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经济形势突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重要原材料和运输价格大幅跌落，各国实体经济和贸易大幅下降，而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危机如同一次全球大考，也是各国应对危机体制的一次重大检验。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它不仅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十分重要。本文透过中国与其他国家应对危机措施与结果的基本经验，分析了中国内在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
一、中国应对之策:中国新政
(一)中国迅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高效的宏观经济决策机制:首先，每年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确定下一年经济发展方针和主要目标；其次，每年3月召开“两会”，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批准当年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政策。并且通过稳健性决策、适应性管理、灵活性调整，不断对决策进行调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2008年11月5日，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第3季度经济增长从上半年的9.9%迅速下降至7.2%的严峻形势，决定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中国率先在世界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入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之后明确判断:“2009年可能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蕴含重大机遇的一年”。胡锦涛总书记对国际经济形势做出基本判断: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变。他提出了关于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要求，其基本目标是: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保民生作为保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时也要稳定外需。
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2009年的宏观经济目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6%以内；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4%左右；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今年的政府工作，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政府)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拟新增1.18万亿元，实行结构性减税，扩大国内需求；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确立了四大基本原则: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同年5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总规模4万亿元的“一揽子”政府投资构成。
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实现“保证8%GDP增长率”的目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进一步优化工业经济结构，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包括: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船舶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物流业、有色金属业和新能源业。后来又提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林业振兴计划，现在还在着手提出节能环保产业振兴计划。
面对突发性的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决策果断，投入力度大，执行能力强，逆势而上，率先在全球推出“中国新政”，推出总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的扩大内需计划。为此，国家扩大财政赤字，扩大发行国债规模，从而也带动了“全球新政”。从内部条件看，中国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虽然中国不会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是中国将会“独树一帜”，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温家宝，2009)。这也给了全国乃至世界更大的信心，诚如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所言:这一揽子计划将有效地提振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提出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形势下，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预期。
(二)以“四万亿”撬动“五十万亿”
可以看出，中国新政具有“中国特色”，它是以政府投资为导向，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带动了全社会的投资。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2.5万亿元，2010年为27.8万亿元，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到50.3万亿元，相当于7.7万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新政投资。不过，政府的4万亿元在整个50.3万亿元中仅占7.95%，主要集中在以民生为主的公共服务消费、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公共投资领域；用4万亿元政府投资来撬动和带动的46.3万亿元非政府的社会投资，主要提供私人产品、私人服务。这两类产品和服务性质不同，提供或生产主体不同，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不是挤出效应，而是互动效应。
从政府投资方向来看，重点锁定在关注民生、关注“三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同时，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本届政府执政理念的延伸和深化，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4万亿投资的具体构成比例是:民生工程占投资的44%，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事业投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占23%，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占16%；汶川地震的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占14%；其他公共支出占3%；在扩大内需的中央投资中，用于民生工程的投资占比超过50%，同比大幅增长。在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仍旧纠结于经济增长、财政赤字与高失业率的当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根据2011年3月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指标。在22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量化指标中，除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个指标没有完成之外，其余19个指标均完成或提前完成。
二、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大变化
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重创，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欧盟、美国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上升为世界第二位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GDP差距(汇率法)迅速缩小，由2006年的4.94倍缩小至2009年的2.95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GDP差距也迅速缩小，由2006年的1.6倍缩小至2008年的1.1倍，2009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日本(见表1)。若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根据Maddison提供的最新数据，2008年美国的GDP仅比中国高出6.5%，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为-2.6%，2010年为2.9%，而中国均超过9%，再考虑到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的时候增长率按照7.7%的方法计算，那么2009年中国GDP(ppp)已经超过了美国。
(二)中国制造业上升为世界第二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0年国际工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按2000年美元价格计算，2007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总值中份额达到11.24%，排在美国(为23.85%)和日本(为16.50%)之后，到了2009年，中国的比重上升至15.6%，超过日本(为15.4%)，居美国(为19%)之后。OECD报告预测，根据目前的趋势，中国制造业产出很可能在今后的五年至七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国(OECD，2010)。
(三)中国进出口贸易上升为世界第二位
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9727.6亿美元，2001年为5096.5亿美元，2010年比2001年增长4.8倍，从全球第6跃居全球第2大贸易国。其中，出口增长4.9倍，从全球第6跃居全球第1大出口国；进口增长4.7倍，从全球第6跃居全球第2大进口国。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达2868亿美元，2001年为719亿美元，2009年比2001年增长3倍，位居世界第五位，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位居世界第5位和第4位。
(四)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跃居世界第四位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位。自2005年以来，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率36.5%，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在迅速缩小。与日本之间的相对差距明显缩小，从2005年的10.24倍缩小到2010年的2.61倍，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从2005年的18.40倍缩小到2010年的3.64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1年2月9日)报告，2010年国际专利申请数比2009年增加了4.8%，来自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增长了56.2%，总数达12339件，超越韩国，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由排名第十位跃居第四位。
三、中国内在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
关于中国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一个“大脑”
所谓一个“大脑”，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能力(王绍光、胡鞍钢，1993:3)。由于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同，在同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大为不同的。从中国情况来看:
第一，高效率的国家决策能力。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关于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批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全国人大会议正式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在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不断出台政策鼓励和扩大消费需求，有效挖掘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补充出口贸易减少带来的损失。中国不是危机发生国，而是危机影响国，还赶在美国之前出台政策，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从而带动了全球的投资新政。这些新政包括由从紧的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相对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属于挑战、应战类型国，“化危为机，危中求机”(胡锦涛，2009)，一方面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注重从变化的形式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在危机中争取机会和机遇。
第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在应对危机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密切跟踪形势、及时反馈，建立经济形势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舆情跟踪监测，并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的告民以实情，最大限度的组织动员社会各种力量，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日益增强的国家财政能力。1998年第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11.7%，2008年超过了20%，并且财政赤字仅占GDP的0.4%，远低于世界其它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中国在世界上拥有骄人的财政状况。2008年下半年，中国出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鉴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较许多OECD国家更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这次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无论是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明显大于许多OECD国家做出的财政反应(OECD，2010)。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能力使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支出目标，并通过对企业进行减税等减轻企业负担，创造更多就业，将来可能还要进一步扩大减税的范围及带动的效果。
第四，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即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能力。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中国给予了弱势群体大量的补助，支持在相关领域进行的或需要进行的社会改革，包括教育、福利援助、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更多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在教育方面)能够提高生产力，和缩小收入差距(OECD，2010)。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已经从“先富论”阶段进入了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阶段，特别是共同分享，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果一定要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
(二)中国的“两只手”机制
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改革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是从“一只手”到“两只手”(温家宝，2008)。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是指28个经济转型国家都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可以称之为从“一只手”到“另外一只手”。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是从“一只手”到“两只手”，从计划之手到计划和市场、有形和无形之手。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辅相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不能少，而且两只手都要硬(温家宝，2008)。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迅速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扩大即期需求。“十二五”规划就是一个运用“两只手”的典型规划，经济指标的比重只有12.5%，且大都是预期性指标，而非经济指标提高到87.5%，涉及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以及环境、资源的指标相当部分是约束性指标，强化政府的责任。中国坚持尊重市场规律，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既着力弥补市场失灵，又注重激发市场活力，同时运用“两只手”，“两只手”都要硬。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这也是中国成功秘密之所在。
(三)中国的“两条腿”走路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世界各国经济实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国企业也未能“独善其身”，但中国经济在2008年四季度小幅下降后，迅速企稳回升离不开“两条腿”走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一条基本经济制度被确定下来，非国有企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条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相辅相成，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主体和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力，在对国家经济政策的执行中，更为坚定，更为有力，充分发挥了对经济的主导作用。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2.63万亿元，年均增长20.8%；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年均增长19%。2008年上述指标中，我国国有企业只有利润总额一项出现16.0%的下降，但仍实现大额盈利，2009年迅速回到上升趋势。非国有制经济作为国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在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已经由1998年的50.4%，上升为2009年的73.35%，所占比例不断扩大，已经逐步成为我国工业产出的主要来源和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金融危机之时，非国有企业更多的发展了灵活性和机动性，因势而动、因时而动。2008年，非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所占比例由70.5%上升到71.6%，成为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中国的“两个积极性”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就在于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地区的影响大为不同，同时中国也具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优势。发挥“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创造性、积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央领导人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地方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有效地帮助和指导各地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地方各级政府坚持从大局出发、贯彻中央各项决策和部署，因地制宜，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形成了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过去的几年，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由2008年的2.3万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3.2万亿元，净增加9405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央财政收入新增量的96.0%；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由2008年的68.3%提高到2010年的76.2%，表现为“国家投资，地方办事”。国家的公共投资最重要的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像大江大河的治理、高速铁路、港口建设等跨区域性投资，地方政府投资越来越多的是其他公共服务项目。例如灾后重建，是国家决策，国家支持，包括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地方主导，特别是省级政府作为总负责，市、县级政府作为具体实施主体；人民广泛参与；市场驱动；社会捐赠；对口支援；争取国际合作等。目前，两年的建设已经大大超过震前水平。中央和地方逐渐形成激励相容、互利共赢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既是受益者，也是主要的参与者。
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对中国最大的检验，也是最大的考验。成功应对危机表明，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实实在在的，的确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每几年(即五年)一个台阶，每十年一步，而且每个台阶比上一个台阶高得多，每一步又比上一步大得多，我们称之为渐进性与累积性现代化路线图。1980～2010年期间，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既创造了长达30年的9.8%的增长记录，也是唯一未出现经济负增长的经济体。像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曾出现过负增长。这表明:第一，中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惯性；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没有衰竭，打破了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随经济规模增长而增长率逐步下降的现象。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地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美国却不具有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它变得更加刚性(Francis Fukuyama，2011)。在事实面前，这是他对20年前发表的《历史的终结》的部分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中国属于典型的“挑战—应战”，“化危为机(遇)”的模式，充分利用危机，有效利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恰恰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贸易和科技版图。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而且还极大地增强了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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