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回顾
在全球化的类型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定义了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是指通过各类商品贸易活动，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人口迁移与劳务输送，通过技术与知识的广泛传播，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形成相互依赖关系的过程。一直以来，反对全球化的呼声与全球化进程共存，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与全球化理念相悖，减少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Walden Bello（2004）将逆全球化定义为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思潮。通过比较“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可以认识到，逆全球化扭转了全球化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关于全球化的争鸣一直存在。Karl Polanyi（1944）指出全球化悖论，认为全球化的扩张呈“双向运动”，增大了市场整合力量的同时却使个人对社会保护需求增加，全球化就像不断拉伸的橡皮筋，拉得越长绷得越紧，一旦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脱节，最后不是弹回就是断裂。Dani Rodrik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双向运动”，如果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保护主义将盛行；如果市场力量过于强大，世界经济将出现动荡，弱势群体将得不到保障。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造成冲击，导致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间的差距拉大，国家间不同观念、制度出现碰撞，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加大。Harold James（2001）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运动是逆全球化的导火索，而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全球化的制度缺陷。这些观点挖掘了全球化的内在问题，但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全球化缺陷没有得出明确的对策建议。
逆全球化浪潮也是由来已久。纽约大学一项研究（2013）发现，逆全球化趋势出现于1914年至1970年，部分发达国家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致使它们与其他国家经济融合度下降，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日益明显。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会议遭到各种团体联合组织的大规模**，由部分发达国家发起了“反全球化运动”。“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有一定相关性，可以说“反全球化运动”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而“逆全球化”思潮也是引发“反全球化”运动的因素。20世纪末的“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一方面，把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简单地归结在全球化头上，如环保组织反对破坏环境、劳工组织主张提高工人待遇、妇女团体主张维护妇女权利等。随着时代发展，逆全球化趋势逐渐渗入到经济、贸易、社会、科技、文化和政治等多个层面。郑春荣（2016）指出，“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是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出现了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即全球化发展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刘明礼（2017）认为，目前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开始影响国家重大决策，表现在拒绝外来移民、要回国家**、压制新兴国家等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内部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外来竞争压力。
当前，全球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状态，贫富差距问题突出，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面临挑战，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保护主义、关门主义去全球化；另一种是调整传统全球化，推进新型全球化。2016年美国学者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指出，以关税减让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全球化，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以互联互通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全球化，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王湘穗（2016）指出，当前逆全球化进程实质是美式全球化开始出现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而未来的新型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是对全球旧秩序的改造，是向多极化、多元化、多中心的过渡，并最终走向“以全球为全球、以天下为天下”的新全球化。通过比较传统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的利弊可以看出，传统的全球化陷入了发展瓶颈，其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已经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我们不应回到更为隔绝的世界，而应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发展。胡鞍钢（2017）归纳总结出“新全球化”的主要内涵，即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的全球化发展新模式。张茉楠（2017）和郑永年（2017）均认为，这次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将缓解逆全球化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改造传统全球化，推进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当前兴起的逆全球化趋势与保护主义思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为深重的挑战，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新型全球化更注重对传统全球化制度缺陷进行矫正和弥补，它以政治共商、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创新协同和治理共享为主题，针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进行生产要素、资源全球化的优化配置，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机制与新型全球化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它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引领下，“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推动全球化升级的重大引擎。
二、传统全球化的缺陷与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一）当前全球化存在的问题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①一方面，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相应制度安排滞后，难以有效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跨区域空气和水资源污染、债务危机、移民融合失败、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国际问题。各类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增加，诱发出富有逆全球化色彩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利己主义，全球治理不足。二是利益分配机制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红利分配不均，南北差距问题愈发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往往被大企业和少数精英阶层所享有，普通民众在全球化中享有的收益不多，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美银美林的统计，过去30年间，占人口比重90%的美国底层家庭获得的财富比例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占人口比重仅0.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比却在不断攀升。反全球化思潮主要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下阶层中出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全球化进程中包容性和普惠性的缺失。三是经济全球化构建了日益紧密的国际分工格局和生产外包体系，大量发达经济体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向生产成本较低、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转移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移出国失业率上升。产业转移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但部分发达国家却将高失业率归因于全球化。意大利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之一，但近年失业问题十分严重。例如，意大利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16年11月意大利失业率上升至11.9%，其中，青年失业率上升至39.4%。
（二）逆全球化及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挑战
历史的经验表明，逆全球化会人为切断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等交流与合作的纽带，不仅破坏了世界经贸体系与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转，还将侵蚀全球化所创造的合作共赢的成果，不利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主义作为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本质是从国际分工体系中挣脱而出，逆全球化趋势而为，会导致全球人员、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的壁垒愈发明显，将对世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当前，保护主义措施数量繁多，并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递增，呈现出全球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据WTO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WTO成员国共推出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其中，G20国家出台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数量逐年增加，并在2016年达到自由贸易政策数量的2.8倍（见图1）。通过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全球化发展水平，可以发现，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86%降至2015年的44.99%，下降了6.87个百分点，相当于倒退回2005年以前的水平。
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违背了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发展原则，容易引发世界各国外贸环境恶化、资源流动受阻、失业率上升、金融风险增大等一系列问题，会对经济全球化形成巨大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②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护主义会减缓自由贸易进程，提高商品与服务交易成本，增大贸易战发生概率。在逆全球化浪潮下，部分国家增加关税与进口限制，不仅会使贸易伙伴国出口部门遭受经济损失，也会增加进口产品与服务的交易成本，使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进程将更加困难。2017年4月21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展开了钢铁进口调查，此次调查可能对美国主要的钢铁进口来源国实行全面关税。据美国钢铁协会统计，中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已占到美国进口钢铁产品总量的26%，中国是美国重要的钢铁进口来源国。美国钢铁进口限制会使中国钢铁出口企业利润受损。中国钢铁受到贸易制裁将会对世界钢铁价格造成波动，也会提高美国基建项目的生产成本，将反过来伤及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两败俱伤。二是保护主义阻碍了劳动力、技术、能源等要素的自由流通，阻碍了跨境生产分工、交换和投资，加剧了各国之间对要素的争夺与博弈。以劳动力为例，“制造业回流”等保护主义政策鼓励保护本国产业，吸引海外投资回归本土，这可能会引发被投资国失业率上升，影响全球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保护主义会冲击金融市场，加剧各国汇率波动与金融风险。近年来，主张保护主义的美国开始采取强势美元政策，美联储加息频率加快。美元加息会加大“虹吸效应”，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紊乱、汇率波动风险加大、融资成本增加，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三、“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相继出现，全球化面临大量不确定风险与挑战，亟需融入新理念、培育新动能，加快全球化转型升级。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积极倡导更加公平、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是探索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将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新机遇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而全球治理体系依然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与“诉求”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建设者。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中国与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围绕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内容，形成了76大项、270多项重大成果。这反映出中国积极参与新型全球化“合奏”，并具备了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领导者转变的能力，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彰显了“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尝试，是对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它提倡包容性发展，③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摆脱被动接受国际规则的局面，打破不平等的全球治理格局，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构建超越传统全球化的合作平台，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推进共享型全球化，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传统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呈现碎片化、排他性，资源整合与配置效率较低。“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各参与国可找到互补的经济优势，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共享建设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与支持，中国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进一步扩大了“一带一路”“朋友圈”，有力推进沿线国家相互融通、相互促进，提高全球化开放水平。“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打造“六廊六路”和“多国多港”计划，④以点带面，以线连片地支撑起区域合作网络，有利于联通各方资源，实现国与国、内陆到沿海共同发展，使更多国家与人民共享“一带一路”成果。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打造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经济合作布局，推动中国内陆港与瓜达尔港互动，有利于形成南亚地区互联互通、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局面。
（三）“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为新型全球化提供基础设施“硬件”保障，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中国产能充足，基建装备与技术优势明显，倡议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海外投资创造新机遇，打造互联互通网络
习近平主席讲：“道路通，百业兴。”基础设施建设是深化区域合作的“硬件”保障，是各类经济要素相互流通的基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为国际合作搭建了桥梁，有利于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互联互通的“硬件”网络，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市场融合。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落后，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呈现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市场空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16）测算，2016-2020年“一带一路”地区的基建投资规模年均投资额在1.1万亿至1.3万亿美元之间，中国资本相对充裕，公路、高铁、航空、核电、信息通讯等领域技术先进，成本低廉，更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拥有一批优秀的企业，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据2015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统计，共有65家中国企业入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其中世界前四大工程承包商由中国包揽。“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利用中国优势产能和先进的装备技术帮助沿线国家在道路、电力、通讯等领域加强建设，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
（四）“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应对保护主义给自由贸易带来的挑战，为沿线国家对冲保护主义带来的外需下降、交易壁垒增多提供了新的经贸平台，有利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发展，为区域经贸合作提供新机遇
“一带一路”连接着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的亚太经济圈和经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贸易投资潜力。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名义GDP共计2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2%。“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是国际贸易重要的参与主体，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统计，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在世界贸易萎缩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近一倍。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三年多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增速超过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速，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占到中国总出口额的27.8%，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远超中国与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比重（见图2），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贸易合作，共同构建自由贸易合作区，有利于激发沿线各国的投资潜力，为全球贸易提供新增长点，为区域内各个国家自由贸易提供一个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环境，有利于对冲保护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
（五）“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跨国投资和跨国产业链发展，为产业的跨国转移，跨国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机会，有利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推动全球化的均衡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等多个区域，各国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一带一路”战略为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定位了不同角色，有利于形成以“互补合作”为主导的产能合作“新雁阵”模式。沿线国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差异将成熟产业依次向下一梯度的国家转移，既能充分利用沿线要素资源，又有利于推进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缩小各国发展差距。从跨国产业链角度来看，沿线国家可以在产业链上中下游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动了跨国投资与贸易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有利于缓和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
（六）“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沿线分布着全球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沿线国家加强能源合作有利于改进国际能源秩序与能源格局，倡议为打造沿线能源经济合作圈提供新机遇
能源合作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保护主义严重阻碍了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都与能源密切相关，大致可划分为三类：能源生产国、能源消费国和能源通道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打造稳定、高效与安全的能源通道与储备机制，有利于拓宽能源进口来源渠道，打造多样化的运输路线布局，构建利益共享、安全稳定的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将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与需求市场建立联系，发挥沿线国家的互补优势，符合各国能源战略目标，有利于帮助各国摆脱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能源体系的依赖，构建国际能源新秩序新格局。目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60多个能源项目、油气合作项目。中国四大油气通道初步建成，其中，中缅油气管道是能源合作的标杆项目，管道设计输送能力为2200万吨/年，天然气管道输气能力为120亿立方米/年，有助于减轻东亚各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保障区域能源安全，对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创新驱动发展，为沿线各国开展科技合作、培育创新型人才提供机遇，有利于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打造创新共同体进而提高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层次与高度
科技发展与扩散是世界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力量，中国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据中国科技部统计，2016年，中国研发投入超过1.5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0.9%增至56.2%。《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第25位，比上年提升4位。中国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创新发展需求，推动各类创新资源有效融合，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区域创新高地与发展引擎。“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关系，搭建了科研合作、技术转移与资源共享平台，有利于引导先进技术向沿线国家转移，促进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一带一路”倡议将科技与经贸市场融合，开展务实的项目合作，有利于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促进世界经济增添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加强沿线各国的科技交流，共同培养多层次科技创新型人才，为国际合作打造创新共同体，推动新型全球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优化全球金融治理，将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大量公共产品，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进而促进全球金融稳定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在上升，亟需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一员，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重构，不断完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体系，现已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合作载体，为全球金融治理输送了大量公共产品。未来中国还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近3000亿元人民币的海外基金业务，为“一带一路”项目供应资金支持。人民币被沿线国家广泛使用，既改善了“一带一路”的投融资环境，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又增加了被投资国家对人民币需求的黏性，提高人民币金融服务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达9822亿元人民币。随着“一带一路”金融体系不断健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金融合作将更加深入，这有助于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缓解强势美元的冲击，增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引领全球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是引领全球化升级的新抓手和新主角，将为新型全球化打开局面。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倡导国、推动国和引领国，中国既要研判机遇，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引领全球化升级，对冲逆全球化及其保护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让各国都能享受新型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也要防范风险，及时把握国际形势走向，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和平健康的丝绸之路，引领新型全球化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沿线各国间的战略共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各自的发展战略对接，打造战略支点、重点项目与国际贸易有机结合的海外拓展网络体系，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全球化新格局，营造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大环境”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是打消各国疑虑、赢得广泛共识、破除贸易壁垒的突破口。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规划等积极对接，寻求共建“一带一路”合适的切入点，打造规划衔接、生产融合、协同跟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要与沿线国家积极开展政策对话协商，通过签订国家级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及相关协议，达成战略共识。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的“欧洲投资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印尼“全球海上支点”、沙特“2030年愿景”等战略进行对接，为全面开展务实合作打下了牢固基础。要挑选具有投资潜力与资源优势的重点地区、核心项目、先导产业进行重点发力，打造战略支点，围绕重点领域开展国际贸易与投资合作，形成具有洼地效应、辐射效应与示范效应的产业布局，进而带动战略的整体落实，构建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全球化新格局，为全球化的发展构建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大环境”。
（二）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既要实现海陆空网四位一体的“硬”联通，也要推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贸易投资合作的突破口，要优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的“硬联通”，打造地下油气管道、陆路、航空、水路、互联网（跨境电商等）“五大通道”，实现陆海空网四位一体，促进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通，深化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关系。要加强各国物流运输制度、政策、规则的“软联通”，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统计，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签署了130多个双边和区域运输协定，开通了356条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与43个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39条“中欧班列”可到达10个国家15个城市，沿线国家的海上运输服务已实现全覆盖。中国与印尼合作的雅万高铁项目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杆性项目，提高了亚洲地区交通运输网络的畅通水平，推动了中国铁路与东南亚相关国家铁路合作。
（三）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格局，推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做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弄潮儿”
企业是国际合作的主体，能为全球化发展带来新活力。国有企业是产能合作与装备制造中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则是开拓市场的“生力军”，国企要用市场机制推动民企高效“走出去”，民企则要在国企海外投资敏感的领域发挥作用。中国企业在外要加强合作，针对项目集中优势资源“抱团”开发，形成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合作氛围，鼓励大企业带小企业参与周边配套项目建设。中国企业在外要建立整体思维，注意整体形象，避免“运动+任务”的扩张模式，避免在外“万马奔腾”造成的互相压价、资源浪费。要加强行业自律，合理分配市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实现中国企业在外良好配合，协同发展的共赢局面。
（四）建立均衡平等的贸易和投资体系，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优化跨国合作产业链，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
贸易是增长之源，产业是经济之本。要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完善自贸区建设，加强一体化通关管理，推动贸易与投资的畅通与便利化。要寻找沿线国家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制定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新型贸易规则，消除各种贸易壁垒与贸易纠纷。要健全国际合作的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开展“集群式”国际产能合作，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区与联合委员会，选准并对接沿线国家资源优势，形成利益共同体，发挥合作区对全球要素流动的辐射作用，通过扶持政策，规避保护主义的风险。
（五）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服务体系，鼓励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相结合，拓宽融资渠道，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
创新融资方式，推广PPP模式，创新保险服务，提高资金融通度。习近平主席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要加强金融合作与金融一体化，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区域性信用评级体系与汇率协调机制等金融基础设施，保障跨境支付和信用信息的交换和共享，打造便利稳定的跨境资金流通环境。亚投行、“丝路基金”要引进创新信贷机制，提供各类差异化的专项扶持资金，推广PPP模式，鼓励商业银行、股权投资基金和民间资本共同“走出去”参与重点项目的投资，为新型全球化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一带一路”跨国金融合作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中国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共跟进境外重大项目约420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4-2016年，中国银行完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授信支持近600亿美元。此外，要积极开发针对“一带一路”的海外人身安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出口信用保险、货运保险、工程保险等保险业务，创新保险品种，扩大承保范围，为在外企业及人员保驾护航。
（六）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长效机制，创立合作研发和技术转移平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实施人才发展战略，为新型全球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创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器”。要引导科技人才合作研发项目，不断为沿线各国输送高新科技。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科研机构共同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长效机制，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各国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度。要与沿线国家积极共建产业园区，在园区内打造一批实验室、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和先进技术示范与推广基地，要发挥中国企业在以创新驱动引领“一带一路”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例如，中国浪潮集团和商务部联合在海外举办了500多场技术培训活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万余名技术专家和官员，同时也有力推广了中国先进的云计算、大数据理念。
人才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动力，也是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核心要素。要打造本土化“人才供应链”与管理体系，充分利用华人华侨关系网，积极开发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要构建跨区域的职业教育体系，开展产学研为一体的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为“一带一路”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应用型人才。要推动人才跨部门、跨行业、跨国家流动，打造人才储备库，搭建人才交流平台，鼓励各国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人才“走出去”交流学习，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七）推进多层次、宽领域人文交流合作，以多渠道的教育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厚植民意根基，健全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完善人才交流合作平台，提高“一带一路”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建设离不开与沿线国家制度、文化等“软实力”的联通融合，民心相通是最重要的联通，文化融合也是最重要的融合。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理念的差异，加强各国、各领域、各阶层、各宗教信仰的交流交往，建立牢固的文化纽带。要提高“一带一路”文化“软实力”，组织高校、科研院所、民间智库进行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加强“一带一路”战略理念与建设方针的解释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以民心相通获取价值共鸣与战略互信，带动全球化各领域合作。
（八）引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公共产品”，建立全球性协调机制，引领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推出“公共产品”时，要充分了解相关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社会文化。要针对特定的合作领域，如金融合作、经贸区合作、能源合作等具体领域设计和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和规范体系。要建立全球性协调机制，通过挖掘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潜力，让世界各国共同书写国际规则，统筹不同国家差异化的利益需求，协调各国对待全球化问题上的价值观、道德水准、社会制度与对外政策。塑造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合作方面的话语权，增强“一带一路”治理规则的合理性与创新性，让各国分享“一带一路”发展收益。
注释：
①参见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新华网， 2017年1月18日。
②参见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新华网， 2017年1月18日。
③包容性发展即参与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均可平等地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④“六廊六路” 即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共同发展， 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六路互联互通。“多国多港”指要培育若干支点国家，建设若干支点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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