公平交换。如果这样做，就是对复杂得多的、空间分化的、具有竞争过程的丰富内容进行了不合理的简化。劳动力市场不是由独立自主的、有平等机会从交易中获利的个人所组成的抽象空间，而是由复杂因素叠加而成的地理对象。在劳动力市场中，议价能力取决于社会背景、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15]
(三)生产内部的阶级关系
离开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进入生产内部，社会关系发生了转变。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16](P205)这是对生产过程内部阶级对立的形象描述。地理政治经济学家投入大量精力来了解生产如何组织，其效果如何。他们研究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工人的素质如何由其主观性所决定，性别如何影响本地生产的劳动关系，以及文化规范如何塑造管理行为。[17]他们还关注了围绕利润与工资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生产场所内部和更大的地理尺度上都会出现。这些更具体的斗争受到以下状况的影响:生产内部利益集团的复杂性，阶级之间的共同演化以及社会阶级的地理状况。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的是，社会阶级的地理状况极大地复杂化了马克思所谓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18]
(四)生产的地理位置
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压力的推动下，面对着差异的信息空间分布，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率，趋向于运用新技术和新产品战略以及区位战略。在生产的起始阶段，不同的资本家就处于不平等的空间竞争位置，这包括区位、经济和政治力量、战略敏锐性、知识技术水平。企业之间相互依存，每个企业的竞争力也取决于它的供应商和客户的行为。亦如演化经济地理学所说的那样，企业的空间位置、劳动力和技术战略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战略相互作用促进创造新的地理状况，并影响到企业未来的战略选择。[19]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与地方经济共同发展，嵌入在多种地理尺度的合作和管理中，企业通过多级网络，即社会空间辩证法来拓展自己与外部的联系。
快速互连的信息技术的出现拉伸了空间，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盈利能力空前增强，导致了不同层次的空间、劳动和技术的复合。例如，经济地理学家已经考察过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后蓬勃发展起来的弹性专业化，以及随之而兴盛起来的工业区。工业区的演变受到企业嵌入的、由它们自身塑造的地方的影响。[20]研究工业区的文献强调地方关系这一资产，并梳理出集聚的不同形式，从动态马歇尔集群到企业主导型集聚和“第三意大利”式集群。生产网络的空间超越也是造成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非本地连通性影响着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21]
生产的地理转移研究需要运用区域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复杂方法。集群的存在也依赖于当地政治和文化的培育。本地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对投资的吸引力。本地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可以产生协同作用，但也受到具有新技术和能够提升利润率的新政治结构的其他区域的威胁，即所谓的“空间修复”。[22]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内，企业布局战略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影响。虽然地理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不能自我调节，但国家调控经济却又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徘徊，在不同的条件下，则出现了国家调控经济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经济之间的不同解决方案。地理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不同时间—空间和社会—空间交互形态:从福特主义的民族国家主导的需求理念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供应理念，地理尺度内的差异，意识形态和区域政策塑造区域多样性的作用，不同制度下不同经济活动主题的形成，特定治理模式的争论、危机和转变等。[23]
三、地理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地理学的冲突与融合
(一)两者理论观点与方法的冲突
虽然地理政治经济学内部也有研究方法的差异，但是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充满矛盾和不稳定的，社会和空间上的生产出现了不平等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它没有能力自行解决这些固有问题。[24]主流经济地理学者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避免的，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地理政治经济学者对他们的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即质疑经济均衡、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定量的理论分析，同时怀疑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将经济因素分离的可行性，特别是反对在发展中用经济过程削弱社会自然过程。
地理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概念化为不稳定的经济系统，认为其最显著特征是地域发展不平衡。此外，它们还坚持下面的观点。首先，资本主义方式只是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剩余产品，将自然物转换成有用的对象，产品交换，参与者之间的剩余分配，剩余的积累和再生产，提高技术知识，废物的产生和处置。[25]尽管当前资本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但是它既不一定比替代性的经济制度更加优越，也不一定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唯一形式。其次，地理变量不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也不只是起限制作用，而是伴随经济活动产生的，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这些经济活动的空间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社会—空间辩证法。再次，经济过程必须与社会环境、文化特征、生物物理过程共同考虑，气候也影响着经济地理，并受到其反作用。[26]
从主流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地理政治经济学是明显的“异端”，它远离了经济学的中心，而接近于那些边缘领域，包括激进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女性主义、生态经济学等，即它是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同路人。虽然有些经济学家试图避开社会问题，有些政治经济学家也害怕被淹没在数理方法中，但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特定的世界观总是容易受到持其他立场者的攻击，主流经济地理学者与地理政治经济学者还面临着学术语言的冲突，前者偏向微观基础、均衡和数学推理方法，而后者偏向结构化、非平衡和非定量的方法。[27]
(二)数理模型成为可能的交流语言
所有的数理推导都建立在理论家的世界观之上，并由他认为合理的假设和公理作为分析的起点。如果他的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刻画为具有以下特征:同等权力、自治、自利、信息完全、理性行为、给定偏好和禀赋，即时货币化的市场交易，不考虑技术异质性和部门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造成的复杂性，那么就必然遵循主流经济理论的道路。相比之下，如果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不平衡发展，社会存在阶级，关注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时间—空间拓展而不是即时交易，生产过程用异质的资本构成来产生中间资本品和消费品，那么政治经济理论也是合乎逻辑的道路。
地理政治经济学排斥数理统计方法的倾向在其演化的早期已经存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的建立者，如哈维、苏贾(Edward Soja)等人，都是区位理论及其相关的数学方法“叛逃者”。然而，脱离数学是没有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数学化早已有之。事实上，一些地理政治经济学家也试图建立数学和地理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中，宏观经济是不稳定的，平衡是易受破坏的。因为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货币资本、土地和资源)的所有者可以通过政治组织的形式(例如阶级斗争)提高他们的利润。数理逻辑演绎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特有的，这就暗示了地理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地理学交流的可能性。
(三)空间接近与异质空间是冲突与融合的焦点
地理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积累时，除了考虑其社会性外，还考虑了其接近性(以交通和通信作为主要衡量变量)。当地理或空间以这种方式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它使经济代理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更加复杂，并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这些不料结果是由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不稳定和矛盾造成的，破坏了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意图，质疑了主流经济地理学的一些核心观点，如:土地市场能够以最好的用途分配土地、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定价、比较优势、个人行为的合理性等。[28]
地理政治经济学家考虑的第二个空间复杂问题是地理或空间的异质性，他们认为分析产生空间经济景观差异的原因时，必须将已有的地理不均匀性整合到分析当中。在空间异质性条件下，按照主流经济理论的假定，市场是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例如，在空间垄断价格竞争中的零售商销售同质产品给空间上分散的具有特定选择集的消费者。首先，虽然市场均衡的条件基本满足，但很难观察到稳定的空间均衡。其次，空间经济不是实现总体利润最大化，而是单个企业最大化它自身的利润，这种情况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行为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29]
上面讨论的空间接近与空间异质问题是地理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地理学冲突和融合的中心。例如，地理政治经济学认为:主流地理经济学所说的完全信息在空间扩展的经济中不成立，在资本主义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其理性预期理论也不可靠。替代性的选择是指定具有获得本地时间—空间信息能力的代理人，在他们已有的信息范围内做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假定任何先验的均衡。基于新古典假定的资本主义数理模型可能实现均衡，但是，即使在没有前面提到的导致失衡的阶级利益条件下，它们也表现出非周期性、不规则性，且长期缺乏动态均衡。[30]主流经济地理学则批评地理政治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其实，地理政治经济学并不缺乏对企业、消费者和其他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关注，它将社会—空间本体论看作社会—空间的辩证法，而不是微观基础。在这里，空间结构决定了空间活动的相互依存关系，反过来，空间相互依存关系又塑造空间结构。经济代理人塑造空间结构，但更广泛的结构变化又影响着代理人追求利益的能力。个人与阶级在空间中可能分享共同的利益，也可能导致冲突。市场不能自行决定这些行为，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结果并非必然对社会有益。空间经济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系统，其中不再是牛顿空间，并且时间也成为一种资产。[31]
四、地理政治经济学未来的理论突破方向
(一)探索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经济发展模式
地理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的社会—空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作为研究前提。它认为地域发展不平衡总是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差异，地域定位不同导致其寻求发展的路径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不能仅从自身属性来看，而应改由在更广泛的经济系统中的定位来塑造，由它与其他地方的不均匀联系来塑造，由它所嵌入的多种尺度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生物物理过程来塑造。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有许多成功之处，并且它的充分性、普适性和支配地位已经成多样化和一体化经济的非常活跃的研究主题，然而当前的研究基本忽略了现存的和可能的非资本主义模式的替代方案。[32]
(二)深化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地理政治经济分析
地理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宏观构建包含了社会—空间作用下人类经济活动的抽象，主要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大部分。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从商品生产开始一样，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也主要集中在社会—空间生产领域。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33]
(三)拓展社会空间辩证法与适度引入数理分析
地理政治经济学连接了政治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理论，将代理人与社会—空间结构相联系。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多角度定性的案例研究和辩证理论分析，这与主流经济地理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明显不同。它的理论来源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抽象，理论语言是典型的非数学。地理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推理是否充分满足经济分析的需要，数学推理是否可以变成辩证式的，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除此之外，地理政治经济学也出现过“关系转向”，再次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辩证法。[34]但是，我们认为辩证推理与后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及关系转向与复杂非线性动力的数学推理具有目标和方法的兼容性。[35]数理模型的应用有利于地理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地理学的交流，但是数理推导仍然处于地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外围。
(四)建立与主流经济地理学共享的研究“空间”
地理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地理学的冲突与融合并存，这将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首先，所有经济地理学者都需要抛开对理论、方法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成见。如前文所述，共享数理语言可以帮助认清这些认识论之间的差异。
五、结 语
通过对近年来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地理政治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其直接来源则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激进(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它被所谓的主流经济地理学指为“异端”，是空间经济研究中的非主流学派。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是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中心。
第二，地理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过程作为研究的基础，认为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都需要在社会—空间的复杂条件下重新思考，生产内部的阶级关系和生产的地理位置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
第三，地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充满矛盾和不稳定，经济的社会—空间不平等，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其基本研究方法是定性的案例研究方法和社会—空间辩证分析方法。
第四，地理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地理学还将在冲突与融合中长期共存。数理模型不是主流经济地理学的“专利”，地理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数理化，这可能成为它们之间交流的语言。空间接近与异质空间是两者在研究地理或空间经济问题时的共同主题，这成为它们冲突与融合的焦点。
第五，在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中，倡导的不是地理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地理学的泾渭分明和非此即彼，而是期待两者摒弃成见，形成混合研究方法，共享研究主题。
随着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它的现实解释力也会不断强化，相信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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