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人们对国际经济的预期更加悲观。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将在L型底部继续盘整，未来几年都可能是7％左右的增长速度。人们对启动内需信心不足，靠积极财政政策保七，靠外需争八，经济调控过于偏重近期目标和适应性措施。这种思路不变，难以打开新的局面，而换一种思路，可能别有洞天。只要我们抓住主要矛盾，在主要方面转化上采取战略性措施，拔高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会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奠定稳固基础，而且会对年度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
一、变社会保障、住宅、教育三座大山为三大动力
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社会结构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我国诸种矛盾的总根源。按正常的经济规律，二元结构矛盾的转化是靠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城乡要素流通，调整城乡人口结构，减少农村人口，转化人多地少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但50多年来我们实际上走了一条分散工业化、工矿型城区化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抑制了人口的积聚、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极度扭曲，使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上升到社会生活表面，直接表现为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城市经济在开放大潮中蓬勃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全球一体化、率先现代化的躁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居民购买力低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落后，消费结构升级困难，大量工业品过剩，大量工人失业下岗，需要政府接济的城市贫困人口有增无减。二元结构矛盾僵持在三七开阶段。
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加速城市化是解决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主要任务。而要加速城市化转化三七开的主要矛盾，从而实质性启动内需，就必须解决三大困难，搬开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住宅、教育。这三大难题既是城市化的门槛，又是内需启动的门栓。这三座大山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的三大短缺，是被大量工业品虚假过剩掩盖的真正短缺。只要把闲置、浪费的社会资源向这三个方面转移少许即可解决问题。这就要从理顺大分配关系人手对社会保障、住宅、教育三大体制进行根本性实质性的改革。
1、建立财政型基本保障体制
社会保障体制是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前提。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微观主体间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和动力机制。我国目前居民银行7万亿存款和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并存，银行七次降息、政府开征利息税，居民还是义无返顾地向银行存款，这足以说明居民的危机感没有降低，社会保障问题象一块大石头压在他们心中，象一把利剑悬在他们头上。本来失业、大病、生活费不足，只是少数人、短期发生的事，社会保障作为公共品由政府提供，只需要全社会居民消费额的一小部分就够了。但是，家家户户都当作一种必然性来应对，都抑制当前消费，总量上就相当大了。现在居民存款7万亿的社会保障作用实际上不如作为公共品的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 3千亿可靠。极而言之，我国一年真花上3千亿，解除了群众后顾之忧，居民一年少向银行存款不止3千亿，从银行提出存款也不止3千亿，这无疑直接扩大内需1万亿左右。如果自1998年起的积极财政政策几个1千多亿都用到社会保障上，内需早就启动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走势不会是L，而会是V。企业改革和城市化的速度可能更快一些。
现存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一个分散的混乱的保障度极低的体制。表面看是基金不足，实际上是目的、对象、主体和资金来源都不清楚的一团乱麻。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作为政府公共晶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要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劳动者都有权消费这个公共品。这个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基金来源是劳动力消费税。因而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纳入财政预算，没有必要建立什么个人帐号和积累基金。对财政来说，实报实销，预算确定需要多少社会保障资金，就收多少劳动力消费税，年度调剂，不搞积累。对保障对象来说，他必须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个人有资产，有购买力不是社会保障对象。社会保障资金是按需分配的，政府提供的只是个人支付能力和生存必需费用的差额，差多少补多少。我们这个思路和旧帐一刀两断，没有后顾之忧。
2、建立以租为主的住宅流通体制
住宅流通体制不顺是内需启而不动的第二大障碍。由于现行住宅流通体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产权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严重阻碍了住宅产业的正常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广大居民买不起、租不起甚至住不起。为积累购房款抑制当前消费，省吃节用，一个劲的向银行存款。在居民存款目的中买(建)房装修排在教育之后，居第二位。这是居民存款快速增加和内需疲软并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住宅作为商品，具有资本品和消费品双重经济属性。买房是投资行为，租房是消费行为。广大工资劳动者的工资中只包括房租，不可能包括房价。工资月月光，不压缩当期消费，没有余钱积累购房款。压缩当期消费，必然使劳动力处于萎缩再生产状态。因此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广大工薪阶层只宜租房，不能投资买房。而我们目前的房改政策是以售房为主，政府廉租房还没有提上日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房改房实际上是赠送大部分，个人拿小部分，机会并不均等，造成公有资产大量流失。许多人把这看作最后一次瓜分国有资产。而参与“瓜分”者连军、公、教都没有全覆盖，广大产业工人受益者就更少了。实践早已证明以卖为主的政策不符合劳动力再生产的规律，不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另外，租、税、费、价合流，房价畸高，不符合现阶段产权结构，客观上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少数开发商获得暴利，阻碍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现在我国的住宅商品价格是由三个部分组成：A地价，实际上是五十到七十年的地租；B城市配套费和各种税收；C建安成本加平均利润。这三个部分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土地是国家所有，批租给开发商，把五十到七十年地租一次性计入房价，这等于让购买者一次性交五十到七十年的地租；税和费是使用公共品的成本，公共品的产权是政府的，本质上都是税，购买者也是一次性交五十到七十年的税；只有建安成本加平均利润是应该一次性交的。这种把三种产权主体，不同周转周期的东西联体一次性交易流通的做法，是我国现阶段房价高的根本原因。如果土地不搞批租，而是收年租、月租，一次性房价就会大大降低，开发商开工的门槛不就更低了吗，但倒地皮的二地主、三地主就发不了财了。这个秘密已被揭开十几年了，人人心知肚明，就是改不了。可见在我国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形成，并很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个批租，使政府丧失土地经营权五十到七十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城市扩容带来的级差地租都归占用者所有，这是一笔巨额国有资产流失。配套费也可以按年按月收，房价就大大降低了。我们可以采取产权主体分立，租、税、费、价分流的住宅流通体制，房价可以降低到目前的一半左右，使大多数人能租得起，相当多的人能买得起。这样卡住消费结构升级的住宅问题就解决了。目前我国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十分丰富，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一旦住宅流通体制走上正轨，住宅产品生产和消费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将带动国民经济五十多个产业兴旺发达，引起就业岗位的增加，内需市场的繁荣，必将使国民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即使在新的住宅流通体制下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人租不起商品房租的住宅，对这部分人，政府应该提供以劳动寿命 40年为回收期的廉租房。
3、恢复义务教育公共品属性，加速高等教育市场化
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是抑制内需扩大，产业结构升级又一重要原因。当前教育排在居民存款目的第一位。据调查，家庭存款中40％多是为子女教育准备的。教育短缺，教育费用昂贵已是十几年来家家户户议论的重要内容。
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问题主要是义务教育市场化，非义务教育市场化不够。九年义务教育本应该是政府公共品。凡到义务教育年龄的人，都应平等享受九年初等教育的权利。而目前实际的情况是国家对城乡义务教育投入差距很大，大部分财政教育拨款都集中在城市。而城市里的义务教育拨款又向少数所谓重点学校倾斜，公共品缺乏公共性，使不该市场化的义务教育却加速市场化。分槽饲养，把中小学分为三、六、九等，资金、设备、师资、生源，优上加优，劣上加劣。这种政策已持续多年，在幼小儿童心理造成难以弥补的伤痕。各个学校为了保持优势、争取优势，向家长伸手，五花八门的收费越演越烈。有钱才可以上好学校，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为孩子上好学校积累资金，向银行存款。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这种把公共品商品化的所谓义务教育，给工作不久工资不高积蓄不多的年轻的父母们造成沉重负担，使这些青年人心理浮躁，急功近利，事业心差，对他们的成长十分不利。
非义务教育市场化滞后，特别是大学教育，国家投资绝对量不大，但比重过大，没有当一个产业来对待，没有放开教育市场，社会投资进入不多。如果说教育短缺，最短缺的是大学教育。目前在中国所谓知识经济作为主体词的频率比美国还高，而美国两亿多人，在校本科生1400多万，我国13亿人口，在校本科生只有400万左右。每年的高考竞争十分激烈，大多数考生上不了大学。分数线成了命运线，一分之差值万金，几乎影响人的一生。家长们存款的重中之重是为孩子上大学。如果适当压低分数线，每年扩大招生100万(这在我国不算多，十年也赶不上美国)，家长们是会兴高采烈地掏腰包的。教育经费在哪里?就在家长们的腰包里，在银行的存款里。现在大学是严进宽出，为什么不可以宽进严出呢?现在大学是进门同考，出门分考，为什么不可以进门分考，出门分专业同考呢?大学毕业证由大学自己发放，专业从业资格证书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考核后发放，教育质量是可以保证的。换一种思路，我国的教育事业就会迅速兴旺起来。教育短缺的局面一变，教育消费将释放出大量银行存款，死钱变活钱，拉动CDP的作用比外贸出口还要大。只要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坚持公共品属性，使每个学生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只要我们放开非义务教育市场，加速其产业化，不仅可以扩大内需，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可以扩大外需，搞教育出口。人力资本是第一国力，教育投资是只赚不赔的投资，在目前其他产业投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向教育倾斜，借机积累人力资本，是理智的选择。
社会保障、住宅、教育三座压在内需上的大山，一旦换一种发展观，换一种思路，它们就会变成国民经济发展、CDP增长的三大动力，三架马车，三个新的积聚度最高的增长极。只要我们办好这三件事，GDP以8%以上的增长速度再维持20年是不成问题的。对于一个两元结构三七开的国家，8％的速度不是高速度，低于 8％的速度是病态运行的表现。如果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还需要20年左右，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地位才能发生根本改变。只有两元结构矛盾转化为倒三七的时候，农业生产方式改造的任务才能基本完成，农业有机构成才可能接近工业。只有到那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才应该逐步降低。国民经济由量的扩张为主向质的升华转变。
二、要因势利导，千万不要搞逆调解措施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出发看待经济运行问题，对经济运行走势的因果关系要有辨征思维，千万不要形而上学的压高拉低，搞逆调解措施，一定要因势利导把战略性调整和适应性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1、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国目前不到20亿亩耕地，由2亿多农产经营，平均每户不到半公顷，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每个农户收入下降是正常的，是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分化小农户，推动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自发缓节人多地少的矛盾。从历史发展看问题，这是城市化的动力、农业生产方式改造的动力，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经济基础。如果政府通过分配手段就地提高农民收入，就是逆调解措施，就是和市场机制对着干，进一步延缓城市化、延缓农业生产方式改造的进程。不仅不能达到保护农民、农业和发展农村经济的目的，反而是保护落后。我们今天的困境正是多年来这种好行小惠，言不及义的保护造成的，就是人为阻碍城市化造成的。
我们没有重视改变农业生产方式这件挖根工作，不断采取逆调解措施，力图把农民稳定在农村，这是间。题．的关键。至今为止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我们各级干部头脑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从特殊的户籍制度画地为牢把农民固定在农村、农地、粮地上，到重新制造两亿多小农产，直接向农产收税；从离土不离乡、就地搞工商，到遍地开花大搞小城镇，几乎是步步为营阻挡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企图就地消化农民，就是不想让农民进现有城市，想过城市生活自己在农村就地搞小城镇。用农村城市化代替人口城市化。他们不懂得有小农经济的地方就没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然而城市化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下降，农民负担加重，农工潮汹涌澎湃。外出打工的农民越过小城镇、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直奔大城市、特大城市。农民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敞开门的小城镇、小城市他们却进不去，留不下，层层设防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他们却无处不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我们不能再走就地提高的老路，而是要走异地提高的新路。只有靠加速城市化，减少农民，化农民为市民才能解决问题。无情的市场机制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来，推向城市，有情的政府不能关紧城门，再把他们推回去。我们不主动拉，但也不能推，而是要积极开辟就业门路，增加城市的吸纳力。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农业的问题要靠工商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对策结论。
2、物价低稳、企业效益下滑是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
经济指标或高或低，只有因果，没有善恶好坏之分，只能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转化的走势来判断其经济意义，切莫见低就拉见高就压，这样容易犯逆调解错误。在正常的情况下物价低稳，经济中速增长或高速增长都是健康的运行态势，是经济运行质量高的标志。在经济运行速度偏离自然增长率过大或过久的情况下，物价低稳是经济结构性矛盾尖锐化，市场机制在自发地调整产业结构。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物价下降，企业效益下滑，生产要素向其他产品、产业、地区转移，经济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经济运行向好的方向转化。经济结构调整也是需要动力的，物价走高企业效益上升，要素存量为什么要转移?为什么要重新配制?这时要素不是转移、重新配置的问题，而是原结构量的扩张，是要继续追加的问题，扩张的过程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收缩，出才会重新配制。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调整经济结构，一方面又搞扩张政策。物价走低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是企业组织结构更新的动力。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兼并、破产、要素重新配置的外部环境、宏观环境不利。主要是国有企业不能破产、国有职工不能失业的旧观念在做怪，社会保障没有到位。
3、目前出口下降对我国是好事不是坏事
多年来我们强调对外开放比较多，对内部开放不够重视。各地区各级政府都以大国之君自居，搞本辖区三个产业的自我平衡，以邻为壑，甚至远交近攻，几乎单打一的强调对外国开放。只要能出口能引进外资，可以不惜代价，而对内与兄弟地区交易却斤斤计较，宁可生意做不成，也不能让别人赚一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国内市场并不成熟，外贸持续高增长对正在转型期的国内市场发育和统一是不利的。所有两元结构落后一元比较大的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出口下降这件事，千万不要不惜代价的去争取更多的出口，而要因势利导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在对内开放上下工夫，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谋略观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任何矛盾的转化一样，转化的关节点在矛盾双方的中部、中间状态。哪一方争取到中部，把中部改变为与自己同质状态，哪一方就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谋略上选择中部，是因为中部和主导方在质上最接近，易于转化。中部在矛盾转化过程中也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此时有此时的中，彼时有彼时的中，此地有此地的中，彼地有彼地的中。中是随时空变换的，但始终是矛盾转化的重点和关键部位。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人们急于追赶潮流的心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谋略观尤为重要。
1、加速中等城市扩容
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其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我们应该在市场机制推动政府引导下，形成大、中、小结构合理配套完整的市场化体系。但是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结构扭曲，在668个城市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城市，还有数以万计的规模极不经济的小城镇。最缺少百万级的大城市。因而当前急需把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
城乡区域空间的中就是中等城市和城乡结合部的重点县级城市，把它们作为两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化的主要载体。特大城市量的扩张动力已经开始减弱，质量提升逐步加强，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日益强烈，并开始淘汰中档技术人才；大城市自我扩张的能力比较强，政府没有必要给予特别关注；而农区型小城镇和一般小城市积聚规模小，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周围农民进入这些小城镇大多只提供劳动力要素，缺少其他要素与之配套。小城镇主要是缺乏资本和技术人才，大多数人都离农不久，他们的组合，从文化到技能都可以说是近亲繁殖，形成城市文明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利用现有的城市文明吸引农民、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是明智的选择。无论农民进入多大规模的城市，只要能找到工作，政府都应该给予支持。
但从全局上政府应该看到，特大城市积压了越来越多的相对中、低档人才和无适当投向的相对剩余资金，小城镇对这些人才和资金没有吸引力。问题很明确，只有中等城市可以把农村和大、特大城市这两端剩余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中等城市已经积聚了相当的人气、市气，具有一定的辐射力吸纳力。相对大城市的中低档人才，到了中等城市，地位相对提高，可以获得比他们在大城市所能得到的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城乡两种要素在中等城市异地结合，产生新的生产力，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所以，当前中等城市扩容是当务之急。我们这里说的中等城市是指30到50万人口城市。首选的应该是距大城市超过2小时公路圈，周围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区。争取五到十年把3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为50多万，把5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为百万级城市。
为此，中央政府的地区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化的指导思想，不要再向大城市倾斜，不要去锦上添花，不要用财力支持大城市搞所谓率先现代化，过分超前建设，脱离两元结构的实际搞城市盆景；我们也不要片面强调小城镇，把小城镇看作中国实现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我们认为当前加速中等城市扩容，推动它们向大城市发展是见效最快的战略措施。
2、西部大开发不影响中部大发展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第二大任务是区域结构调整。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靠中部大发展来解决。中原决战、逐鹿中原的提法古已有之。从哲学、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看问题，中部、中原都是战略决战胜负的关节点，矛盾转化的关节点。现在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相当大，可以说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别，两大地区在经济上具有异质性。在当前不能对接不能由此及彼的直接过渡，必须要借助与两者接近的中介地带即中部地区的发展来带动两者矛盾的转化。我国的中部地区(从经济学意义上划分，成渝地区、汉中包括西安应该属于中部)是国家的主体部分，底色所在，国土资源、人口密度、人口素质、科技力量、文化底蕴，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我国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正是中部崛起大发展时期。中部起飞对东西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具有战略意义。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中央政府在此时提出西部大开发，并不是用西部大开发代替中部大发展，或抑制中部大发展；不是下跳棋，从东边一步跨到西部，不是把在东部的发展模式搬到西部。西部大开发是超越当前发展阶段的大时间跨度的战略部署，是为后代人负责，极具前瞻性的政治谋略。主要目标是民族团结、边境安全、生态保护。开发不同于发展。开发是外在机制推动，发展是内在机制推动。西部大开发主要靠中央财政投入，中部大发展主要靠市场融资。
中部不要希望中央给东部一样的特殊政策，中部是普区，普区要享受特殊政策，就等于没有特殊政策。只有开发才需要特殊政策，要特殊政策的开发是超常的发展。特殊政策的含金量是为了补偿超常的机会成本损失。有特殊功能，才能享受特殊政策。不给特殊政策不等于不重视。
以中为重，把中部看作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不是一种主观愿望，而是客观事实。一切经济要素流动积聚、重新组合的内在机制都是追求效益。东西部的经济要素到中部去组合效益最高。目前中部投资的机会成本比西部低，已被实践所证明。水往低处流资金向机会成本低处投，这是规律。中国当前的投资成本和地形一样，西高东低，资金、人才如水东流20多年，是规律使然。当东部的边际效益逐步降低，资金将逐步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流动。与其说流动，不如说逐步添满。象一个容器底部未满，怎么能到中部，中部未满，如何到上部?当前盈利性资金投到西部，少了，不顶用，或白白浪费了，多了，它会流回中部、东部。所以，中部不必担心西部大开发会和中部争投资。反而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在西部的投资会给中部开辟市场带来难得的机遇。历史将进一步证明西部大开发推动中部大发展。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到中国投资的实际重点在中部。中部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中部人应该有信心，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者应该心中有数。在大开发和大发展中给自己一个准确的时空和角色定位。
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限于东、中、西三大地区，各个区域内部都有东、中、西或南、中、北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中部，以中为重是普遍适用的。
3、大力发展服务行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第三大任务。工业是企业化的生产方式，其生产要素基本上已经市场化，而农业是小生产方式，其生产要素基本上没有市场化。这两者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不仅再生产规律不同，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素质差异也很大。这就要靠发展服务业、建筑业这些中间产业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为农业企业化创造条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政府什么事，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在起作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由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某些障碍，服务业这个中间性产业发育不良，是国民经济的短板，是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素重新组合的重要凝聚点。大力发展这个产业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工业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有机构成提高，机器设备代替工人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不但农业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工业也将提供越来越多剩余劳动力。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难题就是这些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经济发达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中间产业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其中服务业潜力和弹性最大。
现在一提到服务业人们就向往新兴服务业，好象传统服务业已经发育成熟甚至过时了。其实在我国恰恰是传统服务业发育不足。一方面许多人没事做，一方面许多事没人做。居民生活消费领域需要大量的服务，目前得不到满足，人们感到很不方便，服务费用高，社区服务业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第一、第二产业技术构成越高，劳动力素质越高，需要的服务越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更离不开传统服务业的支撑。不用说产前产后服务，仅就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服务就越来越多。围绕一个吃字，服务业可以吸纳的就业数量巨大，而且弹性很大。服务业发展的好，专业分工深化无止境，可容纳的劳动力是很多的。服务越好越细，费用越低，需求也就越多。
服务业的发展是和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同步的。目前我国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太大，许多城市的功能不健全，主要是服务功能不健全。发展服务业本是当务之急。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大城市在率先现代化的口号下，大搞形象工程，把居民生活离不开的一些中小服务网点一扫而光。城市是被打扮得十分漂亮，市长的名气也大了，但老百姓生活不方便了，消费成本高于，失业人口增加了，社会保障金更不足了。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为服务业发展扫清道路。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小农户是小而全的自供性很强的生产生活统一体，在农村发展服务业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政府指导得法，农村服务业还是大有可为的。农业的产前产后专业化服务搞得好可以对小农户起到变型和瓦解作用。目前的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不完全的，相当多的农民劳动力还不能完全脱离农业，是季节性的劳动力商品。如果农业的产前、产后和产中的某些环节逐步由专业化服务来代替，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就越来越多，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农民会越来越多。专业化服务的特点是成本低、技术高，社会化程度高。服务要求服务对象在时间空间上相对集中，这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4、我国当前亟缺的是中等技术人才
在国民经济发展任何的历史阶段上，高、中、低各级人才都是相对的，缺一不可。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组合结构。我国目前是两头大中间小，尤其缺少有专业资格认定的中等技术人才。国家为培养高科技人才向重点大学特别是清华、北大等少数大学投入大量资金，但毕业生大部分出国，大部分不归。原因何在?是这些人不爱国，忘恩负义?绝大多数不是这样。这些用高投入培养出来的高科技人才，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上，大多无用武之地。有些单位用了这些人才，高薪养起来，干中、低档的工作，造成人才的浪费；有些单位给的工资低于这些劳动力的价值，人才留不住。从整体上看我国的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和我们这个大国不相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和现实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实事求是地说是多了，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企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素质又过低。这些低素质的劳动力和高科技人才很难结合为现实生产力。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只有靠大力培养中等人才来解决。
我们的教育结构要下大决心进行大的调整，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财政教育资金向实用专业倾斜。为了适当延长教育期，减轻就业压力，提高人才素质，应该取消大专，力争普及大学教育。我们应该明确大学毕业生属于中等人才。大学毕业，取得专业资格认定方可就业，当技术工人。除力工外，有技术要求的工种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这样可以为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发展高科技打好基础。除少数专业外，大学毕业工作五年以上方可考研究生。目前硕士、博士数量偏多，质量在逐年下降，就业岗位和学历、专业不对号的也日益增加。目前不急需的高科技人才适当少培养一点，多培养一些各行各业实际上很需要的中等人才，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5、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扩大内需已经讲了三年之久；效果不甚明显。除了社会保障不到位之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重要原因。20多年里极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社会财富，据估计不到10％的人，集中了 60％以上的金融资产，基尼系数高达0．4左右。这样的分配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
如果我国的社会财富结构、社会资本结构不变，我国要想发展为经济繁荣的、政治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强国是不可能的。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目标是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使他们成为主体人群。这是扩大内需最有效的措施。不管如何调整，其实质内容都是在存量结构上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中切出一块分配给中等收入阶层，在增量结构上节制官僚买办资本。在具体操作上要力求稳妥，有理、有力、有节，给出路，防止资本外逃。
首先，尽快实行财产申报和遗产税制度。对财产来源不明的，一律没收。对已经转化为资本的财产，在国内投资的不再追究。
第二，清理土地批租以来的土地产权变更合同，没收通过倒卖土地获得的一切收入。用没收的这笔收入回收全部已批租的土地，不足部分用国库券支付。今后不应该再搞土地批租，而采取收年租的政策，随着城市扩容土地升值，逐步增加地租。把土地经营权始终保持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手中。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不能再生，土地资本始终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保值、增值最可靠最稳定的资本。我们有幸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使土地成为中国人民安身立命最可靠的保障，应该万分珍惜民主革命这一伟大遗产。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地租的流失是国有资产巨大的流失。
第三，加速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平等竞争。现在完全根绝权力资本化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应该在体制上、法律上、政策上尽量避免双重标准，不给钱权交易留有空隙。
在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队伍方面我们应该坚持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不能简单地通过再分配直接给某些人增加收入。我们认为只要采取了上述三条节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措施，在正常按要素分配的条件下，中等收入阶层的队伍就会逐步扩大。最有效的措施是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贫困人口。特别是当前我国内需不足，大量产品剩余、生产能力剩余，而相当多的工薪阶层收入偏低，消费不足，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明智的选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人认为会减少就业，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一种书生气的议论，形式逻辑推理。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提高消费率反而会增加就业。因为目前剩余的东西，不是人们满足了物质需要之后的真正的剩余，而是相对购买力不足的剩余。扩大了居民消费，促进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企业效益提高，自然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水涨船高，中等收入阶层的队伍就扩大了。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刚进入这个阶层的人群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极强，他们是扩大内需的主力军。
总而言之，我们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把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到中等城市扩容、中部地区发展、中间产业壮大、中等人才培养、中等收入阶层扩大等一系列矛盾转化的关节点上，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会保持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CDP年增长率再维持20年8％以上，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