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升级版“进”向何方？
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所以，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方向，稳健也须有为。在现阶段，中国不发展工业是决没有前途的，问题只是：工业的前进方向是什么？就当前的现实来看，至少，更高素质、更平衡协调、更绿色环保应是工业发展进取方向的基本取向。
（1）所谓“更高素质”，是实现全方位的精致化、信息化和高端化。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十分巨大，而且产业结构也已相当完整，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也已相当高，甚至若干产业中的中国工业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就总体而言，中国工业远没有到达世界领先地位；以综合素质衡量，中国工业化并没有真正到达中后期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专家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的主体部分仍然处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水平。这项研究分析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及演变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如果把中国工业制成品按技术含量低、中、高的次序排列，其国际竞争力大致呈U型分布（参见图-2）；第二，中国的出口优势产品与潜力产品之间的距离比较近，这为出口结构实现平稳转型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第三，机械及运输设备等中高技术制成品将会引领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目前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群体将会出现分化；第四，将来在低技术产品领域挑战中国的领先地位的主要是南欧国家、中东欧转型国家及印度，在中等技术制成品领域中国主要与欧洲大陆发达国家竞争，在高技术制成品领域中国需要追赶和超越的目标主要是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的发达经济体。该研究建议：为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中等技术制成品竞争力不强、产品密度不大的突出问题，客观看待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双重作用，适时优化高技术产业政策组合，把价值链攀升作为政策最优先目标(金碚等，2013b)。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统计上分类为“中技术”的产业实质上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和基础，是决定工业技术素质的关键。如果大部分中等技术制成品不能先于高技术产品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高技术制成品的竞争力状况必将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由于高技术产品生产环节的初始投资并不大，这在本质上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华高技术领域投资的“根植性”较浅，从而使这种“引来的”竞争力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浅层性。因此，要使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可持续的强大竞争力，就要针对化工、机械设备等产品领域的主要问题，采取多种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中等技术制成品整体上缺乏竞争力的格局。
可见，工业之“进”，实质在于全方位的素质提高。无论是技术密集度低还是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都必须提高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人们常常以机械论的观念讨论产业的附加价值，似乎技术密集度低的传统产业就是“低附加值”产业，技术密集度高的所谓高技术产业就是“高附加值”产业。其实，在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绝对区分。真实的情况是：别人不会生产而我会生产的产品，或者别人做得没有我好的产品就是高附加值的，尽管它可能属于传统产业；相反，我会生产而别人也会生产甚至有能力做得比我更好的产品，一定是低附加值的，尽管它可能属于高技术产业。
（2）所谓“更平衡协调”，主要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合理化和均衡性。中国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仍然处于中低端，而且空间分布不平衡。目前，中国工业化推进的空间态势总体上正处于从先发地区向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加速扩散的过程。因势利导，积极有序地推进这一过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空间布局上的主要战略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前沿地区。内陆地区也有一些中心城市和经济区获得较快发展，但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先发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经济明显落后于中心城市。不仅内陆地区的县域经济如此，沿海地区的许多县域经济也明显落后于城市经济。可见，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高地”和“低地”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且，高地和高地之间也有许多经济不发达的“洼地”。这是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中国未来工业化进程最显著的空间特征之一将是向经济腹地快速推进；中心城市经济能量的扩散效应将日渐强于对资源的吸纳效应。
工业化向经济腹地的较快推进直接表现为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加快，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向增长的多极化、均衡化、一体化和内需化转变的趋势和要求。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必须形成更多的增长极，才能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工业化的重心有序地向经济腹地推进，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化；随着产业转移，各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包括省域中心城市与更大范围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跨省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以及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才能实现中国这一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以中心城市开放为主而经济腹地相对封闭的格局，向经济腹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转变，才能真正实现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宏观结构转型目标，奠定内需增长的坚实基础。总之，产业转移正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积极动向。
近年来，由于产业转移加快，一些经济腹地的增长率已经高于沿海中心城市经济，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正在扭转。沿海中心城市同经济腹地在经济版图中的比重也正在出现后者趋向上升的局面。特别是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显著进展，中西部地区正在形成若干较大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资源开发及制造业加速增长，城乡一体化和“两型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建设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大特色。同时，县域经济正在成为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发展空间，所具有的空间优势正在凸显。而且，将工业化与现代农业及服务业的结合，也是县域经济的独特优势。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工业化向经济腹地的推进，并不只是产业的单向迁移，而是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过程。这表现为：第一，不仅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经济腹地转移，而且，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也会向东部地区转移，实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高地。第二，产业转移有助于形成更有效分工和紧密协同的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供应链竞争力，未来的产业竞争将从企业间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第三，产业转移将有力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四，产业转移在更有效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也将促进产业技术创新。产业转移并不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空间平移，更不是原有生产能力的搬迁。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一产业在区域间转移，迁入地企业技术水平通常显著高于迁出地；更多的情况则是，产业转移实际上是产业技术创新过程本身所需要的创新性投资过程，甚至可能产生“颠覆性”技术创新。总之，产业转移有可能成为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并推进工业经济向着地区间平衡和协调的方向发展。
（3）所谓“更绿色环保”，是要使工业生产以及工业品的使用更清洁，更具有环境友好的性质。如前文所说，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本性是将原先对人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产品）；将越来越多人类过去难以到达和生存的地方建设为可便利达到和适宜居住的城镇乡村。所以，绿色环保原本就是工业所要达到的目标。但是，由于受到一定时期内工业技术水平的限制，工业生产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排放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处置的“废物”，并且有害于人。生态环境也因此受到破坏。形象地说，当工业技术水平较低时，人类只得以“肮脏”的行为进行工业生产；而在工业技术提高到较高水平时，人类才能够以“清洁”的行为进行工业生产。所以，工业生产是否“清洁”，是工业技术高低和工业发达与否的关键性标志之一，这就像是否讲卫生，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越是讲究清洁卫生的民族，越能够生产出更精致的工业产品。
实践证明，人类不可能以停滞发展的方式即不发展工业的方式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不可能以无视资源环境约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使更多的地方被改造和建设成人类集中生产和生活的地方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地区的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展开大大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甚至形成对自然的掠夺，也使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虽然有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进行环境管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实现环境绩效提高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结果。但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一国产业所能承受的环境标准提升程度也是有限的，在现实中达到“双赢”并非易事。当前，中国正进入一个权衡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关系尤其困难的时期。其难点就在于平衡资源环境管制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特别是平衡环境保护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的高增长虽然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却也提高了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以能源效率为例，从1986年以来中国工业能源效率不断提升。1986年中国工业万元GDP的能耗为13.72吨标准煤(1986年价格计)，到2000年下降为4.63吨标准煤(仍以1986年价格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有所降低（这与中国新一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有关）；2005年中国工业万元GDP的能耗为4.88吨标准煤(1986年价格计)，降到历史低点；到2010年能源效率又提高到3.84吨标准煤(仍以1986年价格计)。中国工业化实践表明：中国工业本身虽然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但同时也以不断进步的技术和生产效率推动了资源环境利用效率的提高（见图3）。
工业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使用物质资源并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同时还会排放各种有害物质（即废气、废水、废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可能以不发展实体产业的方式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相反，只有更先进强大的工业才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也就是说，只有工业化才可能奠定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要有科学技术的支持、有先进发达在工业，所有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废物”也可以造福人类。工业创造了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但也给环境造成压力，不适当的工业开发可能导致环境破坏，但只有更发达的工业技术才能保护和改善环境。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要提高工业的绿色化程度，并以更发达和更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工业能力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总之，虽然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可能产业不利影响，但从全局的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工业发展可以从根本上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积极作用。所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终止绝不是工业发展，而是必须使中国工业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完成工业化进程。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当前，中国正在形成环境保护越来越强的民意基础。在现实的一定技术条件下，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trade-off）关系：即要发展工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付出环境代价。而且，如果把环境保护投资所形成的环境质量也看作一种“产品”，那么，工业产品和环境质量产品之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环境质量标准会超过其技术和经济能力，阻碍工业发展。所以，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社会往往容忍经济个体低价甚至免费使用环境资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人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当前，社会公众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社会公众，对于物质产品与环境质量的替代关系上已经明显地开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来换取工业成就”，转变为为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保护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多次当地居民反对建设重化工项目和核电项目的****，就是上述转变的突出表现之一。顺应于人民群众的要求，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要“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新修改的**中特别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可见，在中国保护环境的民意已经形成，而且将越来越强烈。这是中国环境保护的有力基础，所以，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改善持有乐观的预期。但同时，具体工业项目的投资建设也可能变得非常具有地方敏感性。即使是产业升级需要并达到了环境评价标准的工业建设项目，也可能受到当地居民的**。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工业发展都遇到过的困难问题，叫做“not in my backyard”，意思是，即使应该搞的建设项目，也“不要建在我家的后院”。
很显然，尽管从具体工业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实施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权衡得失，关照各方利益，实现最大限度的无害化，并公平合理地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必须实现工业技术的创新，以到达高度绿色化的标准，彻底消除环境风险，以获得人民群众对工业生产的环保信任和科学接受。
五、推进改革是实现稳中求进的根本保证
中国工业从亢奋的高增长时期，转向稳中求进的健康持续发展道路，必须依靠相应的体制机制的保障，这已成为基本共识。所以，人们期待着“改革红利”，即以新的体制机制获得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稳中求进不追求一时的爆发，而依靠于“路遥知马力”的耐心。任何完善的体制机制的基本特征必定厌恶“爆发”，支持“耐力”。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改革是生产一种制度公共品（新的体制机制）。这种公共品的“效用”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偏好”，使社会福利（利益）最大化。就文本的论题而言，就是要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稳中求进和可持续发展，因为稳中求进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能够使大众获得最大利益并且符合客观规律因而合理可行的发展道路。尽管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是如果因改革本身的机制缺陷而导致所形成的新制度系统性地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则改革的合理性基础就被动摇了。所以，保证改革机制（即制度公共品的生产过程）能够导向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偏好”，使社会福利（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改革合理性的前提，也是人民支持改革的前提。从这一逻辑中也可以推论：改革也必然受到大众社会心理及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中国尽管似乎已经没有异议地走向了实行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数千年传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普遍社会心理则潜在地和顽强地倾向于集权独断。可以观察到的普遍性事实是：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政府官员是民众“父母”（称为“父母官”），对父母官的要求是“为民做主”，而且一般认为越高级的政府越“聪明”，越“正确”，最高级的中央当然最“英明”。所以，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将重要的事情期待于政府决策，越重要的事情让越高层级的政府决策，直至中央部门和中央领导人。尽管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国家发展了，继续推进改革的经济社会基础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以往相比，今天的改革将在财富存量巨大、财产关系更复杂、公平分配要求更高、民众参与意识更强的条件下推进，但是，普遍性社会心理的转变却显著地滞后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当急于求成的心理充斥于世的时候，急切的要求往往迫使政府承诺其难以实现的目标。
从其基本逻辑看，中国的传统社会心理同计划经济逻辑具有明显的接近性，即依赖政府，听从上级，赞赏“大一统”；横向组织能力弱，纵向约束能力强。所以，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很难改变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市场经济的行为倾向，因此，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瓦解了，但经济资源配置的实际决策权却越来越集中于（各级）政府，而且是趋向于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这一倾向和过程几乎是“人心所向”的和“潜移默化”的。即一旦出现问题，处理方式几乎都是上收管理权或强化行政审批程序，而且往往是要提高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级别（例如，从副部级升格为正部级），增强其权力，以符合“越重要的事情由越高级的政府部门管”这一普遍社会心理。结果就是，各级政府都越来越强烈地干预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同时，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腐败风险也必然越来越大。这正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中国另一个传统社会心理是法治观念薄弱，而更信任贤能政府的“清官”断案。因此，即使是实行市场化的改革，被赋予高度自由裁量权的行政部门，仍然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中枢机制”，具有难以撼动的主导权。即使在显规则上取消了行政主导，也会形成政府干预的潜规则。行政主导往往导致法治弱化，即执行权大于立法权，具体规则（包括潜规则）高于一般性规则，其突出表现是：下位法往往反而高于上位法：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执行文件、自由裁量（“解释”）的实际效力颠倒：宪法是难以执行的；上位法律内容宽泛，处于下位的行政法规主导（连最重要的国家经济行为税收都是行政法规为主导）；而行政部门下发的“红头文件”比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红头文件”，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都不会执行，实际上是行政官员不知道如何执行。“红头文件”中有一类叫“细则”、“办法”或“暂行规定”，本应是对法规或原则性文件的细化，是最下位的法律文件，但实际上效力最强。例如，如果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上位法中取消“审批”，改为“备案”。那么，作为执行细则的“红头文件”中就要解释如何“备案”。于是，在细则中行政部门可以规定有“不予备案”的处置权，这实际上与“不予批准”效力完全相同，等于否定了上位法，没有改革。也就是说，尽管“受理”、“批准”、“备案”的法律性质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具体执行文件则可以使得“不予受理”、“不予批准”或“不予备案”的结果完全相同，即不经行政部门同意就不可以做。
这样，改革的关键就变得不在于制定法规，而在于如何执行；不在于原则，而在于“细则”。这样的体制机制会很容易导致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蜕变，成为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其基本机制不再是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契约，而是行政性纵向关系中的等级决策。显然，这很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连国家最高决策层也感觉难以推进真正有效的市场化改革，无法将资源配置决策权真正回归企业。
由于具有将重要决策权（审批权）向上集中的传统社会心理，因而形成了体制设计的固有思维方式，加之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作用，改革的实际结果反而很可能是加强行政干预的各种权力，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监督权、变通权，甚至还会有什么“准予备案”权、“一票否决”权等等,更不必说不计其数的“给项目”、“给优惠”权。那么，谁来制定具有有效制衡关系的权力制度呢？谁来制约行政权力膨胀呢？
我们看到，30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最彻底的领域是工业，而其他大多数领域的改革均比较滞后。导致这一重要区别的主要原因是：决定工业体制改革方向的不是工业部门自己；而其他领域的改革则均以自己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由，主要由本行政部门主导改革。结果是政府的工业管理部门撤销了，而其他管理部门的权力却强化了，级别升格了，实际掌握的资源更大了，权力膨胀势头难以遏制。
当然，工业改革也有许多不彻底的领域，原因也基本上是由于“自己改自己”，例如盐业、烟业、电力、铁路等领域的改革就是例子。无论是哪个领域，凡是自己改自己，通常总是迟迟不改，或者不彻底改，甚至改偏了方向。尤其是，只要是由行政部门自己主导改革，其结果几乎必然是更倾向于维护和扩大本部门控制资源的职权，至少是要让自己管得更方便，而将麻烦留给别人，极少有例外。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中，政府部门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但许多部门的意愿则是“守土有责”、“寸权必争”。给自己动手术谁都下不了手，分配自己有份儿的蛋糕，总会有意无意地给自己多分些，有“油水”的职权更是难以割舍。管理者总是希望把别人“关进笼子里”服从管理，自己站在笼子外自由裁量。谁又会建立一个将自己关进笼子里的体制呢？
现在，人们对改革既期盼又担心。许多群众甚至已经不太相信现在这样的改革机制真的可以取得公正利民的改革成效，他们非常害怕夹带部门私利和集团垄断利益的改革。对改革前景的担忧实质上是对改革机制的失信，甚至认为“谁改革谁吃亏”。可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改革机制，特别是当改革从确定“大思路”向精细的制度设计推进时，更需要有改革机制本身的制度安排。
改革机制必须避免利益偏向的误导，尤其是必须避免公共权力机构（政府行政部门）在参与改革中发生“利益冲突”现象，即在履行公权时设租牟取（部门甚至个人）私利。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长期实行行政主导的国家管理体制，政府行政系统源远流长，几千年来运行不衰，全世界绝无仅有。社会优秀人才向行政权力部门聚集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也是今天的现实。依赖“父母官”、以行政级别作为社会评价的“一般等价物”更是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行政系统是现实中最庞大、最有效的国家管理资源，中国的强政府体制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进行改革也不可能回避行政管理部门的参与。总之，行政管理系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脱离的“组织资源”。
但是，任何管理部门都会有自己的权力利益，可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也可能被管理者所“俘获”。所以，由行政管理部门主导自己领域的改革，往往难以避免利益偏向的误导，即在公共决策程序中留下获取私利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原则上不应由行政管理部门主导自己领域的改革，通俗地说就是，各部门的改革不应自己改自己。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矛盾：既不能不让行政部门参与改革，又不能让行政部门的权力利益主导改革。当需要突破部门利益格局时，改革往往受阻或偏向。行政部门一定会以种种其他人难以争辩的理由诱导改革方向和规则制定。而且可以要挟说：如果不按他们的意见办，就一定会失控、出事、混乱，或者无法执行。
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思路是，既要让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的干部积极参与改革，发挥他们的高素质、有经验和知实情的优势；又要让他们在参与改革时同部门利益脱钩，即改革机制必须有其避免利益偏向误导干扰的逻辑严密性。总之，改革本身实质上也是一种决策或选择，也需要有有效的机制程序，改革的结果取决于其自身的机制程序。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质公正。所以，当前中国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建立有效的改革机制来推进深化改革的进程，即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应是关于改革机制本身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
就本文所讨论的主体而言，要有效地转向稳中求进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路径，必须使经济体制机制克服过度政府干预、压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以种种歧视性的政策导致无序补贴和不公平竞争等既不利于经济平稳增长，也不利于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为此，工业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应率先实现从以计划经济思维搞市场经济，向以市场经济思维搞市场经济的转变。
市场经济的基本思维是：相信由于经济系统的高度复杂和信息的高度分散，微观经济主体对现实的了解和信息处理效率一定高于政府，政府不可能建立任何一种社会计划机构（决策中心）来确保其有能力充分了解高度分散化的信息，更无法有效处理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微观经济决策，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和居民，即让分散决策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和方式，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决策自主。政府不仅不应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性活动，而且也不应进行过度的经济刺激，更不应对市场的竞争性经济主体（企业）进行不当补贴，以扭曲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单说就是，政府必须充分放权，让市场经济体自主运行。
但是可以预期，政府放权可能不放心。高度依赖政府行政系统管理的社会心理，仍然会顽固地导致政府从放权不放心而再次蜕变为形式上放权，实际上不放手。因而，仍然存在增长不稳和改革不进的隐患。要从体制机制上消除或减弱这样的隐患，就必须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放权不放心，不放手”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基本思维是：相信市场的竞争机制在一套有效的价格体系下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并具有自求平衡的趋势，除非有非中性的货币因素介入或者涉及无法由价格所反映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尽管有缺陷，在一些领域中甚至可能失效，但是，人类尚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可行制度。从这一理念出发，稳中求进的工业发展政策以及支持稳中求进政策的体制机制，就是比试图“短促突击”以求超速增长的政策取向更贴近市场经济的机理。坚持这样的理念，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激发各种积极因素和千千万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有序竞争，实现工业经济健康较快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当然，政府负有把控国家宏观经济态势的责任，也有扭转经济发展严重偏向的职能，问题在于：政府进行经济调控也不可急于求成，企图立竿见影，以为可以将庞大经济体的运行掌控与政府的股掌之中。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从容、稳健、慎重、适度的政府调控才是保证中国经济步入稳中求进道路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可行和可靠的政策保障。
六、结语
中国工业发展和中国工业化进入了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正在从亢奋的高增长转向健康持续发展的路径。在新的时代，何以为“稳”？“进”向何方？是需要深刻思量的问题。按市场经济的思维，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体，其活力来自无数个自主性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行为和不断创新，没有任何社会计划中心有能力有效地进行信息的集中处理以决定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正确选择和行为方式。这样，经济发展只能是一个具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生长”和系统“演进”过程，所以，应避免人为的强力干预而误导其偏离正常轨迹。以此而论，从长期看，稳中求进的工业发展是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可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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