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创业创新和“一带一路”对冲经济下行风险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2016-12-13 浏览量:19

来源:成都日报

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7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科学研判。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符合预期,主要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活力得到增强,经济运行总体是好的,但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当前,进入新常态的我国经济,新旧增长动力尚未完成转换,外部需求收缩、内部“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大有其必然性。但经济增速过低或下滑过快容易引发失业、金融和社会稳定风险。我国经济情况复杂,判断形势关键要区分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了“大头”,才能看清发展的“势头”。本期《理论周刊》特邀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品安就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如何对冲经济下行风险等问题作出理论阐释。思维引领行动、思维决定成败,只有思维突破才能带来行动突围。当前,成都站上“新常态、万亿级”的新起点,我们最需要观“大势”,谋“大事”。我们专题刊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权威专家的深度分析能帮助我市党员干部看清发展“势头”,进而促进我们在思维上取得突破、在行动上取得突围,从而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经济工作,确保全面甚至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针对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硬着陆”和担忧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通过改造升级传统引擎和打造新引擎“双引擎”,使中国经济列车以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向世界发出的最强音。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稳定在合理区间。当前,经济增长有两大新引擎,一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打造新引擎,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同时,要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促进股市健康发展以服务于实体经济。

经济新引擎一:创业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一大新引擎。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代替经济“强刺激”,这一举措不仅着眼当前,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创业创新活动的持续进行,有利于巩固实体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并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四次创业浪潮,每一次创业浪潮的兴起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草根创业”,非公经济发展迅速并创造了大量就业;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以体制内的精英人群下海经商为特征的精英创业,包括政府部门的政治精英以及科研部门的科研人员,据报道,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有十万人“下海”经商,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第三次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互联网新经济为特征的创业,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并逐渐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当前第四次创业浪潮正在兴起。统计显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对今年上半年的“稳七”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发展的动力来看,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有四大动力:一是简政放权和上市制度改革降低创业门槛与成本,推动新的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二是新一代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带动产品服务、商业模式与管理机制的创新,引领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浪潮;第三是高新区与科技园区作为集聚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引领新一轮聚合创业浪潮;第四是当前出现的并购热刺激“职业创业人”崛起。正是这四大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本轮创业创新浪潮迅速兴起并不断发展。

与前三次创业浪潮相比,新一轮创业浪潮具有六大突出特征:第一,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政的提出,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支持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多项政策陆续出台,政府自上而下主动作为,改革成为推动新一轮创业浪潮的主要动力;第二,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特征,金融危机使大量“洋海归”回国创业,大型科技公司管理和技术精英离职创业,返乡农民工掀起“农海归”草根创业潮,政府力推大学生创业;第三,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涌现了一大批“互联网+”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创业创新的形式呈现高度的互联网化,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创新不断显现,对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第四,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由创业、创新和创投“铁三角”联合驱动,“众创”“众包”“众筹”等新的商业模式、投资模式、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创新相互交织,降低了创业门槛;第五,创新创业要素向“软”“硬”环境好的高新区与科技园区集聚,创新创业载体呈现区域分化格局,深圳和北京成为创业环境最好的城市;第六,创业创新的体系呈现生态化,具有产、学、研、用、金、介、政齐备的协同创业创新体系出现,一些地方成为创业创新人才的“栖息地”。

进一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持续推进创业创新的实践,使其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作用发挥得更长久,需要从创业环境、创业资金供给、人才供给、创业教育、创业文化等多个方面着手,以改革引领创业浪潮。

具体而言,要营造低成本、低门槛的公平有序的创业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和政策支持,让草根创业者热情竞相迸发,让精英创业者的初创企业快速成长;要实现创业与创新联动,形成以应用示范带动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促进应用示范的良性发展机制;要营造良好的创客空间,打造绿色的创业生态,发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要发展服务创业创新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股权投资,发展互联网金融,拓宽融资渠道,解决创业所需要的“钱”的问题;要构建针对创业者的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发展创业技能教育,解决创业所需要的“人”的问题;要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让创业企业能活得更长,长得更大,走得更远。同时,要培育宽松的创业文化,鼓励冒险,宽容失败,为创业创新提供文化支撑。

经济新引擎二:“一带一路”

稳定经济增长的另一大新引擎是“一带一路”战略。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由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既是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也是对外开放的战略。“一带一路”既是一个西进的战略,也是一个南下的战略,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共享区域内的大市场,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将成为沿线各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关键的就是通,要打造地下油气管道、陆路、航空、水路、互联网(跨境电商等)“五大通道”。五大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带动经贸投资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稳增长有很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也是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优良机会。当前,我国钢铁、建材水泥、家电等行业正面临着严峻的“去产能化”任务,但这些过剩产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却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缓解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的问题。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仅是一条经济大走道,也涉及到能源安全、金融、外交、生态、文化等领域全方位、立体化的开放合作,它的参与方式是多元化,体现的是共商、共享、共建,这个过程也将带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开放合作,对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一带一路”战略的引擎作用,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有四个方面的举措:一要尽快设立能源俱乐部,构建能源组织协调新机制,完善各参与国对话交流机制,形成能源合作的共识和互信;二要进行顶层设计,推进各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核电等多领域的合作,统一规划构建能源资源跨国产业链,从廉价产品换资源的低端资源合作走向全产业链的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三要建立跨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加强各国间货币直接流通,大力发展配套物流,实现货币融通和物流畅通,为能源合作提供金融服务和配套物流等支持;四要以能源开发、贸易、加工、装备制造及技术服务为龙头,以能源大通道为纽带,推进各国在贸易、投资、安全、人文、生态等全方位的合作,提高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要高度重视南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南部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合作区例如瑞丽的建设,要提升国家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出台更多高含金量的政策;进一步放权,处理条条与块块关系;构建跨国产业链,推进城镇化;利用好现有平台与机制;发挥企业和民间组织在提升软实力、睦邻友好和民间交往中的作用。

资本市场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蓄水池”,然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面临货币供应总量通胀与结构性通缩的双重风险,实体经济“严重缺水”与虚拟经济“洪水滔天”并存。

从结构来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通缩风险。生产者物价指数显示,20157月,我国PPI指数同比下降5.4%,自20123月以来已经连续41个月保持负增长。

从货币总量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15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及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35.32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过多的流动性进入资本市场,加剧了股市的波动。从20147月至今的一年间,沪指经历了从2033点到5178点的“高歌猛进”,也经历了一个月内数次“千股跌停”从5178点跌回3373点的“重挫”。暴涨之后必有暴跌,这是客观规律。政府要在股市热的时候及时“泼冷水”加强监管,促进股市“软着陆”避免“硬着陆”,这是本轮行情变动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健康的股市要服务实体经济而非阻碍其发展,关键要靠市场化和法治化“双轮驱动”。当前我国“法治化”建设严重滞后于“市场化”进程。股市要改革,必须要加强法律约束、改革监管制度,把“坏孩子”赶出去。要深思体制和机制改革,改变部门分割的监管体制,从部门监管走向功能监管,避免陷入“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的怪圈。要重构股市的生态,避免小散户“群众运动”和羊群效应形成的“踩踏事件”重演。要完善内在的制度建设,只有形成良好的“制度基因”,股市才能长久健康。要反思股市的体系和深层次的制度建设,反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政府包办太多,背书太多,留下的后遗症就多。采取“救火式”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救火”过后,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注册制改革,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发行制度、退市制度、交易制度、对冲机制、分红制度等制度改革,抓紧推进证券法的修改,重新构建股市的生态,完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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