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19世纪，西欧工业化所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批评。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扩展，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以及一些国家工业集中地区环境的过度破坏，使得世界各地要求节约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人甚至认为，只有“零增长”，才能将人类经济活动控制在资源和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但事实是，迄今为止，世界大多数国家仍然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路线推进工业化，这就必然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约束。
一、工业化时期的资源约束问题
工业化的技术实质是对自然资源更高效率的开发利用。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人类社会不仅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工业化和工业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工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高速增长并成为主导产业，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社会观念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工业生产及其效率追求在技术上的体现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更大规模和更广泛的开发利用。
事实告诉我们，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很大差别。但不论哪个国家，只要走工业化道路，工业生产就要消耗自然资源。那么，对于自然资源稀缺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资源的认识。
自然物质之所以区分为“资源”和“废物”，根本上取决于技术水平与工业需求规模。任何一种物质，如果在现有的工业技术条件和水平上可以得到大规模利用，就是现实中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工业技术能力，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都不是“资源”；而只要工业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地球上甚至太空中的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工业开发利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并不会走到资源枯竭的尽头。
但现实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工业技术水平总是有限的，因而自然物质被区分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暂不能利用的“废物”。在工业化过程中，尽管越来越多的废物在变为资源，但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总是稀缺的。特别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巨大需求，使得某些资源的供应严重短缺，表现为价格的大幅上涨，致使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成为对工业活动的本质要求。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走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化是人类解决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只有推动技术进步，才能使新资源不间断地进入工业活动，并将资源利用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进而奠定环境保护与优化的经济技术基础。可以说，工业化既创造着资源，又面临着资源约束，并以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解决着人类发展中的资源瓶颈问题。
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
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样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源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条件。说到底，工业化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不是资源投入的数量，而是有多大的技术能力使得地球物质更多地成为资源。一个国家即使资源再丰富，如果选择单纯依赖资源的工业增长道路，也是没有出路的。特别是，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没有人认为中国工业化可以长久地走依赖自然资源优势的道路。现阶段，在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工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比资源更具根本性意义。
事实是，现阶段的中国工业化与资源约束的复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全球化规则的不彻底性所产生的特殊矛盾。毕竟，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程。特别是中国工业化面对的是“跛足”的或者说是有缺陷的经济全球化规则：只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而技术转移受限，特别是移民严格受限。因此，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13亿中国人很难顺畅地通过经济全球化机制来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
因此，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性质可以概括为：一方面，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必须经历的各主要阶段，也很难完全另辟蹊径，更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规则，总体上仍须遵循世界工业化的客观规律持续推进；另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晚，工业化进程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条件和特征。因此，必须以更有效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创新来应对资源约束问题。
实际上，任何工业生产活动的实质都是实现物质形态的转化，即将一定形态的物质（资源）转化为另外形态的物质（产品）。因此，工业化的基本逻辑就是以高效率开发利用资源的方式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与传统农业相比，工业是一种更加节约土地、水等资源的生产方式，它可以将对传统农业毫无用处的物质大规模地进行“变废为宝”，成为可贵的资源。例如，工业技术曾使煤炭、原油、矿石等从无用之物变为具有多用途的宝贵资源。因此，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以更高效率的工业开发和利用方式来解决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来实现工业文明的成就，而决不能用放弃工业化即放弃工业文明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
今天，中国已经站在工业化进程的新起点上。处于工业化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经过的道路是绕不过去的，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逾越不了的。因此，解决资源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必须是积极进取，而决不能消极回避。这就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基本现实。只有面对和认识现实，并科学地应对挑战，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出路。特别是未来10—20年是中国推进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决不能错失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战略机遇。
三、走更节约、更精致、更清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只有60多个完成了工业化而进入了工业社会，整个世界总体上尚未走过工业化阶段。尽管人们在谈论化石能源时代的终结，但事实上世界仍处于化石能源时代的巅峰时期，即使是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房地产、汽车制造、航空制造、石油工业等传统产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同时，整个世界业已进入了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崛起时期。在传统产业与新经济相互交织的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必须谋求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全方位发展。
因此，在现阶段，中国没有所谓的“夕阳产业”，中国的产业发展仍具有消耗大量化石能源的特征。这必然带来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物质，随着使用会逐渐减少；二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过程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形成节能和环保的技术创新机制。
由于经济规模大，中国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工业发展只能是一个消耗资源与加大环境成本的过程。国内外许多机构与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对更高效率地使用资源，包括对世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都做出了重大的积极贡献。近年来，在面临日趋严重的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工业化所遵循的效率原则更突出地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上。同时，中国工业化也更迫切地需要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上获得重大突破，以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除此之外，全面提高工业生产的精致化和清洁化也是重要途径。精致化和清洁化的工业生产，体现了更发达的工业技术、更合理的工业结构和更先进的工业文明，具有更高效利用资源的显著效果。
总之，走更节约、更精致、更清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工业化应对资源约束的可行路径。可以预见，沿着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将对世界工业化的资源技术路线的优化做出历史性贡献。
四、实现能源替代的可行路径
从目前看，包括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内，中国工业将以显著快于世界平均的速度向更有效利用资源和更清洁的方向升级。同时，中国的能源替代进程（新能源开发）也将以显著高于世界平均的速度发展。但是，必须认识到，新能源开发本身依赖于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崛起更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支撑。因此，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工业发展中两个并行不悖的客观趋势。
当前，由于世界仍处于化石能源的巅峰时期，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仍然是最经济、易得和安全的能源，还有相当一段可开发利用的时期。近期以来，尽管研究替代能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化石能源短缺越来越明显，但真正实现能源替代的历史变迁，却是一个非常艰巨并充满矛盾的过程。因此，我国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发展新能源必须跨越两道门槛。其一，实现“能源净收益”为正，即生产出来的新能源要大于为此而消耗掉的化石能源及其他资源。其二，接近并最终超越化石能源的经济效率，即新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更低。在跨越第一道门槛之前，新能源开发是得不偿失的；而在跨越了第一道门槛而未跨过第二道门槛之前，新能源产业是缺乏竞争力的。因此，为了促进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国家应以补贴等政策进行必要的扶持。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加大监督力度，避免由此诱发的政策性寻租行为，从而导致实质性技术创新不足而虚耗社会资源。
第二，发展新能源必须着力于核心技术进步。迄今为止，新能源的许多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技术路径问题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技术支撑就进行盲目投资，风险很大。在新能源开发利用领域，只有真正掌握了最先进有效的技术，才能获得能源替代的实质效果，也才能避免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当前，尤其要警惕发生核心技术缺乏、市场需求不确定而投资扩张过快的问题，这有可能会破坏实现实质性核心技术进步的市场条件，误导能源替代的技术路线方向。
第三，发展新能源必须建立合理承担成本的激励约束机制。能源替代是一个必须付出巨大成本并具有较高投资风险的艰苦过程，新能源开发必须以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基础，并以合理的成本承担（分担）体制为保障。特别是，能源替代的技术创新具有非常高的效益外溢性，如果没有合理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就难以实现能源替代的实质性技术进步，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行为扭曲和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