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上，“高速增长”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统计上也较容易把握和核算（尽管也有不少技术难点）。而关于“高质量发展”，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把握的概念，如何进行“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核算更是一个崭新的复杂课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讨论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
一、“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之，即假定较高价格产品的质量高于较低价格产品的质量，即所谓“优质优价”，可以称之为“质—价”对称性假定。但是，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特别是当大规模生产和供应导致“大众消费”时，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往往成为理论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例如，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价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此时，产品质量与价格之间不仅没有正相关性，反而是负相关的，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价”对称性。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时代实际上是普遍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也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但经济学却对其似乎视而不见，而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经济学知难而退，关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即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避之唯恐不及，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按此方向发展，经济学似乎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的经济关系都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这样，同使用价值相关的所有变量都有意无意地被“抽象”而归之为交换价值量，也就不再可能有质量含义。所以，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为此，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即具象的使用价值特征），只能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同的产品，即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和计量困难了。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经济学家往往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不愿深入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家们当然不是不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亚当·斯密（1983）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质量关注性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关系“反转”现象，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而使用价值之根———质量———也就退居次位，甚至被严重忽视。
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不知道人的实际动机并非仅仅为了自利，他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动机总是很复杂的。经济学家马歇尔（1983）承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考虑了。”但是，他也明确地说：“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而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货币———来衡量为限。”虽然他也承认“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但仍然认为“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可见，经济学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经济学所进行的“抽象”和“假设”，只以研究货币可以衡量的现象和关系为限。这种独眼看世界的方法是相当“冒险”的，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马歇尔指出，经济学千万不能忘记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并指出：“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但这样却使他们不断地为人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引起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也就是说，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能“抽象掉”使用价值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可无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必须要留在经济学家心中，但经济学对如何处理使用价值又无从下手。如果引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会显得很“笨拙”、不精确，就好像是持枪射击闭上一只眼比睁着两只眼似乎可以瞄得更准；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这是经济学自始至今的一个“命门”性难题。
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怎样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和关切都不可偏废。在经济活动的本真意义上，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这也是经济活动的原初本真性。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基因”。按照他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求方。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代表交换价值量的货币，而需求方的直接目的则是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有用产品。而且，参与交换的主体都会递次居于供方和需方的地位，以达成获取使用价值的最终目的。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W—G—W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此时，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而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即成为G—W—G′。此时，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的增殖。此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重要性“退居二线”并间接化了，即只是在能够有助于或者不妨碍交换经济即货币量增殖的前提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才是重要的。极而言之，如果有可能采取完全不涉及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即实现货币量增殖，那不是更好吗？货币如果能够自行增殖，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而如果能够不要（或省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殖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金碚，2017a）。
当然，在此情形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受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情况可以称为交换对质量的合意性要求，即必须能够满足购买者对于使用价值质量的需要，否则使用价值就发挥不了获取交换价值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很显然，质量合意性决定质量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
从关于商品质量的上述含义看，所谓商品质量首先当然关系到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一般来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产品质量也越高，其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也越强。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商品质量也绝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在经济学意义上，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如果物质技术特性超过实际需要并且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则被认为是“质量多余”，例如，如果以高成本方式生产能够穿100年而不损坏的鞋，就是不经济的行为，属于质量多余，而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
总之，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所谓“需要”是很复杂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增进变化的。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
如上所述，当讨论增长和发展的质量时，这一概念就具有了强烈的动态含义。现实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进行的，作为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社会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及状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以其不同的质态相区别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其最突出特征。进入新时代，这样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分析，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质态有何异同？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又如何呢？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含义首先都是社会所生产和消费的有用产品的增加，也就是说，其经济学含义都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交换价值并无使用价值，从根本上说不是理性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获得使用价值的手段或工具。但是，由于各种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难以进行一致性计量和加总，所以经济学研究中不得不以货币作为一致性计量的核算单位。例如，GDP及其增长的真实含义是一国（或地区）所生产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总量及其增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以货币单位核算的使用价值量及其增长，也就是说，GDP的实质是一个使用价值量，但不得不以交换价值（货币）量来刻画和表达。从技术上说，进行这样的替代，是假定产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具有量的正相关性，所以，交换价值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使用价值量（可以称之为“量—质对称”）。当然，由于真正想要计量的是使用价值量而不是交换价值量，所以核算统计中往往采用的是“不变价格”以至“购买力平价”这类非现价统计指标，以尽可能剔除交换价值变动（名义价格变动）或国际差异（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因货币汇率而发生的偏差）所导致的对使用价值真实量的计量偏离（金碚，2016）。
除了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增长的上述本质相关性之外，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高速增长阶段，一方面，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不足上。当时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生产力”。为了摆脱落后，必须加快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劲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关系中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GDP等，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在这一发展阶段，整个国家表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而且对物质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或趋向于对货币的强烈欲望。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现代经济的货币体系以信用货币为主体，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往往蜕变为非理性地追求货币数字的疯狂游戏，导致产生所谓“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现象。不过，我们绝不要诅咒，而是要看到，那毕竟是一个取得了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时代，整个社会和国家由此而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富裕了，强盛了。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扩张，GDP从占世界不足5%，迅速提升为15%以上，并且将继续增长，按（以汇率计算的）GDP总量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毫无悬念地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据一些国际机构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人的形象从“穷人”变成了“有钱人”，在世界各国眼中，今天的中国“真有钱”！但是，不能忘记“钱”的性质是什么？也不能将“有钱”同经济发达划等号。
当度过了这个令人兴奋的高速度增长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并日益显现出来。十多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时，人们不禁产生新的困惑：为了经济高速增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产生了许多矛盾，“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经济增长吗”？我们是否因疯狂追求物质财富甚至是虚拟的货币数字，而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本真目标了？高速增长完全等同于实实在在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吗？简言之，当经济增长的量的不足即“落后”问题基本解决后，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凸显出来。而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真实经济的结构上。而所谓经济结构，从经济理论上看，实际上就是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层面，即供给侧现象。当然，需求侧也有结构性问题，而真实需求的结构问题实际上也是与使用价值相关的现象，即对质量的要求。
因此，从市场经济的商品二重性角度观察，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于以交换经济（货币单位）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当然，这也绝不是说，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交换价值就不重要了。以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收入、利润、财富、GDP等仍然是重要指标，关系到经济是否或能否有效运行并取得进步。但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
正是由于上述客观现实变化，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本真复兴时代。“人类发展的本真复兴，实质上就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目标的契合。也就是要不失经济发展的本质目的，并以工具理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达成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这才能使人类发展回归其本真理性的轨道。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天人类发展仍然处于‘蒙昧’时代，尚未实现本真理性的主导，因而必须进行第二次启蒙，以实现其本真复兴”（金碚，2017b）。如果说在政治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在经济上则要“不失本真，勿忘质量”。也就是说，当中国历经百年奋斗，终于甩掉了“落后的生产力”帽子，进入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使用价值侧的不断进步，即经济状态的质量面的日益改善。这也就是经济工作要转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根本原因。
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质态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是其现实背景。因此，经济学的发展沿着工具理性主导的方向发展，并且很大程度上基于物理学的隐喻，把经济活动设想为“机器”。于是，均衡、最优化、最大化、控制、调节等范畴概念和分析方法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思维工具。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2016）所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简单表述为：“最优化＋均衡=经济学”。沿着这一方向，并且力图将更复杂的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以体现经济学的“高深”和“精尖”，因而经济学的形式显得越来越“精致”、“优美”，同时却越来越远离复杂现实，失去其本真的研究对象。这导致一个奇特现象：越高深的经济分析似乎越是同真实世界无关，经济学的优美性似乎就是其自身推理逻辑的自洽性。这样，经济学似乎具有了“浅碟”性特征：精致华美的碟盘中盛不了多少实物。高级化的理论和精致的模型并不能很好解释现实，特别是难以预测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突出地体现为：应对“量”的问题，经济学似乎可以信心十足地进行得心应手的分析和判断，而一旦面对“质”的问题，经济学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窘迫。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的“质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社会的“质态”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无论如何精致高级，也难以适应具有新质态的新时代。关键还在于：现在所面对的主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因此，在我们的经济学“碟盘”中，需要放入这个新时代的新质态因素及其导致的新现象和新关系，并能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获得可信结论。
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提出的创新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现在，凡提及创新和企业家，经济学家几乎言必称熊彼特。不过，从熊彼特（1991）的那本著名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的书名就可以看到，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交换价值即货币侧的现象，而使用价值即供给侧的因素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不过，熊彼特在理念上是关注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的，他说：“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思路，熊彼特实际上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现象问题，并将其抽象为经济循环中发生了各种要素“新的组合”现象，而引入新因素“实现新组合”也就是他所定义的企业家“创新”和经济发展质态变化的“动态”过程。当然，熊彼特并没有将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推展到“时代”的质态变化现象。这是今天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研究课题。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将“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区别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质态的概念表达，那么，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质态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经济学能够以什么方法和工具来对其进行观察、研究和判断呢？
同过去40年相比，中国经济的质态变化是显著的：从低收入变为中等收入、从生产力落后的贫穷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增长目标最重要变为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更重要、从全力追求“金山银山”变为更要有“绿水青山”，等等。这样的基本质态变化，将导致发展观的实质性转变：过去的时代精神是“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人们赞美和欢呼工厂烟囱冒出的黑烟如同美丽的“水墨画大牡丹”。而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则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生产活动的重要经济性质确实是交换性的，即大多数人的行为是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收入、利润）作为目的，以此才能获得消费（索取消费品）的权利，因此，消费是权属性的，即人们只能消费属于自己的产品。其实，现实情况比上述理论逻辑要复杂得多。生产不仅仅具有交换性，因而以市场价格调节市场活动，而且生产也需要外部条件（例如基础设施）支持，还会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经济外部性。同时，真实消费（使用价值的享用）也不仅仅是权属性的，即只有拥有产权才能消费，而且存在共享性消费，即不拥有产权也可以消费。只不过在过去时代，非交换性生产活动和非权属性消费（共享）并不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中可以“抽象掉”。而进入新时代，经济质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学性质具有了显著的新特征。所以，今天的生产和消费的社会质态特征和质量要求标准同过去也必然大不相同，因而其理论解释和表述也必须深化和改变。
正因为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者是为向他人提供使用价值而进行劳动，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货币），而交换价值（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使用价值，所以这样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目的与手段的角色反转。虽然这样的机制能够为社会生产注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2016）所说，那是一个交换价值是主人，使用价值是奴隶的机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必会凸显其最终的决定性，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实现本真复兴。根本上说就是“享用”的崛起，是“享用”对于“交换”的“平权运动”（金碚，2018）。在这一意义上，即从经济学的价值论上说，新时代是本真理性渐居主导地位的时代（或本真复兴的时代），必有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以适应和体现时代质态的演变趋势。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质态的变化，发展的质量要求也会改变（提高），高质量发展所涉及的基本因素与以往时代也不尽相同，即发展的政策目标以及各目标的优先次序将有很大改变。基于过去的社会经济质态或发展阶段，当时主要强调“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所定义的商品二重性中，强调了交换价值（索取权），而使用价值（享用性）反而成了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如此理解和进行理论表述的。但进入新时代，继续这样简单地理解市场经济就有失偏颇了。尽管市场经济确实是交换经济，但这一性质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归根到底也是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经济制度，而且市场经济的前一个性质最终是受上述第二个性质决定的（创造使用价值满足真实需要）。正因为上述前一个性质可以成为实现后一个性质最有效的手段，市场经济才是人类发展中最具高效率和最现实可行的经济制度，即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最有效的制度。在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劲主导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上述第二个性质被抑制了。而进入新时代，市场经济的这个最终服从于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根本性质将越来越显著地显现出来。
因此，新发展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成为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对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而且，新时代的这些要求的实现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运行必须是效率和质量导向的，即体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