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为何中国当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呢?为何过去各种国内外机构和学者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同程度地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呢?中国这一发展势头能否继续，长期发展前景是否越来越乐观呢?笔者曾在《中国国情分析框架：五大资本及动态变化(1980—2003)》(以下简称《框架》)一文中，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世界银行增长质量分析框架，提出了新的基于五大资本的国情综合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是支撑一国长期发展的五类关键性资源，发展的核心是对所有形式的资本进行适当的投资，从而促进更快更好的经济增长以及福利的改善(见图1)。《框架》一文通过定量测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五大资本的变动，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存在多重驱动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在驱动力的不断增强。这一研究从经济学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起飞态势和原因，也说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有很强的支撑动力。
《框架》一文考察了中国五大资本及总资本的历史变动，如果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那么中国的五大资本变动是否也是快速的?中国总资本的积累水平如何?中国五大资本的构成有何特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存在多重驱动力的判断是否依然成立?为此需要定量计算和分析世界其他国家五大资本及总资本的变动，并与中国的数据加以对比分析。本文在五大资本的分析框架下，利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WDI)数据库”，计算了世界各收入组及主要国家的五大资本和总资本(1998—2002年)。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笔者进一步从国际视角评价了中国五大资本的构成和变动，不仅论证了中国已经步人了全面发展和加速发展的黄金阶段，而且得出了一些新的重要发现。
一 五大资本的指标度量及数据来源
经济增长由多种资本的共同积累产生，通过梳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我们发现：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支撑一国长期发展的五类关键性资源。发展的核心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制度激励和政策引导，促进对所有形式的资本进行适当的投资，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及福利改善。
五大资本可以同时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加以度量，但是为了使各类资本能够纳入同一个框架定量分析，应该考察各类资本的流量，即各类资本的投资率或储蓄率。本文关于五大资本的含义如表1所示，各类资本利用相对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进行度量，反映某类资本的积累速度。五大资本累加并扣除重复计算量可得“总资本”，其含义为相对于当年GDP的广义储蓄率或投资率，它可以反映一国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潜力以及国民福利的整体改善状况。
为了计算世界各国的五大资本，本项研究采用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由于WDI数据库的统计指标与中国的统计体系不尽一致，计算中国五大资本采用的部分指标在WDI数据库中不存在，为此对《框架》一文采用的指标体系进行修订。修订中尽可能采用原有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对于WDI数据库中没有的指标尽可能采用相关的指标替代。修订后的指标体系相对于《框架》一文具体有四项替代指标：利用“公共教育支出”替代“教育总经费”，“高技术产品出口”替代“高技术产品进口”，“研究与开发(R&D)支出额”替代“科技经费数”，“版权和专利支出之和”替代“技术市场成交额”。由于WDI中缺少环保投入相关的指标，故删去此项。另外，由于国际直接投资(FDI)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难以估算，故在重复计算量中不再考虑，因此，重复计算量由《框架》一文的五项调整为本文的三项。修订后的五大资本和总资本的计算方法详见表 1。
本文的计算采用WDI数据库的最新数据，该数据库包含了世界各国1960—2004年的数据，但是多数指标在部分年份存在数据缺失。对于本项研究计算采用的指标，只有1998—2002年间的数据是基本完整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计算了世界各收入组及部分国家1998—2002年的五大资本，在此基础上核算了总资本。考虑到这一计算只涉及五个年份，时序代表性不充分，本文有些情况下取五年均值进行跨国对比分析。GDP则采用了基于汇率的现价美元数。
二 世界各收入组国家的五大资本及总资本
对世界各收入组国家的五大资本核算表明，总资本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总资本越大。以1998—2002年的均值衡量，高收入组国家的总资本为GDP的67.89%，中等收入组国家为58.36%，低收入组国家为45.47%(见表2)。经济发展水平与总资本积累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较高的总资本积累水平能够支撑更快的经济增长，导致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总资本积累。从理论上讲，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不同的总资本积累背后反映的是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
不同收入组国家总资本积累水平的差异源于其五大资本构成的差异。中等收入组国家的总资本之所以低于高收入组国家，主要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水平大大低于高收入组国家，而物质资本和国际资本还略高于高收入组国家。低收入组国家的总资本大大低于高收入组国家，而且五大资本全部低于高收入组国家。其中物质资本只是略微低，其他四大资本大大低于高收入组国家，特别是知识资本的差异最为显著。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组国家广义投资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物质资本之外的资本积累不同所导致的。
中国的总资本积累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世界下中等收入组，但是其总资本积累已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于高收入组国家水平(1998—2002年的均值为67.02%)。但是中国较高的总资本主要是依靠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支撑的。假设中国的物质资本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资本维持不变，则总资本水平为55.43%，还低于下中等收入组国家水平。
中国的总资本变动非常快，1998年的总资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2年总资本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超过高收入组国家水平，短短五年间提高了 12.8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2.6个百分点，其主要增长来源于物质资本、国际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与《框架》一文的结果是一致的。中国总资本的绝对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按照汇率法计算，从 1998年的3.02%提高到2002年的4.47%；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则从1998年的9.49%提高到 2002年的13.54%(见表2)。无论按照哪一种方法计算，中国总资本占世界总量份额均已超过经济总量所占世界总量份额(按照汇率法和PPP法计算，2003年该比重分别为4.1%和12.5%)。
从五大资本的构成来看，中国的物质资本显著高于高收入组国家水平，2002年比高收入组国家高出19个百分点，国际资本大致与高收入组国家持平，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均低于高收入组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力资本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2年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5个百分点。所有收入组国家的自然资本均为负，表明自然资本处于折损状态。中国的自然资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国的自然资本折损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各类资本的价值量(当年投资额)所占世界比重来看，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自 1998年以来均呈上升趋势。根据PPP法计算的结果，物质资本的上升最为显著，从1998年的16.25%提高到2002年的23.04%，已经高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国际资本和知识资本分别提高了4.05个百分点和3.73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提高相对缓慢，仅提高了1.35个百分点；自然资本折损额占全球比重大幅度下降，从24.65%下降到18.59%，表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取得重要进展(见表2)。
三 世界部分国家的五大资本及总资本
本文选取了14个代表性国家(涵盖了世界主要大国)，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十个发达国家及四个主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BRIC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核算了其五大资本(1998— 2002年的均值)，结果如表3所示，据此绘制的散点图见图2。
分析上述图表可以发现，上述十个发达国家的总资本都在50%以上，最高的是芬兰、加拿大和英国，分别为89.43%、83.6%和81.17%；最低的是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为50.21%、57.7%和59.18%。在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俄罗斯的总资本最低，仅为22.4%；印度和巴西分别为42.33%和47.51%；中国的总资本超过了50%，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为67.02%，高于意大利的60.3%。以2002年的总资本数据衡量，中国的总资本已经超过了法国，在选取的10个发达国家中处于中游位置。如果根据《框架》一文核算的2003年数据，中国的总资本(80.5%)已接近英国和加拿大，跻身总资本积累水平最高的大国之列。
图2直观地显示，在BRIC四国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居于第三位，但是总资本水平最高，俄罗斯虽然经济水平第二，总资本积累处于最末位。也就是说，在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中国的总资本处于最高水平。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四个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五大资本构成差异甚大。中国的物质资本(37.11%)大大高于其他三个国家，最低的是俄罗斯(只有16.85%)。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资本基本持平(但是2002年中国已经大大超过俄罗斯)，并显著高于巴西和印度，印度的国际资本最低(为14.9%)。中国的人力资本在 BRIC四国中是最低的(在选取的14个国家中也是最低的)，为7.41%。巴西的人力资本最高，为11.58%。 BRIC四国的自然资本均为负值，中国(-3.57%)略低于印度，略好于巴西，俄罗斯为-48.5%，这是导致俄罗斯总资本水平最低的主要原因。俄罗斯的自然资本损失率在选取的14个国家中最高，为31.47%。中国的知识资本在BRIC四国中处于最高水平，为 9.58%；印度最低，仅为1.96%。从BRIC四国五大资本的构成来看，印度和巴西是相似的，中国和俄罗斯的模式都是独特的。中国同时具有“知识导向”、“开放导向”和“绿色导向”的特征，有较佳的资本构成，但同时物质资本过高，人力资本明显偏低，又显示出资本构成的不均衡性。而俄罗斯属于典型的“黑色发展模式”，即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
1998—2002年，在选取的14个国家中，中国的总资本提高幅度最大，为12.87个百分点，居于第二位的法国为6.42个百分点，BRIC四国中排第二位的印度为4.04个百分点。中国的总资本变动是同期世界大国中提升最快的。从总资本变动角度看，在BRIC四国中，中国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印度跟随其后，巴西的步伐相对停滞，而俄罗斯的状况趋向恶化。从五大资本的变动来看，中国的物质资本和国际资本变动幅度在14个国家中最大，是导致总资本大幅度跃升的主要原因；知识资本的提升幅度在BRIC四国中最大，在14个国家中排第四位；人力资本的提升幅度在BRIC四国中列第二位，而在14个国家中排第三位；自然资本的变动不明显(见表4)。
四 结论与战略含义
本文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中国五大资本及总资本的变动，通过对世界各收入组国家及部分国家的五大资本核算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总资本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属于下中等收入组国家，但是中国的总资本已经相当于高收入组国家水平，而且其变动非常快，1998年还相当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2002年已经大大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明显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物质资本积累率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国际资本的积累率大致与高收入国家持平，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不同程度低于高收入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较高的总资本积累水平主要是依靠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支撑的。
对世界主要大国的五大资本核算也证实，中国的总资本积累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的总资本积累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并且大大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无论是总资本的积累，还是五大资本的构成，中国不但好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印度，而且也明显好于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中国的俄罗斯和巴西。从五大资本构成来看，中国同时具有“知识导向”、“开放导向”和“绿色导向”特征，但同时物质资本投资率过高，在世界大国之中属于最高，人力资本投资率过低，在世界大国之中属于最低，资本构成又呈现出不均衡性。这也反映出，中国以往的投资决策中，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硬件投资比例过高，软件投资比例过低。实际上，中国过高的资本投资率，已经导致近年来资本收益迅速递减，资本生产率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明显下降。
本文从国际比较视角，进一步验证了《框架》一文的结论，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发展背后存在不断增强的内在驱动力。不仅如此，本文研究还发现，中国的总资本在世界大国之中变动最快，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属于世界上总资本积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总资本的变动不仅表明国民福利状况大幅度改善，而且也暗示了支撑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持续增强，中国步入了全面发展和加速发展的黄金阶段。
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物质资本的投资率偏高，人力资本的投资率偏低，特别是教育公共支出和卫生公共支出显著偏低，这是中国五大资本构成中最突出的问题。中国过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率与过低的人力资本投资率，造成了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不匹配，是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这种资本构成模式支撑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中国长期增长中物质资本的收益趋于递减，经济高增长不可能一直依靠目前这样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率来维系，而需要依靠其他各类资本储蓄水平的继续提升，支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补偿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递减。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总资本积累仍会继续增长，但是其提高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可以说，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总资本经历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下一步需要转向资本优化配置的新阶段，从以数量增长为主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主。其方向是优化五大资本的配置，提高各类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重点是改善物质资本的投资效率，适当降低物质资本的投资比例，大幅度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