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的增加使得即使拥有和之前一样的动力强度也难以达到之前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回落，2012～2016年的GDP增速分别是7.75%、7．69%、7．27%、6．9%和6．7%，告别了以往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进入了一个以中高速增长为特征的新常态。另外，经济增速的区域差异也非常明显。2011年以来，西部地区GDP平均增速持续最高，而东北地区GDP平均增速一直最低且下滑严重，经济增长动力严重弱化。因此，经济增长需要发现并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力的转换。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以索洛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以资本、劳动为主的要素投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以罗默、卢卡斯为主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以钱纳里、罗森斯坦－罗丹为主的结构主义学派和以林毅夫为主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变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奥尔森、诺斯所创建的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虽然不同学派对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但从生产者的角度看，不同学派所强调的各种因素其实都可归入生产要素这一框架中，如果将这些要素赋予区域属性，就可以称之为地区的要素禀赋。至于为何不同学派关注了不同的要素禀赋却还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会导致区域经济在不同时段的增长差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不应局限于某一种要素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应作出综合和横向的对比研究[1]，尤其是应该在一国或区域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结构基础上开展研究[2]。另外，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区域和区位的本质其实都是要素构成及其差异[3]，因此推动区位演化和区域发展的关键也是地区要素禀赋。可见，要素禀赋是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及其转换问题的一个非常科学的视角。
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与转换思路
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指在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于该区域经济活动主体之上的动力。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是基于时间维度的概念;而区域是基于空间维度的概念。牛顿曾经认为“时间、空间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这虽然有些机械唯物主义的色彩，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认识事物仍然非常有意义且较为全面。图1列出了区域经济增长动力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类，下面将对分类依据做出详细分析。
(一)时间层面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构成
从时间层面来看，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主要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
一般情况下，讨论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借鉴凯恩斯理论，因为凯恩斯理论主要研究短期经济波动，凯恩斯自己也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所以凯恩斯理论所提到的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可认为是短期动力。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和出口是凯恩斯理论分析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因此从短期来看，这三者就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另外，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准确名称其实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所以这一角度的动力划分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从需求层面的理解和认识。
对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较为丰富，不同理论流派、不同学者重点关注的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依据不同理论对生产函数的构造和拓展可以对长期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做出详细的梳理。应用最普遍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包括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这其实就是从生产供给角度做出粗略概括的三个动力源。从发展经济学提出“资源诅咒”以及区域经济学对“第一性”的关注可以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其影响并未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但不可否认它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并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将制度变迁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作用分离出来，从而使其和技术创新并列，甚至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动力。另外，结构经济学尤其是最近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使得基于区域要素禀赋的结构优化也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所在，因为结构问题一般都是长期问题，结构优化还会对供给要素产生更多的影响。[4]综上，可以将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归纳为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结构优化六个方面。根据这六种动力的外在形态又可以将其分为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在内的有形要素禀赋和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结构优化在内的无形要素禀赋。另外，因为对这些动力的梳理是从生产函数角度得到的，故可以认为这是从供给层面得到的结论。
（二)空间层面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构成
从空间层面来看，要素与经济活动主体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区域产生的根本原因，因而聚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空间可以分为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因此聚集也可以表现为实体空间的聚集和虚拟空间的聚空间层面来看集。
对于实体空间来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镇化所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市场一体化通过消除市场分割，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降低聚集成本，实现整个一体化区域共同增长的过程。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镇化的实质都是要解决如何在空间层面有效配置生产要素的问题，只是前者考虑的空间尺度更大，而后者考虑的空间尺度较小;前者考虑的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而后者考虑的是在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这两种空间尺度基本可以涵盖聚集视角下的所有区域经济增长动力。
虚拟空间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虚拟空间构造的方式和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互联网+”和“大数据”，这也是虚拟空间动力构成的主要来源。在主要依赖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传统工业化时代，其重要性并未显现。但是，在当前更多强调信息共享的信息化时代，一方面，能源革命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实体空间对人类的束缚大大缓解;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极大拓展了传统要素、传统产业发挥作用的空间和使用效率。如果说物体在实体空间是一一映射的，那么现在对虚拟空间的利用将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产生非常大的拓展，同时，由于虚拟空间的信息传输成本相对实体空间的贸易成本要低得多，并且更容易形成网状结构，由此所产生的对增长动力的提升更将是几何级别的。
基于上述对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划分，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动力特征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动力转换的总体思路大致可以包括三个方向，即从短期动力(需求动力)向长期动力(供给动力)转换，从有形要素禀赋主导向无形要素禀赋主导转换，在重视实体空间聚集动力的同时也重视虚拟空间所带来的新动力。
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理论与要素禀赋变化模式
(一)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包含两个循环，即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5]，如图2所示。初级循环是在区域原有要素禀赋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分工专业化，推动适合原有禀赋结构的产业不断聚集，同时，随着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又通过区域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吸引更多适宜这些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向该区域聚集，在区域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空间结构也发生演变，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短期演变过程，也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高级循环是指当原有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时，通过要素禀赋的变化升级，实现新一轮的分工专业化并引致新的与变化后的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之后也通过聚集效应使区域经济在由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产业结构下快速发展，这是区域经济发展发生质变的一个过程。
可以看出，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存在本质差别。初级循环的前提条件是原有要素禀赋不变，在此基础上区域经济仍能持续保持聚集经济的状态，这时候的量变是顺应趋势的相对简单和自然的选择。但是，当量变将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到一个新阶段后，原有要素禀赋下的聚集所产生的增长动力会因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使区域处于聚集不经济的状态，这时，如果不对要素禀赋进行更新升级，那么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将发生弱化甚至衰竭。此时的区域经济发展就需要进入高级循环，即经济系统应当对区域要素禀赋进行更新升级，或者对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进行升级，在发生变化后的要素禀赋基础上进行分工专业化并实现再聚集，这一阶段将会产生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可以说，这两个过程转变的关键在于要素禀赋是否发生变化，不同的要素禀赋变化模式可能会因为要素自身的特点而对聚集或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要素禀赋的变化模式分析
要素禀赋理论的早期形式是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直接提出该理论的是赫克歇尔和俄林师生，因而又被称为H－O定理。在此基础上，经过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和雷布津斯基等人的不断完善和拓展后，相继形成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和雷布津斯基定理，它们最终成为要素禀赋理论的四大基本定理，成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艾萨德认为:“区位和贸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决定一面的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另一面。”[6]俄林也指出:“除非视国际贸易理论与一般区位理论相联系或作为其一部分，否则无法理解国际贸易理论。”[7]所以贸易理论的基石当然也就是区位理论、区域理论的基石。既然如此，那么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全面理解和认识一定会对区域问题尤其是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借鉴意义。
要素禀赋并非一成不变，其变化也会存在不同的模式，进而不同的要素禀赋变化模式又会产生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因此现在需要首先讨论的是要素禀赋究竟有哪些变化模式。
虽然要素禀赋理论有四大基本定理，但其核心概念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因此，可以从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来理解要素禀赋变化的模式。注意，这里提到的要素不仅包括资本、劳动，还包括技术、制度，甚至其他更多的非制度文化因素等。要素丰裕度描述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要素的富裕状况。可以用类似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图形表示，如图3所示，这里描述的只是三维图的效果，如果设想有n种生产要素，那么要素丰裕度曲面就应当是一个n维曲面。要素丰裕度的变化会导致该曲面的外推或内移。随着一个区域对辖区内要素不断开发或积累，将有更多以往未被加以利用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要素被开发，从没有价值的非经济要素或者低价值经济要素变为高价值经济要素，反之则是从高价值经济要素变为低价值经济要素甚至是没有价值的非经济要素，这可以视为要素禀赋类型的转换。对于要素密集度的变化，由于涉及两种或多种要素之间的相对变化，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一是均质视角下的比例分析;二是非均质视角下的主导性分析。首先考虑均质视角下的比例分析。比例关系就是结构问题，因此要素密集度变化就是要素比例变化，对应到区域层面就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然后考虑非均质视角下的主导性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均质是相对的，非均质是绝对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绝对差异的存在才会导致事物的变化。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认为:“对象或现象是关系的具体化……关系是由差异建构的，而这些差异造成了一些紧张局面;这种紧张进而也产生了一种动力，变成历史地理变迁的‘发动机’。”[8]因此，在非均质视角下，要素差异体现为主导性的差异，差异程度决定了紧张程度，从而决定了事物变迁的动力，所以非均质视角下的要素禀赋变化就是主导要素的变化。
至此，可以得出要素禀赋变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即要素禀赋类型的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以及主导要素的变化。
时空结合视角下的要素禀赋变化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
要素禀赋存在三种变化模式，将不同变化模式的重点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类型相结合后，就可以得到当前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来源。
(一)结构转变视角下的投资结构调整与实体空间聚集新动力
短期动力中，投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当前我国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并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是以往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模式出了问题，但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投资的结构和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实体空间方面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加上消费水平较低导致的内需乏力和政府对官员的GDP考核机制，导致各地区都将投资的重点放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上。这其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虽然长期以来“中国制造”的规模惊人，但产品大多集中在产业链的中下游，附加值和产品质量都较低;二是这对和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领域的投资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应当说，人的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元动力”。在当前我国居民需求不断升级、多样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阶段，投资结构必须进行调整，投资结构的调整会带来工业化的升级，并形成以聚集要素品质提高为特点的新一轮的空间再聚集，也就是以新型城镇化为标志的新一轮城镇化。
考虑到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投资在经过结构调整后依然可以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推力。这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大都发生在制造业领域，而广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国依然需要投资建设大量的高铁、地铁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另外还有为发挥信息通讯技术的作用所需建设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民生的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和健康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二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不断恶化要求政府必须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绿色经济的发展已经得到各个地区和群体的一致认可，以环境污染换取工业发展的低级阶段已经过去，环保产业的投资将会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三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经济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但是这个领域的投资和传统领域相比具有其自身特点，比如这类投资的规模普遍较“微”，但却和普通民众生活需求息息相关，并且也很可能代表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三个方面的投资转向以提高生活品质、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和以往单纯依靠规模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聚集的要素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空间聚集，并以此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二)要素禀赋类型变化下自然禀赋的再认识与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
传统经济学中，自然禀赋是工业化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引擎。罗斯托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很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为实现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持。[9]当然，“资源诅咒”命题的出现似乎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有些悲观。[10]但出现该问题的关键不是自然资源太多，而在于人的观念和行为。总的来说，优质的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绝对有益。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革命都是由于自然禀赋对人类生存产生挑战后，对自然资源重新认识而产生的。《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人类数量的增加使人类面临食物短缺，因而生活方式从游牧式的狩猎群居生活变为以种植庄稼、蓄养牲畜为主的定居生活，从而发生了农业革命;之后，更多的人口使人类面临新的短缺，即土地和能源短缺，因而发生了工业革命;直到现在，人类数量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又使人类面临新一轮的短缺，即整个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短缺，因此，这一短缺将孕育出新一轮革命，也必然是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动力。
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丰裕度主要限于煤炭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但这些资源不可再生而且污染程度大。这决定了依靠这类资源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新能源技术极大地拓宽了对自然禀赋的认识，比如，核电需要有大量的水进行冷却，因此东部沿海地区丰富的海水资源得以利用;西部地区海拔高，空气稀薄，太阳能比较丰富，并且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成风条件优越，地热能源丰富，因此西部地区大面积无人居住的戈壁滩和沙漠得以利用。可以看出，新能源技术使要素禀赋类型发生了转变，一些非经济要素因技术的提高进入生产领域成为经济要素，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虽然随着我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局部地区呈现消纳矛盾，出现了一定的弃风、弃电现象，但其根本原因是新能源装机分布不均及能源调节能力不足[11]，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新能源将会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另外，环境质量的恶化强化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保护，提升了人们对于生态资源经济性、有用性的价值认可度，从而使一些欠发达但生态环境美好的地区变为人们定居或旅游休闲的热门区域，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也佐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上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
(三)主导要素升级下的“互联网+”与虚拟空间新动力
在当前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互联网成为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的主导要素。“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新动力，主要原因是其关注对象的突破。传统工业思维关注的重点是事物本身，一种新资源的发现、新技术的发明或是新的客户需求都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但是在互联网思维下，关注重点变成事物之间的关系，任意两个或者多个事物之间关系的挖掘和利用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两种思维方式关注对象的差异所产生的动力强度差异是巨大的。网络效应使“互联网+”下的关注对象呈现爆炸式增长。美国著名预言家凯文·凯利在《新经济新规则》中提到:“数学家认为，网络价值之综合会随着网络用户数以平方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如果网络中节点的数量以算术级的速度增长，网络的价值就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新网络用户的加入会使所有用户的价值都得到提升。”[12]所以，“互联网+”所产生的能量是难以估测的。
信息经济关注的是信息的数量和价值，这促成了大数据的产生，虽然它是虚拟空间的内容，但对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有很大作用，从而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另外，包括新能源、新材料以及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现代产业的升级和发展都需要大数据的支持。英国的华沙经济研究所预计，到2020年大数据将带动欧盟28国经济平均增长1．9%。麦肯锡预测，到2020年大数据将给美国经济带来2%～4%的增速提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数据的社会经济价值研究》认为，2015年大数据对我国经济的提升作用接近1%。另外，“互联网+”带来的影响还有实体空间聚集模式的演变。传统生产模式下，实体空间的聚集中心是大城市、发达地区，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向这些区域流动，但有了互联网平台之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使大量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经济聚集模式从传统的核心边缘模式转换为现在的由“海量小前端”控制的大量分散实体店在虚拟空间的“巨平台”上聚集的模式。这种由“互联网+”所带来的聚集变迁也为区域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
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促进作用
当前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的根源在于动力的缺乏，解决办法就是要“提供动力保障”。将“提供动力保障”进行粗略分解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的办法，即“提供”对应“市场”、“动力”对应“创新”、“保障”对应“制度”。所以，解决了市场、创新和制度的问题就能够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对于创新所带来的新动力，前文对投资结构调整、自然禀赋的再认识和“互联网+”的分析其实都是这一层面的理解。但是对于“提供”和“保障”层面并未给予合理的认识和解决，虽然“提供”对应“市场”、“保障”对应“制度”，在字面上似乎有所差别，但本质都在于制度的改变、完善与创新，因此这里重点阐述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所产生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革的结果，而且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部门来推动的。[13]市场化的作用就是引入竞争，对我国来说，来自国内的竞争是民营经济，来自国外的竞争是外资经济，是它们促成了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市场化制度变革就是市场红利不断释放的过程，因此当出台一项新制度后，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化调节在该制度调控下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从而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某一项制度的作用，更在于其可以不断对自身进行调整和优化。制度适应会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增长，直接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及生产效率低下。从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角度来看，一项新的制度改革属于外生动力，而制度改革的不断适应和完善过程则属于内生动力。因此，在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之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已经消失殆尽，外生动力趋于弱化，此时就需要继续推动制度创新，发挥制度适应的内生推动作用，继续通过新制度释放新动力。
就目前来看，我国应重点关注供给侧的制度改革，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是我国当前经济出现问题的领域，结构性是出现问题的原因，而改革则是解决问题的对策。从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划分可以知道，供给侧就是要素投入，这是微观层面的理解，放大到宏观层面就是产业，再置以空间属性就是区域，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层面是要素投入结构改革，宏观层面是产业结构改革，区域层面就是区域结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把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这就要求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重视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来淘汰落后产业，还要重视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来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强化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扶持培育。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在通过适度有为政府的建立和市场体系的完善来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让市场失灵的损失降到最低，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通过制度改革来优化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通过制度改革优化长期动力和短期动力的关系;通过制度改革优化经济发展中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通过制度改革优化技术进步这一经济增长根本源泉中企业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这四个制度层面的优化将会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生成提供有力支撑。
注释：
[1]Rodrik D．，Subramanian A．，Trebbi F．，“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9(9)，pp．131～165．
[2]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3]张永恒、郝寿义:《区位与区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11期。
[4]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
[5]郝寿义:《区域经济学原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256页。
[6]沃尔特·艾萨德:《区位与空间经济》，杨开忠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7]皮埃尔－菲利普·库姆斯、蒂里·迈耶、雅克－弗朗索瓦·蒂斯:《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安虎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8]埃里克·谢泼德、特雷弗·J．巴恩斯:《经济地理学指南》，汤茂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4～55页。
[9]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0]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11]舒印彪、张智刚、郭剑波、张正陵:《新能源消纳关键因素分析及解决措施研究》，《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7年第1期。
[12]凯文·凯利:《新经济新规则: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刘仲涛、康欣叶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13]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