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基于农业社会手工业制造的生产大国。根据Bairoch(1982)估计，1830年时，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达到近30%，居世界第一位，相当于英国的3.2倍，相当于美国的12.4倍，不过此时中国是以无数个基于家庭的手工业为主的传统制造业，之后她的这一地位很快就被基于现代企业的大工业的英国､美国所打破；到190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已经降至6.2%，其中现代制造业占GDP比重只有0.3%，手工业占GDP比重为7.7%，[1]从1913年有连续的统计数据开始中国进入前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后经历20世纪上半页持续的衰落，1953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降至2.3%达到历史最低点，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回升到2012年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正好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
这一百年的中国工业发展，既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经历几代发展战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世界四代工业革命在中国这一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迁过程的集中体现。本文从理解工业化定义入手，在梳理世界历代工业革命的特征与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百年工业发展四个阶段的变迁与战略。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如何抓住历史机遇､从世界工业革命的跟随者､创新者进而成为领导者的目标与战略。
一､工业化的不同定义
什么是工业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其著作中指出，工业化是一个“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包括了生产与人口的急剧增长；生产率本身的急剧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应的社会变革；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通讯运输的进步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增长等。[2]工业化一般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先后提出追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目标，都把工业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共识。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自然而然地成功发动工业化。
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传统农业占优势的中国，如何发动工业化?国家扮演什么角色?民间扮演什么角色?如何选择工业化道路?制定什么样的工业化目标?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这是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始终所面临并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不同的工业化理论，也会形成两种不同工业化道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一种是“苏联定义”和“苏联标准”。[4]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论述，世界上只有两种工业化，一种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就是先轻工业，再重工业；另一种是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就是重工业优先战略。
另一种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于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完成了《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博士论文的工业化理论和概念。他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5]张培刚把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工业化首要的和本质的特征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这是一个机械化过程，是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如果采用电脑等，就是信息化的过程。
第二，工业化的含义较为广泛，它包含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时代。
第三，工业化必然促进农业现代化，尽管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是减少的，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
张培刚首次将工业化的模式划分为三种方式或类型:第一是由个人或私人发展的“演进型”工业化，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第二是由政府发动的“革命型”工业化，如苏联；第三是由政府和私人共同发动的混合工业化，如德国､日本等。他认为，由政府发动的工业化比私人发动的工业化速度一定要高。[6]
应当说，第二种工业化模式还是比第一种模式发展要快得多，例如苏联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是典型的案例，在1945年之后的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发展，也再次显示了较高的速度，但也显示了较低的效率效益。第三种工业化模式比较成功，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德国的工业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也是混合工业化模式，先后取得了成功，称为“西德奇迹”､“日本奇迹”､“四小龙奇迹”，其中国有企业都扮演了“关键作用”。
显然，张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内涵和模式是一个经典的理论，远比苏联教科书要丰富得多､准确得多，更加适合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逐步实现工业化。
二､世界四次工业革命
根据200多年的现代工业化历史记录和历史轨迹，基于张培刚先生的工业化理论，特别是基要生产函数组合这一工业化的定义，本文提出“四次工业革命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50年到18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850年到1950年，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第四次工业革命暂时定为二十一世纪的上半叶，从时间的角度还没有特别严格的划分。事实上世界各国参与工业革命有“先”有“后”，譬如说英国就属于先行者，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国，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国，有“后”就是有跟随国。通过这个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依然是边缘化国，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好在我们80年代对外开放，我们才从落伍国､边缘化国成为这场信息革命的技术积极采用者､进口国､学习国和追赶国，又通过不断的本地创新，现在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创新国之一，或者说潜在创新国､领导国之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排序就是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以及其它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强调了大国主导的情况。
不同类型工业革命的发生，本质上是基于不同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的变化。回顾以往的三次工业革命，都出现了新的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如人口数量､组成以及地理分布的变化､所赖以发展的主要资源和能源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变化，以及企业家创新才能的培育，等等。[7]因此，要发动新的工业革命，就需要促进基要生产函数的改变，包括量变､部分质变和质变，先后形成四次工业革命，它们具有不同的重要特征。
根据张先生这一个理论，回溯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历史，可以从要素的角度，特别是现代要素的角度对四次工业革命做出界定。首先，我们的框架包括人口要素､经济总量､主导国､跟随国､主导产业､主要技术，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经济组织(企业组织和企业家创新，这也是张先生在讨论工业化谈到的重要要素)。此外，还包括能源要素以及利用资源的效率､消费方式､环境质量､碳排放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我们正是根据这些基本要素来划分四次工业革命，角度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而不是简单概念性的。
从1750年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三次工业革命都属于“黑色工业革命”，虽然也出现了一定的修正和调整，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基要生产函数的组合上，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从参与国家来看，前三次工业革命只有少数国家参与其中，而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参与。
其次，从主导产业和技术创新来看，伴随着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技术层面上不断革新，从基要生产函数来看，关键投入要素的组合也在不断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知识要素成为关键要素，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信息､知识要素而且绿色要素成为关键要素。
第三，在参与组织方面，将有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广泛参与到绿色工业革命之中，除了跨国公司､中小企业等传统经济组织之外，网络企业､虚拟公司等新兴组织形式参与其中，此外，许多非营利型的社会组织，也将在绿色工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从主要能源来看，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人类开发了煤炭､石油等“黑色能源”，并因此导致了严重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将从根本上促使能源结构发生重大改变，非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上升，化石能源比重迅速下降，同时，也会带来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广泛运用。
第五，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随着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得到开发和应用，同时在全球化市场的建立过程中，价格信息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日益显著，促进更多资源节约型技术的产生，对资源的利用效率逐渐上升。
第六，从消费方式来看，前三次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的“无节制”消费愈演愈烈，对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远远赶不上人类消费的急速扩张。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走向“自制”､“自省”的消费方式，实现适度消费､合理消费与绿色消费。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绿色工业革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次自觉的超越，其正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模式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改变人类从1750年以来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路线图，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脱钩”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本消耗间的“全面脱钩”､缩小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差距。
绿色工业革命的“脱钩”目标，就是要从前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只重视经济收益､忽视生态环境代价的“盲目创新”转型为“自觉创新”，主动回应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矛盾和危机，在未来的发展中尽量减少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消除经济发展与自然资产之间的对立性。
绿色工业革命的核心目标，首先是实现碳排放的“脱钩”，这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促使已有的“黑色”或“褐色”能源“绿化”，即采用能耗更低､更清洁的方式使用化石能源，使单位能耗的污染强度下降；二是促使化石能源的使用于经济产出之间“脱钩”，尽量减少化石能源在经济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三是促进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的大幅上升，并促进这类能源的利用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在碳排放“脱钩”的基础之上，绿色工业革命还需要促使生态资本相关要素的“全面脱钩”，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等。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在技术､制度､组织和物质资本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二步则是尽早达到各类资源使用的“峰值”，接着就能促进其出现下降，从而实现生态资本要素的“盈余”。
需要指出的是，从世界范围看，进入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还远未结束，反倒进入高峰期，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在一起，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从各国的实践看，越是在信息革命中领先的国家，越有可能成为绿色革命领先的国家。
三､中国工业发展道路
在工业文明时代，先后共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中国成为由西方主导､西方发动的工业化的边缘化者､落伍者､挨打者，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才成为追赶者。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对于西方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不但不清楚，更是不加理会，从而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边缘化者，也埋下了近代中国百年落伍､百年动荡､百年屈辱的祸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伍者，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被掠夺者､被动挨打者､被侵略者。中国一直是世界性工业化的落伍者，直到1949年之后大规模发动国家工业化，才成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开始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但还是西方工业国的追随者。直到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中国才开始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成功追赶者，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仍是落伍者，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跟随者､追赶者､积极参与者，进入21世纪头十年又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赢家和创新者。
进入21世纪，中国还成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超越者，充分利用了信息时代的战略机遇，强化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最大用户和生产者，与此同时，面对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率先发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革命)，成为创新者､引领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将首次成为绿色工业革命的发动者，绿色发展的引领者，绿色文明的构建者。21世纪中国的发展就是绿色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就是绿色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绿色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绿色的复兴，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就是绿色贡献。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是中国东方巨人之路:从边缘化到追随者，再到超越者，进而成为引领者。
1.前工业化发展(1913-1949)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一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张培刚，1984，第204页)。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尚未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不过也有一些工业化的成果，但规模有限”(费维恺，1990)。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一个相对较快的发展阶段，虽然工业总体规模仍然较小，仅占世界比重的3.1-3.6%(Bairoch，1982)但增长迅速:工业生产指数从1913年的15.6上升到1936年的122.0，增长了近8倍，平均增长率高达9.3%(见图1)。
辛亥革命之后，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政策的放宽以及利于民间投资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激励出现，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中国的生存压力和市场空间变得相对宽松，其结果就是中小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资本总额不断扩大。民国政府虽然没有整体的工业化战略，但至少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经济特别是民办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基本体现为自发的进口替代战略。与北洋政府时期不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相对统一的中央政权，并且“逐渐成为一个不仅对发展经济很有兴趣而且也有能力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指导和管理的政府”(波斯坦，2003)。[8]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政府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如果没有被抗日战争打断，中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应当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这一时期的工业化程度还远未能成功地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其工业化仍然还是一个农业国试图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前奏。然而，中国工业化所必需的重要条件，一是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国家，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充分调动资源的中央政府，二是拥有完整的并能保证实施的工业化计划(郭庆等，1991年，第9页)，此时并不完全具备。只有到1949年之后，大规模推进工业化才成为可能。
中国基本上还属于私人发动类型，政府有计划没能力，同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排挤和侵略，是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扩散(主要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城市)的过程，[9]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侵华的工业化基地(主要是指东北地区)的过程，[10]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命脉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日本帝国侵略者手中。官僚资本依附于外国资本，而民族资本无力竞争､十分弱小。
直到1949年，中国工业发展总共才积累了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的固定资产，年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在国民收入中，工业只占12.6%。[11]其中，1949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仍十分弱小，整个资本也只有20.08亿人民币(1952年价格)，约12.3万户工业企业，164万职工。[12]
2.第一代工业发展(1949-1977)
新中国成立之时，现代经济包括现代制造业在内仅占GDP的10.4%，其中现代制造业占GDP比重为4.3%，手工业占GDP比重为7.4%，高于前者。中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一穷二白”的传统农业､传统手工业､传统运输业和商业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中国准备发动工业化时，刘少奇曾设想“农､轻､重”的工业化发展排序及路径。[13]由于爆发了朝鲜战争，直接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对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很快就形成了“重､轻､农”为序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4]中国工业化学习苏联重工业化模式，反映了所谓的“莫斯科共识”的影响。[15]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也解放思想，破除“苏联迷信”，独立自主探索，但是在封闭条件下，一直没能突破“苏联模式”，只是进行部分修正，形成了第一代工业发展模式。
第一代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从工业和其它产业的关系来看，是工业优先､重工业优先。这一工业化模式还采取了“不平衡增长”发展策略，集中资金与国家优势力量发展一部分工业(主要是重工业)，利用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其他工业的投资和增长。同时，毛泽东也力图突破苏联式的片面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提出“两条腿走路”､“同时并举”的思路。他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对外关系来看。1959年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路线。从发展目标看，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提出了花50-60年时间追赶美国的强国目标。1964年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其中也包括工业化现代化目标。从发展路径看，实施赶超战略。1964年毛泽东提出跨越式发展工业化的重要思路。从工业化主体来看，由国家发动工业化，排斥私人(民间资本和个体经济)参与工业化，实行相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一代工业化的目标是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正式发动国家工业化，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作为世界性现代工业化的落伍者和后发国家开始大规模发动国家工业化，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为目标，追赶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到1977年时中国如期实现了第一代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工业进入高增长时期，工业比重迅速提高，为改革以后成为制造业大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第二代工业发展(1978-2000)
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
中国的工业化在改革开发以后开始从“国家工业化”转向“混合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国家工业化转向混合工业化或全社会工业化，即政府和私人共同发动工业化。一方面改革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抓大放小”，“小规模私有化”､“局部私有化”，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继续高增长､大发展，但是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大规模私有化(民营化､非国有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来源､新成分､新机制，非国有企业工业比重大幅度上升。可以形象地讲，是从“一条腿走路”转向“两条腿走路”。
城乡共同驱动的工业化。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主要是城市工业化，在大跃进时期曾经发动了农村工业化，但是因“大跃进”的失败而失败；第二次是1970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第二次农村工业化，应该算比较成功的，也为改革开放第三次发动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最大规模的就是1978年之后乡镇工业化的发展。农民不再被排斥在工业化的大门之外，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来。这一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工业化与城镇化。
中国的工业化从封闭条件走向开放条件，从而加入全球的经济发展进程。从贸易的角度看，中国的工业化也经历了从初级产品为主转向制造业为主；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进一步转向扩大内需与出口双轮驱动，并以国内需求为主。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估计，198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到3.5%，已经进入世界工业大国行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到200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8%，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工业生产大国(排在美国､德国､日本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位于世界前列，制成品出口位居世界前列。
4.第三代工业发展(2000-)
早在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就开始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这是以信息和通讯技术(ICT)为代表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化成为了再次推动产业革命的一次技术创新，由此带来的将是新一轮工业化的机遇与挑战。高技术产业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第三代工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与美国的信息用户差距迅速缩小，不仅实现了快速追赶，还实现了大幅度超越美国用户，成为世界最大的ICT用户国､生产国､出口国，快速成长为全球信息化技术创新国。这表明，越是新技术，在初期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就越大；但是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巨型市场优势､国家政治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和快速追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从跟随者､追赶者､超越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加速赶超，迅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到2009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出已经占到世界的25.9%，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从工业实物量来看，中国早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0年在500种工业产品中，中国已经有28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到2011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都已经超过美国，可以说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业第一大国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结束了美国一百多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历史，开启了中国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新未来，也许将会延续下一个25年､50年甚至100年，除非中国的工业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被下一个未知的竞争者所取代。
三､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变迁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作为工业化的落伍者､后来者和追赶者，经历了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跨越式的发展过程，从“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现在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第一大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第一大国､工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从1953年中国开始正式发动国家工业化算起，六十多年来先后经历了不同工业发展时期，相继发动和推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又率先发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从“一化”(工业化)驱动，到“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驱动，再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驱动，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是先学习､模仿，引进创新､追赶，集成创新､并驾齐驱，自主创新直到超越的历史过程，因此也就先后采取了工业发展战略的不同版本，不断升级换代。(见表1)
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中国进入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属于国家工业化战略(1.0版本)，总体上参照苏联模式，通过国家强制发动工业化，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目标，实施赶超战略，力图跨越式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质上是同时发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混合工业化战略(2.0版本)，打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速工业化因素向农村地区扩散，也强化了与城镇的国有企业竞争，先是允许个体户发展，后是大力发展私人企业，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直接投资(FDI)，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和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形成了特有的混合型工业化局面。实质上是同时实现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3.0版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6]这是“两化”(指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实质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融合。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四化同步”的思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7]这是“四化”相融合，实质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融合､互动和同步发展，不仅走在信息工业革命的前列，还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从这个角度看，它仍属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3.0版本。
四､实施新型绿色工业发展战略
中国工业发展之路是“挑战—应战”之路，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是面对不同的机遇和挑战，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调适。面向未来，全球正进入绿色工业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着从内生发展到全球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
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就是绿色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旨在充分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时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战略根本上是“三化”融合，即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三化相互驱动，深度融合，而这“三化”又都是基于并促进中国工业发展的全球化。这一战略构想以发动和引领绿色工业革命为核心目标，以更加注重原始创新的全面创新为基本途径，以工业发展的全球布局和全球竞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绿色工业战略。绿色化是竞争力，信息化是驱动力，全球化是新台阶。
具体有以下含义:
新型绿色工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科学发展观。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2012年，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21]
新型绿色工业发展战略是超越西方工业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方面既不能违背传统工业化的一般规律，逾越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又要跟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就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并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进入21世纪，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所谓的绿色工业革命来临了。它的本质就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地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甚至下降。现正处于这一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和机遇期，是不易的､也是万幸的。中国要超越西方传统的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的发动者､创新者､领导者。
新型绿色工业发展战略目标是实现绿色工业化。共分两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基本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工业第一大国(占世界工业产出1/5以上)，创新(发明专利)第二大国；基本实现新型信息化，信息化第一大国，在绿色工业化取得领先地位。第二步，到2030年，成为世界服务业第一大国，创新(发明专利)第一大国，工业第一强国(占世界工业产出1/4以上)；成为绿色工业制造强国､绿色能源强国，基本实现绿色工业化。
具体的目标还包括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做高(高附加值)､做绿中国工业，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专业化的设计。但需要强调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实现工业增长和资源消耗､化石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全面脱钩。
新型绿色工业发展战略重点将是:更加注重全球竞争，更加注重绿色发展，更加注重主导引领，更加注重原始创新､自主创新。
五､小结:从落伍者､追赶者到超越者
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不同的基要生产函数会形成不同的工业革命。从过去250多年的世界性工业化的历史看，至少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蒸汽工业革命；铁路､石油､电气工业革命；信息通讯工业革命。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绿色现代化的潮流。
工业兴，国家兴；工业强，国家强。反之亦然。从世界四次工业革命的国际背景看中国工业发展之路，中国是作为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选择和结果: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成为边缘化者､落伍者，这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急剧衰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再次成为边缘化者､落伍者，还成为挨打者､被掠夺者；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才正式发动了工业化，成为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迅速追赶者；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积极参与者，这促进了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时期，中国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者，发动者，这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工业发展之路，既充分借鉴了人类工业化的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绿色工业化的生态文明。作为东方巨人的中国，她的工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大踏步，也越来越协调，越来越有力，中国的工业发展之路也越走越宽，不仅要实现“历史性追赶”，还要实现“历史性超越”。
今后新型绿色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两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基本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世界工业第一大国(占世界工业产出1/5以上)；第二步，到2030年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成为世界服务业第一大国，创新(发明专利)第一大国，工业第一强国(占世界工业产出1/4以上)，成为绿色工业制造强国､绿色能源强国，基本实现绿色工业化。
注释:
[1]我们是根据麦迪森提供的1890年和1913年数据估算的。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52页，表2.5。
[2]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文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3]魏礼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92页。
[4]这主要反映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1952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三个基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一理论体系对我国政治界､理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赵晓雷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5]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出版，1988年重版，第70～71页。
[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1949)》，中文版，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7]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1949)》，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8]在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建设大纲草案》中规定“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杨德才，2004)。
[9]193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中，有67%来自于本国公司，其余来自于外资控股公司。1936年，外资企业占棉纺织业中的48%的纱锭，56%的织布机，占航运业55%的总吨位。1937年，外资拥有铁路历程的近1/3总长度，一半左右的煤炭产量。1933年，外国银行占金融业增加值的1/3。在20世纪30年代，大约有46%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上海地区，36%集中在东北地区，剩下的18%分布在其它地区。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10]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主要在东北的煤炭､金属矿产和制造业领域进行投资。从1929年至1941年，现代制造业的增加值翻了4倍以上，采矿业增加值翻了3倍。据刘和叶(LiuandYeh，1965，428)的估计，1933年的满洲地区生产了中国工厂工业总产量的14%，到1941年则可能已经上升到了1/3，而在1945年时可能已占全国制造业产量的一半。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11]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2]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创建(1945-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3页。
[13]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4]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173页。
[15]“莫斯科共识”，推崇的工业化模式不只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而且还是一个“大推进”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旨在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迅速实现工业化。其特征就在于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投资策略，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索取农业剩余，剥夺农民利益。
[16][2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1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18]周恩来:《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19]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
[21]《胡锦涛强调:着力提高我国工业发展质量效益努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新华网，北京，2012年5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