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发展、破茧成蝶，东、中部地区在调整中焕发生机活力
近年来，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金融市场持续震荡，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新的挑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受整体形势影响，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这几年，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形成。动能转换是新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结构调整的新气象。东、中部地区一直是我国创业创新最活跃的地方。近年来，东、中部各地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创业创新，动能转换步伐进一步加快。一是重大科技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中部地区集中了我国最密集的科教资源。近几年，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电子信息、量子通信、石墨烯、基因编辑技术等多领域涌现了重要成果，一些科技创新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一批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效显现。东、中部地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促进“双创”大发展，打造了一批重要平台，孕育出一批科技小巨人企业。目前，全国首批28家双创示范基地中有22家在东、中部地区，有1000多家众创空间服务、数万个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双创”在东、中部地区域蓬勃兴起、蔚然成风。三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东、中部地区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加速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的应用和创新广泛开展，分享经济、众创经济快速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带来的经济新动能爆发出巨大的市场创造力。
产业结构新形态逐渐显现。相对而言，东、中部地区产业偏向高端，是全国较早开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地方。近年来，东、中部地区发挥新动能的引领促进作用，有力推动了产业提质增效升级。一是服务业扩张迅猛。第三产业增速持续快于第二产业。2016年前3个季度，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提高至53%，高于第二产业11个百分点。除河北、山东、福建省外，其他7省市三产增加值均占GDP的50%以上，东部地区已呈现出工业化后期的发展特征；中部地区三产占比2016年有望首次超过二产，表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已进入新阶段。从具体行业看，金融、物流、工业设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现代生产服务业和邮轮旅游业、文化创意、健康服务等新兴服务消费正蓬勃兴起，重点地区更是表现超凡。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已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3，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达到48%。二是工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东、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正逐步成长为支柱产业。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由2010年的2760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7004亿元，年均增速达17.4%，占GDP的比重从28.2%提高至40%，涌现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一批领军企业。上海市正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全球四大机器人装备制造商都在上海设立专门机构。江西省2016年互联网、信息技术产业等投资分别增长2.7倍和63.8%。三是农村产业加快融合。东、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稳中调优，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成为农村新的增长点。浙江省近几年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热情不断高涨，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投资领域既有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也有农产品市场流通、电子商务和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湖北省农产品加工总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超过2.45∶1，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旅游收入突破800亿元，占该省旅游总收入的20%以上。
经济运行新体制继续完善。推进动能转换的核心是体制创新。东、中部地区坚持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释放了经济发展活力。一是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各地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绊”、为市场“腾位”，也为廉政“强身”，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迈出了新步伐，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浙江省探索开展高效审批试点和相对集中许可权试点，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限缩短到50天以内。河南省的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全部编制完成并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政府行政职权精简35%左右，项目备案权直接下放到县级投资主管部门和经济功能区，单个项目备案办理时间平均缩短一半。二是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地积极落实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26条，出台了许多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政策措施，放宽了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条件，优化了民营经济投资方式，为民营经济减负松绑，民间投资潜力大为激发，民营经济作用持续提升。2016年上半年，广东省民营经济实现逆势上扬，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13.9%，比国有、外资分别高11.8个、12.7个百分点。浙江省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全面向民间投资开放，杭州市地铁5号线、6号线等一批项目实现了PPP合作。河南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的比重超过70%，基础设施投资中民间投资占比接近50%，教育、卫生、文化领域投资中民间投资占比达到6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局面展露端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淘汰低端无效供给，使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成为市场主体，构建经济再腾飞的基础。东、中部地区扎实推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重点改革方案和年度任务加快落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是煤炭和钢铁企业产能显著下降。2016年全国煤炭产能要去掉2.5亿吨，钢铁产能要去掉4500万吨，大部分任务落在东、中部地区。东、中部有关省市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坚决控增量、去存量。山西省有序关闭了15座煤矿，在全国率先执行276个工作日减量化生产。浙江、山东等省已完成2016年的钢铁去产能任务，其中，浙江关停杭钢集团生产基地，5年目标任务1年完成。二是房地产库存显著缓解。东、中部各省以搭建房屋租赁、棚改服务、商品房信息发布等平台为依托，以打通房屋租赁市场、棚改货币化安置、二手房市场、农民工市民化与商品房去库存等通道为抓手，积极化解房地产库存，多数省市商品房平均去化周期已降至16个月以内，进入了合理区间。三是企业杠杆率稳步下降。东、中部各地采取扩大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发展股权融资等方式提高企业资本金比重，积极支持企业降低杠杆率。2015年1~8月份，山东省实现直接融资3640.6亿元，同比增长28%；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降至56.1%，比2015年上半年和2015年同期分别下降0.4个和0.8个百分点。四是降成本取得实效。东、中部地区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服务，以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税费、电力价格和物流成本等为重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山东省通过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2016年可为企业减轻成本负担500亿元。湖南省先后分5批取消、停征、降标和放开88项涉企收费，为企业减负约28亿元。五是增加补短板投入。东、中部地区紧密结合发展实际，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运用财税、金融、价格、土地等政策，构建全面覆盖、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软硬基础设施支撑体系，着力补齐短板，强化持续发展的后劲和支撑。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东、中部地区不仅有效改善了经济基本面，而且合理引导了资金投向，优化提升了经济结构，中高端供给明显增加，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区域发展新空间不断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三大战略”都直接涉及到东、中部地区。以“三大战略”为引领，东、中部地区优化重塑经济布局，区域发展呈现出新格局。一是增长轴、增长带实力加快壮大。依托沿海、沿江、沿线的纵、横向轴带布局趋于完善，沿海经济带地区继续成为经济稳定的压舱石，沿长江经济带地区一体联动发展逐步凸显，沿京广、京九、陇海经济带发展势头良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中原地区等重点城市群的核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新增长极、增长点集聚效应明显。国家级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改革示范、创新发展效用不断释放。2016年前3个季度，天津滨海、广州南沙、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分别增长11%、13.5%、12%，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吸引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快速增长，集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三是开放型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东、中部各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聚集重点国别扎实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支持有意愿、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拓展发展空间。山东省2016年1~8月份对“一带一路”市场出口增长14.2%，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首批190个境外重点项目，中方投资83.5亿美元，增长1.28倍。上海市资源开发、能源、汽车、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产业已成为产能装备走出去的重点领域，纺织等传统产业也呈现整体对外转移趋势。
总体上看，经过几年的调整，东、中部地区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迸发出生机与活力。2016年前3季度，东、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7.5%和7.9%，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9%和12.7%，财政收入增速为10%和5.7%。其中，东部地区是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低于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关键时期，东、中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全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二、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新旧动能转换还不到位。近年来，东、中部地区新兴产业保持了快速增长，但体量还不大，还没有成长为支柱产业，创新动能没有充分释放。从创新主体看，科研机构管理机制相对僵化，民营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总体偏弱，国有企业创新激励不足，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比率低，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适应新经济发展所需的创新型、领军型、复合型人才相对缺乏，具有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和市场影响力的枢纽型企业明显不足。从发展环境看，政府转型方面仍然存在认识不到位、方式方法不到位、政策不到位、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在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方面，政府需要调整角色，用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同时，现有金融机构和市场服务创新创业，特别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功能较弱。
2.有效供给仍然短缺。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进行划分。据此标准，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40%，属于相对富裕，居民消费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年均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快速增长，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富人阶层不断涌现。在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状况下，由于供给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使本来旺盛的现实消费，要么“储币待购”，要么境外购买，产生“需求外溢”。目前，我国出国（境）旅游人数已超1.2亿人次，国（境）外消费额已超过1.3万元亿人民币。这些消费并非集中在高端奢侈品，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基本生活用品上。服务业领域也是如此，东部地区的邮轮产业正处于上升的黄金期，年均增速在30%以上，但邮轮市场主要被世界五大邮轮公司垄断。
3.经济增长速度地区分化凸显。东、中部地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但地区经济发展分化仍在持续，同属东、中部内部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从经济增速看，东部地区，天津经济增速一直领先，北京、上海、河北增速较低；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省增长势头较平稳，江西、湖北在全国排名靠前，山西增速跌幅较大，2015年经济增速跌至3.1%，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从经济动力结构看，一些省份因为结构调整起步早、经济结构多元、改革开放举措实、营商环境较好，经济动能已逐步体现为新产业、新业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而一些“原”字头和“初”字头行业比较集中、传统经济形态比重较高的地区，以及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放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塌陷。从体制机制看，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对外开放较早的省市，体制机制较活，外资、民营经济比重高，营商环境逐步与世界接轨；部分不沿海、不沿边，在开放背景下原有的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难以重现，因远离世界市场、物流成本高，对外开放受到制约而带来体制机制相对僵化，外资、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投资者反映中部地区引资力度虽大，但政府服务和营商环境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4.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资源环境是东、中部地区的明显短板。与西部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供给紧缺，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东、中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主要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减少，人工成本快速攀升。城镇化、工业化对耕地的大量占用与耕地保护红线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产业发展建设用地日趋紧张，水资源短缺地区不断增加。火电、钢铁、水泥、纺织、印染、造纸、化工等行业的环保成本快速增长。2015年以来，东、中部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一些城市短时间内价格翻番，又大幅度推高了生产生活和创新创业成本。据广东省调查，东莞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上升趋势明显，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越南、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且税费、融资成本、物流成本明显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因此，在看到东、中部地区通过调整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同时，应高度重视转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三、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推动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东、中部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GDP占全国的70%，财政收入占全国的80%，进出口占全国的90%。东、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强，结构调整快，生产要素高度密集，其对全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仍在不断增强。如果把握得当，完全有条件走在全国四大板块的前面。要积极作为，推动东、中部地区继续发挥综合优势，在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上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创”字当头，大力发展新经济、新动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再次就建设创新型经济做了深刻阐述。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要以“双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创新发展既是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的有效手段，又是超越历史基础实现现实跨越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信息传播空前便捷、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分享经济、信息经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等新兴经济形态快速发展。东、中地区应把握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以全新的思路和创造性的举措培育发展新动能、新经济。一要推动重大创新。东部地区拥有高度密集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虚拟现实等方面具有世界前沿技术竞争力。要发挥在重点领域科技领先优势，集聚一流研发团队，大力开展基础前沿、关键共性、社会公益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突破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强化原始创新，全力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中部地区科教资源比较丰富，武汉、合肥等城市的高校规模和质量在全国排在前列。要重点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全新的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具有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二要深入推进“双创”。“双创”通过集众智、汇众力，极大地激发了产业创新活力，在增加有效投资、创造有效供给和引领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双创”不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权宜之计，而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举措。当前，东、中部地区已进入“双创”的黄金期，应把这种劲头和势头保持下去。东、中部地区高校多，年轻人思维灵活，创意也多。要进一步优化“双创”环境，把年轻人的优势发挥出来，把好点子发掘出来。三要打造好创新平台。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创新从来不是在分散的地点出现的，而总是在某一个地方集聚，平台的支撑非常重要。目前，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深圳的华强北、武汉的东湖等地都成为了全国性创新资源汇聚之地，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潜力。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地区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加快形成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
优化提升，加快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迈向中高端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东、中部地区产业实力雄厚，要继续在化解低端无效供给、实现产业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面。一要加快去产能步伐。东、中部一些省份的产业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资源，煤炭、钢铁、玻璃、化工等原字头、初字头产业比重较大，去产能的阵痛必然剧烈。要看到，去产能不仅是为了挽救这些产业，更是为发展新产业腾出空间。这一步必须走，而且要走到位。东、中部各省要站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全局看待去产能，毫不动摇地持续抓下去，不因一时的困难和产品价格波动而半途而废。二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提升改造。传统制造业是工业的重要基础。要深入落实《中国制造2025》，对照国际标准，全面提升制造业的设计、制造、工艺和管理水平，大力发展精密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和产业基地。三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东、中部地区要把握产业变革方向，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任务，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基因测序、3D打印、无人机、石墨烯、节能环保等技术产业化，不断拓展新兴产业增长空间，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四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是工业化后期的主体产业，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东、中部地区要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在加快发展服务方面做大文章。一方面，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体制和政策，着力发展金融、物流、工业设计、商标品牌、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培育新型服务业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另一方面，把握消费升级的重要契机，繁荣发展旅游、休闲养生、医疗、养老、体育等服务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五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东、中部地区是全国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区和重要生产区。要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在确保提供高质量农产品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农业附加值。
重点突破，打造区域发展新引擎。当前，发展潜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人的潜力，二是区域的潜力，三是开放的潜力。就区域的潜力而言，要实行分类指导，充分发掘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着力形成错位发展、各展所长的区域发展格局。对此，一要壮大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增长点。通过核心带动、轴带支撑和板块联动，突破行政区域界限，促进区域合作联动发展，进一步壮大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经济轴带。东部地区特别要做强优化沿海经济带，中部地区要努力壮大提升沿长江、沿京广经济带。同时，积极培育一批新兴经济轴带。要把城市群打造成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努力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提升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等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二要扶持特殊困难地区加快发展。扶持特殊困难地区发展，既是区域工作重点，也是经济发展潜力所在。应不折不扣地落实脱贫攻坚战略，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深入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确保2020年前所有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施好重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行动计划，大力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大别山、太行山等老区开发建设。东、中部地区还有一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结构单一地区（城市），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支持和推动其加快转型。三要规范发展各类功能性平台。真正建设好国家级新区、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国家重大平台，重点在提升内涵、完善功能、做深做实上下工夫，一定不能让其成为概念和形象工程。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发挥好国家级新区的作用。1992年，我国设立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浦东新区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为了加快东、中部发展，国家又设立了天津滨海新区、广州南沙新区、湖南湘江新区等一批国家级新区。设立这些新区，不单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依托其在关键领域和环节开展试验示范。下一步，应当把握新常态的要求、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把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继续在新区开展体制创新、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创新试验，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支撑、带动和引领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改革驱动，着力扫除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处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既要把速度稳住，保持中高速增长，又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要实现这双重目标，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的情况下，体制弊端和结构矛盾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拦路虎、难啃的硬骨头，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改革，是最强大的发展动力，东、中部地区要紧紧围绕引领经济新常态、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重视以体制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应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紧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聚焦束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企业投资经营和便民服务的突出问题，继续取消下放审批权。要推动“放管服”向更宽范围、更深领域不断拓展，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让企业和群众参与评判政府职能转变和效能提升成效，增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地方和基层要加强能力建设，确保把中央下放的权力接住管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放管结合、放而不乱。二要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贯彻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进中央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以及去“僵尸企业”等改革，加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组组建工作，实施好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各地应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结合自身实际，深化关键方面的改革并切实取得成效。三要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民营经济活力不足、投资不足仍然是当前东、中部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应进一步在市场准入、要素使用、政府服务等方面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对待，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应在强化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精神上采取有力措施。在运营上，应利用好PPP等模式，拿出一批有现金流、有稳定回报预期、对民营企业有吸引力的项目，促进民间投资持续扩展。
融合引领，构建开放发展新优势。对各地区而言，国家战略就是重大机遇。东、中部地区要开拓思路、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国家实施重大发展战略的有利条件，构建大开放、大合作的格局，乘上发展“高铁”。一要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构建贯通区域、次区域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共赢发展。东、中部地区是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应勇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先锋队。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完善投资环境，继续吸引外商投资，加快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梳理和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走出去”，依托大项目、大工程，强化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区域总体实力。二要充分借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涵盖东中西部，强调要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开发，以及在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一体联动、合作开发。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有7个在东、中部地区，东、中部地区处于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和龙身的位置。应充分发挥龙头、龙身的作用，带动沿线省份联动合作，在推动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更优美、经济更繁荣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旨在优化环首都区域发展格局，打造我国北方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核心城市群。京津冀3省市应贯彻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突出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持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不断强化创新驱动、体制改革、试点示范3个关键支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东、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也应利用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之机，积极承接有关产业和技术的转移，实现跨越发展。三要深化区域内部合作。合作出效率，合作出效益。东、中部地区应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坚持开拓创新，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特别应做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制度建设等的对接，促进统一市场的构建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继续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中原等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在市场一体化和社会管理一体化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鼓励建立更加完善的区域合作机构和管理组织体系，探索建立区域合作的利益共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